内容摘要：巴洛克文学的民间意识和狂欢精神是通过狂欢化语言和狂欢化人物形象来作为表现载体的，具体体现在：文本通过全民性狂欢节庆的描写，意欲建立一个乌托邦大同世界；借助表层粗鄙放诞的欲望叙事，折射深层的精神需求和宗教关怀；而双重或多重情感态度与价值意义的探索，则展现出巴洛克文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多方观照与体认。
　　关键词：巴洛克文学
　　民间意识狂欢精神格里美尔斯豪森《痴儿西木传》
　　
　　17世纪欧洲的巴洛克文学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新古典主义文学兴起之前的一个过渡性的非主流文学，它曾被部分西方学者视为“不成熟的”和“缺乏美感的”①文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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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木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后，在诸多的灾难、幸运、失宠、偷盗、抢劫、流浪和迷幻旅行中意识到人世间的繁华与纷扰、钻营与落魄通通没有意义。这番诅咒便是对“世界”的弃绝，怀有一种对上帝的大不敬。在宗教教义里，人是没有权力自行弃绝人世的，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而是上帝的，这种对世界和上帝激扬的责难无疑传达了作者宗教自由的思想信息，是冲破宗教禁忌的狂欢化精神的直接表露。
　　3.粗话与脏话
　　粗话与脏话在《西木》文本中比比皆是：
　　狗日的!我们整得那些农民真够厉害的，那些流氓!(78)
　　我们要用上帝的名义成群结队，抢、拿、毙、杀、攻、掳、烧，样样都干!(78)

如果父母的品质能遗传给子女，那么我不得不认为，你的父亲是条干鱼，你的母亲
　　是条鲽鱼【意指蠢人】。WwW.11665.CoM(127)
　　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居然要“用上帝的名义成群结队，抢、拿、毙、杀、攻、掳、烧”!公然蔑视上帝，亵渎宗教!这里一方面自然显示了语言的无限自由和自在的特质，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一种颇含深意的反讽，是一种语词的“扩张和侵略”。
　　
　　二、巴洛克文学的狂欢化形象系列
　　
　　狂欢化语言体现的内容所指即是形象。在一些巴洛克文本中，这些形象涵盖了巴赫金所总结的几种基本类型：
　　1.“小丑式国王”形象
　　民间节日形象中最具有狂欢化精神的是一类“小丑式国王”形象。在狂欢氛围中的加冕与脱冕仪式可以看作是人生、社会的悲喜与苦乐、兴盛与衰颓的操演。在《西木》中，主人公的人生际遇也处在不停的升降沉浮中，一会儿是宠侍，一会儿是跟班；一会儿是风流场中的得意者，一会儿是遭人唾弃的流浪汉；一会儿是丰衣足食的猎兵，一会儿又是忍饥挨饿的游民；一会儿仪表非凡，一会儿丑陋变形；一会儿是命运的宠儿，一会儿是时运的倒霉鬼……总之，是在不断的“加冕”与“脱冕”的仪式中完成人生的悲剧性与喜剧性。
　　2，“肉体收割”形象
　　“肉体收割”形象来自民间节日形象体系。巴赫金认为，民间节日大都有着各种狂欢化殴打场面，挨打者往往作为狂欢节上的牺牲者被献祭，而民间节日上的狂欢节祭品，如公牛等，都要给剁碎和解剖，做成灌肠和馅饼。因此，“肉体收割”形象具有民间狂欢渊源。作品中对肉体的摧残、伤害、切割、辱骂、诅咒、殴打甚至杀戮，与生命重生和世界重建密切关联。在寓言的意义上，毁灭与重建，旧世界与新生活的辩证关系由此得以传达。《西木》中不断出现战争中的屠戮行为，也多次写到殴打场面。在第五章“魔鬼带领西木下地狱，在鹅圈里用西班牙美酒款待他”里，提到了对肉体的极端摧残：“他们用一张床单把我裹上，一阵毒打，几乎打烂了我的五脏六腑，连灵魂也几乎出了窍，我终于失去了知觉，晕了过去，像死人那样躺在那儿”(114)。
　　格里美尔斯豪森并不干预生活，只是将这种人性的本相揭示出来，似乎根本没有必要进行任何清醒的反思或伤感的回味。因此，文本中对灾难性的屠戮的描写是很少带有明显的道德感，抑或是极力隐藏了直接的价值判断。
　　3.筵席舞会形象
