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德拉布尔的《象牙门》是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东南亚的痛苦细察，它说明作家如何在多元而破碎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关注道德的虚构世界，人物如何在一个没有统一的准则和规范的社会中实行道德抉择，并回到道德生活的真实。在《象牙门》中，德拉布尔以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英国知识分子为焦点，首次探讨了英国以外的东方世界，体现出强烈的当下意识。德拉布尔在题材上拓展疆域，目的是为了更全面更精确地把脉时代的症状，揭示席卷东西方世界的强烈的碎片意识和不确定感，极力描绘人的各种努力所具有的道德维度。
　　关键词：德拉布尔《象牙门》道德要义
　　当代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1939一)在她的创作初期就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与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渊源关系。“我不愿写一部给五十年以后的人们阅读的实验小说，他们会说，啊，好，是的，她预见到会发生什么，”德拉布尔于1967年宣称，“我对此毫无兴趣。我宁愿处于我所敬佩的日渐式微的传统的末端，也不要站在一个令我痛惜的传统的前沿”(show~ter 304—305)。与此同时，她“对现代主义的实验技巧和主观表达手法持否定态度”(knutsen 579)，认为现代主义过于强调个体直觉，有损文学作品的道德关怀。评论界也充分肯定德拉布尔早中期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及强烈的道德意识。比如，肖瓦尔特称德拉布尔是“所有当代英国女性小说家中最狂热的传统主义者”(showalter 304)。又如，加拿大学者斯多弗的专著《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象征主义道德家》通过仔细研读德拉布尔的前十部小说，提出，德拉布尔首先是“一位探索不断变化中的价值的道德家”，而后是“一位运用象征来表达道德主题的艺术家”(stovel 3)。Www.11665.CoM
　　然而，在完成了“光辉灿烂”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说《象牙门》之后，德拉布尔则坦诚创作既要从传统中汲取滋养，也要有创新，并承认从莱辛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国内外评论界也逐渐注意到德拉布尔创作中的非现实主义因素。如美国的鲁宾斯坦于1994年撰文谈到德拉布尔中后期作品中叙述手法上的后现代转向现象。挪威的克努特森于1996年指出小说《象牙门》涉及“消解的主体”、“合法化危机”等后现代问题。@我国学者张中载于1997年撰文研究小说《瀑布》中的实验手法。德拉布尔的创作风格还被戴维·洛奇戏称为“后现实主义”(转引自高继海512)。
　　那么，德拉布尔究竟是如何在传统和创新之间保持平衡的呢?她又是否在创新的同时坚持文学的道德关怀呢?本文试图通过解读《象牙门》，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笔者认为小说《象牙门》是德拉布尔坚守她个人创作特色基础上的一个突破，生动地诠释了作家既秉承伟大文学传统的要义，又勇于直面现实的胆魄和魅力。
　　德拉布尔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当下意识的小说家，她的作品总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同时，正是出于对当下变动不居的社会的深切关注，德拉布尔在小说中总是力图反映新的现实状况，探索新的人类经验，探讨新的问题。评论家菲利斯·罗斯在《纽约时报书评副刊》称德拉布尔为“当代英国的编年史家”，并认为“她对20世纪晚期伦敦的描写，就如狄更斯对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描写、巴尔扎克对巴黎的描写一样”(转引自蒋承勇499)。美国女作家欧茨指出，德拉布尔代表了当代英国文化的基调，并为美国没有这样一位能反映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和混乱状态的作家而感慨(qtd in stovel 2)。由此可见，“当下性”是贯穿德拉布尔小说的主要命脉，《象牙门》毫无疑问承袭了作家创作的这一主要特征。