　　狂欢形象还包括酒宴和舞会中的怪诞形象。对筵席上的吃、喝、吸纳、呕吐等的直观描写，对饮食男女的穷形尽相，尽管并不具有拉伯雷以吃喝隐喻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解放与自由的意味，但无疑让我们看到原生态的动物般的吃喝样态：
　　我目睹这些宾客的盛宴，其声像猪，其饮如牛，其状像驴，到最后呕吐起来就像癞皮
　　狗。他们用圆桶般的杯子往肚子里灌下那霍赫哈埃姆、巴赫拉赫和克林根贝尔格产的
　　名酒，这些酒也就立即在他们的头脑里施展出自己的威力。……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些
　　人泪如泉涌，冷汗直冒，然而照旧狂饮不止。到最后他们又打鼓，又吹哨，又拉琴，把东
　　西四处乱扔，闹得沸沸扬扬，无疑是酒在向他们的肠胃发起了攻势。(90)
　　在这里，人们是放松、自由、任情任性的，没有任何顾忌和避讳，没有贵族阶层的饮食礼仪，更没有温雅节制的社交性礼貌文明语的插入。飨宴降格为动物般单纯的吃喝行为，而这也正是使单纯无知的痴儿西木深表担心、不解和厌恶的地方。
　　此类形象还涉及到舞会形象的塑造。格里美尔斯豪森运用陌生化的手段来展示舞会的滑稽和无聊：
　　在里面的大厅里，我看到许多男人、女人和单身汉，东一群，西一堆地在互相飞快地
　　旋转着a他们发出细碎的步履声和叫喊声，我还以为他们全都发疯了。……唉，我觉得
　　这一片景象是如此残暴，如此可怕，如此恐怖，致使我毛骨悚然，只能认定是他们丧失了
　　理智。……或许是地狱里的妖魔在驱赶着他们如此癫狂地奔跑和装出猴子般的丑态，
　　以嘲弄整个人类吧!……当我的主人走进门廊并向大厅走去时，这种疯狂正好停止，但
　　是他们点点头、拱拱腰或者用脚在地上擦一擦，拖一拖，似乎要把他们在疯狂之时踩出
　　来的足迹重新抹掉。(96)
　　懵懂的西木以有限的智力看到舞会旋转中的“疯狂”、“恐怖”、“残暴”，以及“猴子般的丑态”，这是对庆典的滑稽模仿与嘲弄。一般而言，舞会是社交的“广场”，集优雅、情致、欣悦和美妙旋律于一体。然而在西木眼中，舞会却只不过是不明所以的“猴子的丑态”。这种颠覆性观点取得了令人忍俊不禁的“笑果”，进而实现了狂欢化世界感受的自由。
　　4.怪诞人体形象
　　《西木》封面上的怪人形象令人迷惑不解：上半身半男半女，头上长角，身上有翅，身后拖着一条海豚般的尾巴。双脚甚是怪异：一为鸭蹼，一为牛脚。怪人作陶醉状，自得其乐地看着一本书。整个儿一个“人形兽”或“兽形人”。书的封面集中了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武器、动物，如酒杯、鞭炮、皇冠、利剑、碉楼、大炮、鱼，还有各种小昆虫。怪人脚下还踩着各种各样的假面具。西木本人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不合日常生活原则的怪物”、小丑和傻瓜。他的全名是“德意志的富有冒险生涯的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名字本身就有象征意味。隐士为西木取的这个名字是“单纯无知”之意，但是西木却在小丑、傻瓜和冒险家的身份背后显示出与角色相悖的知性光芒，赋予这一角色以张力。
　　
　　三、从狂欢化语言及形象看巴洛克文学的狂欢精神实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木》等作品中狂欢化语言的使用和狂欢化形象的塑造，突破了官方语言的禁忌和束缚，体现着民间话语的自由放任和杂语特征。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纷繁复杂的原生态生活和多重价值观念的交锋和杂陈，体悟到民间自由舒放、自然野性的语言的活力生机以及欲望宣泄式的快乐。这种狂欢精神具体体现在：
　　1.全民性的狂欢与乌托邦理想世界的构建
　　狂欢自然涉及到民间节日庆典以及其他一些群体活动。也只有在全民性的狂欢中才会真正实现个体所寻求的自由与平等。《痴儿西木传》中这样的群体活动比比皆是。最有意味的是格里美尔斯豪森描绘的德国民间传说中布罗肯峰上的妖魔聚会。西木梦见自己骑到一条板凳上，连人带凳子倏地飞出窗外，看到了奇特的舞蹈。最里面一圈七、八个人，里里外外很多圆圈，最外面的一圈超过二百人。

　他们的脑袋像小丑一般地乱摇乱晃，显得那样怪诞可憎。……他们当中有几个人
　　用蝮蛇、蝰蛇和蜥蜴代替笛子、横笛和长箫，快乐地吹着曲子。有几个人在猫的屁股上
　　吹奏，在它们的尾巴上弹拨，那声音如同风笛一般。另外一些人在马头上拉奏，就好像
　　拉着动听的小提琴，再有一些人把屠宰场上的牛骨骼当作竖琴，……魔鬼们用鼻子吹着