　　德拉布尔早期的作品带有浓烈的“私人小说”的色彩，“主要致力于对女性理想生活道路的探寻”；中期的作品则逐渐转化为“社会小说”，更多地关注“英国的社会时弊和现代人的精神危机”(高继海510)。《象牙门》的焦点则是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英国知识分子，并首次探讨了英国以外的东方世界。作家以成熟的艺术风格对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观照和剖析，从而使小说“具有丰富的生活内容和百科全书般的视野”(瞿世镜等310)。
　　“光辉灿烂”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光辉灿烂的道路》从1979年的新年之夜开始叙述，记叙了曾为剑桥同窗好友的三位妇女莉兹·海德兰(liz headleand)、埃斯特·布鲁尔(estherbreuer)和艾丽克斯·鲍温(alix bowen)的生活状况。在第三部《象牙门》的结尾处，时间已经是八年半之后了。这样，通过三位妇女以及她们的家庭、朋友和熟人，三部曲就记录了80年代英国的实况。在英国历史上，自从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整个80年代是英国保守主义当道的年代。保守党对内裁减政府机构，削减个人所得税，限制工会活动，削减教育经费，把大学推向市场；对外则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延缓欧洲一体化进程，主张对前苏联采取强硬态度。《象牙门》里塑造的大量人物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一系列社会事件。
　　然而，在一如既往地关注英国社会的同时，《象牙门》把视线投向更远的东南亚。小说主人公史蒂文·柯克斯(stephen cox)是伦敦一位获得过布克奖的小说家，他深受康拉德的影响，决心写一部有关东方的纪实体小说。他因此离开英国，深入到柬埔寨和老挝边境的难民营地去采访，最后又冒着生命危险闯入红色高棉的领土。由此，小说的笔墨便延伸至柬埔寨、老挝、泰国等东南亚诸国。小说的第三人称叙述者更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讲述了形形色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
　　英国的保守党大刀阔斧地推行右翼经济和社会政策。货币主义虽然缓和了通货膨胀，但同时也支配了经济和政治运作，并一时成了时代的文化主旋律。整个80年代“漫弥在一片金钱迷思之中。……货币主义顿时成了医治社会疾病的万灵药，……在新形势下，财经尺度已不限用于经济领域，而已扩张到文化、艺术领域，大有代替其他评价准则、成为这些精神事物的衡量标准的势头”(阮炜191)。德拉布尔巧妙地通过塑造一个深受西方物质文化影响的东方人，提出了对20世纪80年代的道德控诉。

　与此同时，英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断受到后现代话语的冲击和多元文化的挑战，陷入思想混乱。正如小说中艾丽克斯·鲍温所说：“我们历经了哥白尼，我们历经了加利略，我们历经了达尔文，我们幸存于爱因斯坦、上帝之死、家庭之死和小说之死，而现在我们除了笑还能干什么呢”(440-41)。⑦叙述者在哀叹“资本主义和竞争机制胜利了，而宗教则枯槁萎缩。在西方，自我牺牲、兄弟友爱、同情、社群都不再有立足之地”(124)之余，更是尖锐地指出现代人侵入骨髓的冷漠：“如今死讯传得飞速。早餐时，就着土司和咖啡我们能吞下成千，晚间新闻时又有上万”(4)。
　　小说还探讨了意识形态上的空想。乌托邦之梦在《象牙门》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出现。史蒂文想知道社会主义梦想哪里出了问题，他怀疑听到的和读到的东西，决定亲自前往柬埔寨去寻求真相。但是当“红色高棉”把梦想付诸实施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一百万 人、两百万人死了。尸体、骸骨、屠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一个受过法国巴黎大学教育的人怎么能使这个平静、遥远的小农民族变得如此疯狂”(369)。史蒂文自己也加入了统计柬埔寨死亡人数的数字，他在丛林中因受感染发高烧而死。