　　喇叭，声音在整片树林里回荡；当这场舞蹈快要结束时，所有这些地狱里的喽哆们开始
　　呼天抢地地狂吼怒号起来，一个个都像发了疯似的。(151)
　　这里无疑打破了双重界限：人与动物的界限，人与魔鬼的界限，实现了人、兽、鬼的和谐舞蹈，展现了一个大同世界的幻景。西木甚至觉得音乐、舞蹈和歌唱，还有在他听来是他们各自按自己的舞蹈所配的曲子，都“具有一种奇妙的谐音。”为了证明这妖魔聚会的真实性，

作品还为西木找出了多个民间的例证，有丹麦皇帝借助日尔曼神俄底的精灵飞跃重洋回到自己的王国；有波西米亚的妇女让她们的情人骑着山羊来和她们幽会；有16世纪那不勒斯法学家基尔仑多斯和他的老婆一起参加妖魔聚会的情景；还有浮士德博士的飞翔技能，薄迦丘《十日谈》中的富绅隆巴底的梦中飞行……(152)这些民间喜庆节日和奇特传说传达了一种纵情恣肆的享乐和欢快气氛，一种充满神奇想象和超越现实的快感，共同营建了一种迥异于现实晦暗世界和官方教条世界的新的世界图景，带来全民欢聚一堂的轻松感、解放感，和自由、平等的意识，生活进而涌现了斑斓的色彩和激情的节奏。
　　2.形而下之欲望叙事与形而上之哲学美学追求
　　其实，赌咒与骂人话，脏话与粗话，“肉体收割”与怪诞筵席舞会形象的实质就是走向形而下，然而又以形而下喻指形而上的思索与追求。《西木》第31章“西木初试本领，却挨了一顿狠揍”和第34章“西木参加了一个舞会，在那儿又一次惹下了大祸”中涉及到西木的臭屁和大便的描写，就是“别有用心”的。西木因为在宴会上口念“放屁放屁放屁”的咒语、旁若无人地打屁和在舞会上大便失禁，被人狠狠地揍了两顿。这里的形而下描写涉及到恶人的教唆、舞会的怪诞、宾客的俗相、残暴的殴打以及自我嘲弄。对西木的臭屁、大便的直接描写是环绕着对瑞典司令官、书记官、各色宾客的反响来展开，书记官的奸诈险恶、仆人们的为虎作伥、各色宾客的空虚无聊，都在这些中心事件的边沿发展着、蔓延着、暴露着，因而从情节结构上看，也是揭示人性乖戾和反常的有效安排与合理铺陈。
　　因为一个臭屁而被殴打的情节不能不说是虚构加玩笑，而惹人嫌恶和遭遇殴打后依然是“添酒回灯重开宴”，以一种民间特有的喜庆气氛重回现实人生，便是一种狂欢式“肉体收割”程式的演化。因此，对滑稽、粗俗等“丑”的审美态度决定了认知的拓展与深化，对粗俗的人类行为的描写就获得了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意味。
　　另一个典范的例证就是《西木》中贵族小姐的肖像画了。作者将贵族小姐黄黄的头发比作“小孩子的粪便”，“头路又白又直”却好像“用猪毛刷子在上面刷过一般”。在这里，语言的狂欢性质显示出张力语言的两极：夸她头发卷“漂亮”，却用“空心的笛子”、“蜡烛”以及“烤肠”来比喻；赞她额头“光滑”，竞用“屁股”、“死人面孔”来比较；夸她手和手指“灵活”、“纤细”、“修长”、“柔软”、“灵巧”，却讥嘲恰好适合“偷窃”；赞美她身体“纤巧”、“苗条”、“优美”，却把苗条归于就像“拉了整整八个星期的肚子似的”。显而易见，先是明白无误的赞美语、吹嘘语，紧接着就是调侃嘲弄、粗鄙放诞、讽刺挖苦的颠覆语言。实质是明褒实贬。更有意思的是，相貌描写中充斥着食欲、色欲和人性其他方面的贪欲，不雅不洁的语词一再出现。
　　此类欲望叙事语言具有放诞粗鄙、谐谲双关的特点，又因为使用了矛盾修辞等技巧而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谚语、双关语、矛盾修辞、反语、插科打诨、讽刺手段的运用，使得作品的语言具有了轻松幽默色彩和戏谑玩笑的成分。特别是矛盾修辞技法，褒贬相依、抑扬互换，是一种动态冲突中的拆解与融合——突破了等级、价值两极之间的界限，一面建构一面解构，反之亦然。在打破与重建的边沿游走滑动，构成了话语张力世界的两极。
　　综上，这种欲望叙事的狂欢化语言具有三重功效：
　　其一，展开民间最富有生命力和原始气息的欲望叙事，目的是从17世纪的专制制度束缚、宗教束缚和典雅语言束缚中得到解放和实现超越。文中还有大量的性描写，人体下部、宇宙下部(地狱和魔界)的描写，以及大量的饮酒醉酒场景、死人形象甚至大便描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生活原生态，令读者在惊讶之余不由涌起难受之感、紧张之感甚至厌弃之感，然而这些感觉又终于被其谐谑调笑的语言化解和稀释。
　　其二，欲望叙事遮蔽的是对官方、专制、宗教、雅文学等的拆解与反动，仿佛一把天然的保护伞，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既可以躲避官方的检查与责难，又随心所欲、逞情尽兴地宣泄了自己的不满、厌弃、嗜好与幻想。
　　其三，作品既贴紧了现实也贴近了民间，以其放诞粗俗、双关和矛盾修辞而具有底层民众的气息和力度，从而颠覆了巴洛克时期文学语言的精致典雅原则。这种标新立异也正是巴洛克文学的美学追求之一。
　　3.双重或多重情感态度与价值标准的冲突与融合
　　其实，巴赫金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现是他从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中考证出对后世欧洲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的三类人物：骗子、傻瓜和小丑，并把这作为打破人与人一切关系之成规的一个窗口，认为“这些人物进入小说后，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文学与民主广场之间的联系”。他肯定了此类形象的张力性质，预言“可能还寓意着另一种生命的存在”。@
　　我们检视欧洲17世纪的文学作品，发现这类骗子、傻瓜和小丑形象经常出现，比如，西木、克拉林(《人生如梦》)、“流动戏班子”中插科打诨的丑角、意大利式即兴喜剧中的滑稽人物等。作者无疑把文学描摹的对象放在了开阔民主的场地，不仅切人共时态的人类生活，也体现历时态中类型化人物形象的再生和变异。而形象自身具有的“脱节”感，正是源于对人类本质的认知与体悟。人物外在形象的陌生化描写，使得人物的滑稽外观得以夸张呈现(如西木的半人半魔肖像)，而内在的多重可能性则在故事中缓慢地被挖掘、被释放并最终被圈定：单纯无知——隐匿智慧(扮作小丑)——追求享乐——灵魂归隐，完成作家关于成长的主题构想，完成“原罪”与“救赎”的神学思想探索，等等。詹丽特-伯奇(ilanetbertseh)认为：格里美尔斯豪森表现了一种不同于其他作者的“原罪”与“救赎”观念，而这影响了有关西木的不断变化的体验和生活故事的结构(be~sch 52)。也就是说，西木生活的变迁和沉浮，实际上与作家对宗教意识的探索紧密相关，而并非任意地罗列怪诞情节和虚构故事。作者让西木在历经世事艰辛后对宗教发表了一番见解：“归根结底，在我所涉猎到的艺术和科学中，我觉得没有比神学更好的学问了，如果人们借助于它去热爱上帝、侍奉上帝的话”(452)。
　　当然，如果上升到人物形象塑造的美学思想层面，或许可以对这类狂欢化人物及其语言的存在作出更理性的诠释。单就语言和人物在文本中的某次呈现或数次呈现来看，读者似乎会感到一种人物与环境、人物与语言的割裂感。我们会因为西木突发的机智与狡黠、偶然的残暴与堕落而无所适从，觉得他的性格一如水银总在不断地随着盛放的容器的变化而变化，他是不定形的，断裂的，贯穿无道德的道德感(因为他犯错后会忏悔)，无宗教的宗教意识(既不信奉天主教也不信奉新教)，具有未定型感、未完成性。巴洛克文学艺术的审美标准正好契合了这种狂欢的本质。
　　巴洛克的目的不是要再现完美的状态，而是暗示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和趋于圆满的
　　运动。……巴洛克艺术大胆地将和谐转变为不和谐。……这种手法的美学魅力在于对
　　不和谐的分解。越往上(指宗教建筑或绘画升向空中的趋向)不和谐的因素就越微弱，
　　进而使得所有关系都和谐融洽。(沃尔夫林65—66)
　　巴洛克文学也就是要在文本中打破文艺复兴中提倡的完整、和谐、均衡的美学范式。我们看到了巴洛克文本中的确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龃龉。这种狂欢化叙事显示出了官能享乐／宗教诉求，怪诞人体／睿智谈吐，懵懂人生／哲理观照之间的极端不和谐，总是让人感到一种紧张、压迫和惊异。但是最后还是获得一种和谐，这应该也是巴洛克文学艺术的张力之呈现吧。阿瑟·许布施尔就指出“巴罗克是互相对立的生活感受”，爱弥尔·爱尔马丁格也把巴洛克说成是“禁欲与俗念、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冲突”；西查尔茨则致力于探究巴洛克文学中“古典形式与基督教精神和情感之间的张力”(转引自韦勒克102)。由此看来，巴洛克文学艺术的张力特质在某些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着一种狂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