　　德拉布尔的创作总是致力于挖掘各种各样现实的问题。就如她所说，小说家的作用就是“探索新的领域，扩展对世界的认识，并阐明自己的理解”(poland 264)。这与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不谋而合。威廉斯在探讨小说存在的意义时说：“小说比任何有关人类经验的记载都更深刻、更早地捕捉到了一种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社群、人的本质以及可知的人际关系所引起的问题的认识”(转引自殷企平等261)。德拉布尔在《象牙门》中既摘下了后现代世界观的面具，同时又含蓄地揭开了幻想的面具。小说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可知的与不可知的之间形成张力。德拉布尔在题材上拓展疆域，目的是为了开拓视野，更全面更精确地把脉时代的症状。
　　在新的视野下，折射出来的社会症状自然是不同于以往的。在批判地审视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德拉布尔精确地症断出时代的病状，揭示出席卷东西方世界的强烈的碎片意识和不确定感。
　　《象牙门》里世界是碎片化的，用德拉布尔的话说，一切都是“破裂的”。西方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崇尚统一的自我，相信理性是区分人类和动物的特质，相信自我是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完整的实体，能够触及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能够被真实地感知。而到了20世纪后期，人的自我意识消退了，陌生化和破碎感严重地威胁着统一完整的自我。在《象牙门》中，德拉布尔通过史蒂文直接表达了此种感受：“性、政治、过去、自我。我不能把这一切串在一起。我已完全裂成碎片。……在我身上，裂缝是如此之大。我几乎不是同种人类原料做的。……我没有延续性。没有胶水。没有糨糊。我没有内聚性。我没有任何意义。我是真空。我是碎片。我是零星碎片”(105)。这些高度感性化与极具象征性的语词真实地传达出人物内在的心灵感受。每一个语词都映射出人物内在的焦灼、犹疑与挣扎。这是典型的后现代症状。
　　配合人物内在的破碎感，小说的文本还不时出现破碎的人体意象，如砍掉的脑袋，残肢瘸腿，骷髅头等等，并贯穿于故事的主要情节。在小说的开端，居住在伦敦的莉兹就收到一份匿名邮件，里面装着史蒂文的残稿和两截手指骨。莉兹由此回想起从前解剖课学的内容，小说的开篇也由此充斥着桡骨、尺骨、腕骨、掌骨、指骨等一大堆专业的人体名词(4)。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砍掉的头”在作品中的反复出现。莉兹在柬埔寨生病时，恍惚中梦见史蒂文的头被砍下来放在大浅盘上，她甚至梦见自己被斩首处死。史蒂文与他在东南亚碰到的西方人也曾随意地谈起原始的文化，包括砍下敌人的头并将其保存下来作为战利品的风俗以及斩首仪式(119)。砍掉的头更多的为腐烂的骷髅头，“成堆的骷髅头，憔悴的行尸走肉，我们这个时代的形象”(164)。史蒂文反复梦见有个人把骷髅头装在小黑包里，而且这个骷髅头只是成千上百万之一个(360)。艾库夫人不断地梦见“铁锹重击骷髅头的声响。好象世界上不再有其它的声音。那声音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涔涔冷汗中，在梦中，她强迫自己醒来”(79)。
　　与小说所刻画的碎片化世界相呼应的是碎片化的叙事形式。首先，小说的叙述时断时续。小说的主体沿着两条平行的线索发展：一条是以时间顺序记叙莉兹在收到匿名邮件后如何揣测、打听直到亲自前往东南亚寻找失踪的史蒂文；另一条线索是以回闪、穿插的方式记录史蒂文在东南亚的历险，从而打破了叙事结构的完整性。其次，小说的叙述层次非常复杂，叙述焦点快速转换。为了寻找一年以来一直杳无音讯的史蒂文，小说中的人物悉数登场。他们彼此衔接，交相呼应，像蜘蛛结网一般组成越来越繁密复杂的网络关系。书中每一段叙述采用一个人物的视点，视点不断地转换，产生一种令人眩晕的效果。再者，小说中有浓重的元小说痕迹。比如小说的叙述者不时闯入，对文本进行评价，并自觉地对形式和内容进行反思：“也许对于这个主题来说，应该采用最具分离性的、最破裂的、最令人不安的、最不能胜任的形式。一种让人一点都不舒服或不平静的形式”(138)。此外，小说混合各种文体，产生了大杂烩的效果。史蒂文书写的无组织的注解和不完整的片段都分别独立构成小节，穿插在主体情节中，如“新婚的妓院”(63-4)、“红色道路”(121-22)、“患麻风病的国王”(305)、“发热医院”(397-98)等。叙述者更是新闻报导式地概括80年代发生的各类事件。在作者技术性的写作中，传统或新潮的文体都成为碎片，互相发生，又互相消解，共通构成了文本的华丽外观。破碎的形式贴切地反映了破碎的人物、破碎的生活、破碎的世界。
　　《象牙门》揭示的另一个社会症状是信仰的缺失，终极意义的不确定。德拉布尔借用典故，思考真实与虚构的辨证关系，进一步说明碎片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局部，即使碎片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斯多弗在《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象征主义道德家》一书中曾有极具启发意义的评论。她说：“德拉布尔的每一部小说都围绕一个主要的象征，通过巧妙的意象形式指示了作品的关键主题。每一次，德拉布尔都选择中心象征作为小说的题目”(stovel 16)。我们不妨照此来解读《象牙门》。

书名《象牙门》隐含双重意义。首先，它直指《奥德赛》。小说的前言是《奥德赛》中的一段文字，介绍了主要象征“象牙门”以及与之关联的“兽角门”。皮涅罗佩对站在她面前的陌生人说，梦境并不一定是事实真相的预兆，通过象牙门来到我们身边的梦，是虚幻的，只有通过兽角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梦，会告诉我们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再者，“兽角门”同时也影射哈里·莱文经典的现实主义专著《兽角门：五位法国现实主义者研究》。莱文在书中追溯了两扇门的古老历史，并推断随着浪漫主义的衰退，“象牙门”正慢慢闭合起来；现实主义的降临使得“兽角门”越开越大(qtd in knutsen 584)。双重互文反映了德拉布尔对文学的现实性质以及真实与虚构的辨证关系的深刻思考。在传统意义上，“象牙门”和“兽角门”具有二元中心对立特征。到了20世纪后期，这类关系成了后现代思想拥护者致力于颠覆的对象。德拉布尔则传神地描绘出这一图景：在两扇门的交叉路口险象环生，身处其间的人们迷茫而不知所措。“真假在这后殖民、后现代、后工业时代已无法辨别，在碎片化的信息蜂拥迩来的时代，我们不能区分两扇门”(greene 217)。似乎两扇门都象征着梦幻，没有所谓的真实，一切都是德里达式的非确定的编织，话语这个织品被拆了又织，织了又拆。在后现代话语和思想冲击下，人们失去了识别差异的能力。
　　德拉布尔在《象牙门》中通过考察人物的名字和社会角色，揭示出去中心后的不确定现象。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不止一个名字：史蒂文喜欢用笔名写书。他的文学代理海蒂·奥斯本(hattie osborne)则喜欢使用这个艺名，而不是原名凯瑟琳(kathleen)，理由是原名会

让她想起不快乐的童年。普提小姐是泰国的第一美女，却喜欢朋友们叫她0，一个具有强烈互文性并暗含色情意味的名字。两度离婚的莉兹则交替使用三个姓氏：娘家姓“埃布尔怀特”(ablewhite)、第一任丈夫的姓“林托特”(lintot)和第二任丈夫的姓“海德兰”(headle—and)。为探明史蒂文的下落，莉兹还在护照上使用了柯克斯这个姓。此外，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也玩起了换名的游戏：“波尔布特原名叫沙洛沙。他有其他的化名，87个化名。有人说87就是化名之一。在巴黎，他的名字写作‘原始高棉’。世人叫他波尔布特，押头韵，很好记。最后世界记住了这个名字。他的目的达到了。他被载入史册。战争的名字，笔名，胜利的名字”(130—31)。同时，许多柬埔寨难民与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改变身份和角色。失踪的难民麦彻梦想学习医学，但为逃避“红色高棉”的愤怒而假装烟草商；他还劝告曾在巴黎受过教育的母亲假扮成面摊主。“各个世界不时地重叠着、交叉着。史蒂文·柯克斯遇到了一位柬埔寨难民，他扮演着美国有关柬埔寨难民的半虚构性质的文献中所描述的柬埔寨难民的角色。‘象牙门’，‘兽角门’。这个幻影世界”(103)。这些身份和角色的改变让人感到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找不到意义的所在。
　　最后，作品体裁的模糊性进一步加强了作品所表达的不确定性。德拉布尔自觉地对体裁作出怀疑，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部小说——如果它是的话”(3)。此外，德拉布尔还在小说结尾附上两页有关柬埔寨和越南的参考文献(463—64)。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首先德拉布尔用这种方式来承认她的创作来源。可以推断，对于并不熟悉的东南亚，德拉布尔是在参考了20多部关于越南战争和东南亚局势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才着手写作的。其次，附录突显出小说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历史性与文本性之间的张力。
　　弗兰科·克莫德(frank kermode)在《终极的意义》中指出，无论从生理的角度，还是从心理的角度，人类都有“一种按照模式而生活的永久性需求”(转引自殷企平等231)。在80年代的英国，经济和家庭的结构极大转变；世界体系中过往超级大国的位置不再确定；政治集团间的分歧日益加大；有关平等、社会立法、或公平等要求不再有统一的意见。宇宙观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去中心了，不稳定了。那么，在象牙门和兽角门的交叉路口，德拉布尔是否依然坚持她的道德追求呢?在题材和形式上的传承和突破的背后又传达出作家什么样的理想呢?面对碎片化和不确定性，作家为我们提供了何种可能性呢?
　　纵观德拉布尔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我们可以发现她一直重视文学的道德要义，并且将她的道德理想自觉地融入到她的创作实践中。德拉布尔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师从f，r，利维斯，并深受“利维斯主义”影响。斯多弗就曾明确指出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提出的“道德严肃性”对德拉布尔起到深刻的影响(stovel 7)。德拉布尔于1980年至1985年花了五年时间主持《牛津英国文学词典》的修订，之后才开始创作“光辉灿烂”三部曲。词典的利维斯条目下，这样写到：“利维斯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往的文学地图，并为将来提供了新的图景；但是可能他的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他评价了各个作家，而是为英语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严肃性”(drabble 557-58)。2000年在接受《俄克拉何马评论》的采访时，德拉布尔依然说：“我常想起利维斯说过的一些话。其中我想得很多的是他所说的：艺术作品应该颁布其道德意义。当我发现自己在阐明或讲述某件事情的意义时，我常会想到它，我会想：‘不。我应该设计一个传载思想的事件或主题或一个故事线索，而不是直接告诉人们我的意思’(159)。笔者认为，《象牙门》是德拉布尔直面社会现实的成果，它说明作家如何在多元而破碎的后现代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关注道德的虚构世界，人物如何在一个没有统一的准则和规范的社会中实行道德抉择，并回到道德生活的真实。
　　首先，如前文所说，德拉布尔具有强烈的当下意识和自觉的问题意识。这就充分体现出作家对生活的崇敬态度和对道德价值的敏感性。
　　其次，从表面上看，《象牙门》描述了80年代思想体系和道德价值的崩溃，小说人物也没有在一系列的立场中达成一致的观点。但是，在众声喧哗中，德拉布尔的人物都选择了他们的立场，并依照他们的选择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对各自的抉择负责。史蒂文是一位沉湎于意识形态之梦的梦幻者，他“寻求一片土地，在那儿水往山上倒流”，他“寻求简单纯朴”(105)，天真地相信世界上的财富和资源可以被平均地分配给所有的民族。一方面，德拉布尔借用叙述者之口在文中质疑了这种乌托邦理想的欺骗性和不可实现性，“但是事实是他们好象都被误导了。他们执行的是错误的前提。因为事实说明并没有超级助熔剂。人的贪-婪无至尽。这是八十年代的教训”(124 25)。但在另一方面，德拉布尔仍然让主人公心甘情愿地选择了他的理想，并象英雄一样受到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尊敬和思念。德拉布尔并没有作出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她更关注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的一种悬置和结构。小说反复强调史蒂文是位“穿白色西装的英国绅士”，这似乎暗示出乌托邦理想依然是当今世界社会良知不可磨灭的成分，道德关怀在崩溃中留存下来。也许我们会质疑人物的立场和价值观，认为他们的行动动机缺乏说服力，或并不可靠。但我们必须承认，选择是必要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并不等于不需要准则。
　　此外，德拉布尔认为努力的过程值得崇敬，我们不能只从记忆或想象中去寻找意义，而是要去亲身体验。在小说结尾，当莉兹前往柬埔寨探明了史蒂文确实已经死亡的事实后回到英国，史蒂文的亲朋好友都聚集在一起为他举行一个死者缺席的葬礼。葬礼上没有丝毫悲痛的气氛，与其说是葬礼，倒更象是一个“达洛威夫人”式的聚会，以至于让前来主持仪式的牧师疑惑不解。在《象牙门》中，史蒂文的生死一直困扰着大家，每个人都由此联系自己，开始思考生存、现实、人际关系、社会实质等问题。史蒂文虽然死了，但大家为确定的事实而感到坦然平静，为史蒂文和莉兹行动的勇气而感到踏实确定。葬礼上的氛围让读者仿佛看到了利奥塔所憧憬的后现代道德景象：“人们把所有的生活意义炫示、展现给各种各样热爱生活的人，并享受生活。所有道德之道德。都将是‘审美的快感’(利奥塔引言)。
　　最后，从形式上看，虽然《象牙门》中使用了各种后现代写作技巧，但是小说的主体还是采用传统的全知叙述，两条主线索清晰可见。此外，虽然小说人物讲述的故事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但就个人感受的层面而言，却是真实的当下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讲，叙述本身就是一种现实行为，并构成了呈现在我们读者面前的所有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几个讲述者轮番上阵，交替出现，可以保持每一个局部讲述的相对统一性，使得每一组记忆的碎片都能够组成了一个连贯的系列。这些来自于不同头脑的碎片虽然四处散落，但每一个碎片都是服务于情节预设与意义表达的，只要付出足够的耐心，最终依然能够组成一副完美的图画。从另一个角度说，后现代的确具有碎片化的特质，但是碎片化不是到了后现代才有的。本尼特就曾指出“浪漫主义时期雪莱的《奥西曼德斯》(1818)和现代主义时期的t，s，艾略特的《荒原》(1922)等诗歌都极为关注碎片化观念”(244)。关键在于德拉布尔依然倾向于在失去起源的整体性的情况下勾画出她的碎片。德拉布尔告诉我们，身处20世纪后期的人们具有矛盾和含混的能力，但不等于说人们的生活不需要道德观。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后现代有关真理和公正的元叙述的评论，我们会发现它潜在地立足于一种假定，即普遍的权力不能受到不公平地压制。不然的话，谁还会在意元叙述是真是假、是不是压迫的。对元叙述的怀疑不是道德准则崩溃的症状，却是道德准则不断修正力量的证明。德里达指出，没有“对不确定的体验和尝试”就不能作出任何选择，也就没有任何道德或政治责任(转引自本尼特243)。
　　德拉布尔即能清醒地看到她所描绘和与之搏斗的世界充斥着后现代特质，又孜孜不倦地然追寻着道德价值。她鼓励人们应该积极地有意识地相信世界能改善，努力是有益的。小说成了德拉布尔反驳后现代现实的客观关联物。
　　在小说《象牙门》中，德拉布尔把后现代思想影响下的英国知识分子作为创作的焦点，适当而巧妙地融入20世纪后期各类历史事件和各种主要观点。在创作手法上，既不拘泥于传统手法，也不单纯地追求新潮和极端，而是以现实主义之长，结合后现代主义之精华，让新的写作尝试服务于新的问题和症状的揭示，叙述的复杂性反映出作家对人类经验复杂性的持久兴趣，从而使作品既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又具强烈的时代气息。《象牙门》是对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世界的痛苦细察。德拉布尔主动地去面对碎片化、不确定的后现代现实，包容并探知一个随意而多元甚至是荒诞的世界，极力描绘人的各种努力所具有的道德维度，她的这些努力本身就体现为道德。德拉布尔揭示出我们先天地需要有效性的标准，伟大的文学依然拥有道德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