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申报》新闻传播策略初探

　　一、“有闻必录”引发的报纸与官府的对抗
　　《申报》初创时期与地方官府的互动相当积极，官府经常利用报纸发布告示。官府内部的信息传播基本是公文性质的往来，向皇帝呈送的公文称“奏疏”，官府上下级之间的公文往来称为“官府行移”。上行公文多用禀、申、呈、详等，平行信息用咨、移、关等，下行公文信息多用札、谕。地方官府公开向百姓宣示政令的榜文属于下行信息，多用张贴告示的方法。告示是当时的基层官吏对民众实施社会管理的一种主要方式。上海知县叶廷眷在和《申报》交恶之前，经常在《申报》上发布各类告示，如“邑尊开浚都台河工告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示”[1]“邑尊据报禁约滋扰明心寺告示”[2]“邑尊严禁溺女告示”[3]“邑尊禁止毒药取鱼告示”[4]“邑尊奉行设立粥厂查禁乞丐露宿告示”[5]“邑尊据禀令各佃赶紧纳租告示”[6]等等，此外，督抚、道台及会审公廨也经常在《申报》上发告示，如“租界会审分府陈司马奉行禁止扎挂鸡鸭告示”“督抚宪会禁哥老会告示”[7]“苏淞太道禁绝女堂倌告示”等等。[8]
　　一旦《申报》对官事的报道超出了告示范畴，事情就变得比较严重。Www.11665.coM由于新闻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以及传播手段的落后，在《申报》初创期，新闻采集环节的“有闻必录”往往缺乏对事实的精确认定，街谈巷议、流言奇谈、匿名揭帖等皆可纳入，因而导致很多报道与事实不符，如果是一般的社会新闻尚无伤大雅，一旦涉及政事，情势就变得复杂很多。由于在当时条件下很难在有闻必录和报道失实之间厘清界限，使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官方的话语体系对《申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常常把“有闻必录”等同于泄漏机密和公造谣言。回顾《申报》早期涉入时政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到，在官方表述中，“谣言”“泄密”等词使用的频率极高。
　　官府第一次对《申报》的查禁理由就是“捏造谣言，煽惑人心”。这固然是因为徐壬癸案中《申报》对政府的审判制度的质疑，还与《申报》的几起涉及官员的失实报道有关；官府对《申报》的第二次查禁，官员黄体芳抨击《申报》的理由，是报纸为流言推波助澜；《申报》之所以得罪上海道台冯焌光，原因也是在报道庭审案件时“胡言乱语”；封疆大吏左宗棠之厌憎《申报》，是因其报道新疆兵事时，“侈谈海务，旁及时政，公造谣言，以惑视听，人所共知”。甚至《申报》登载一则浙省巡抚委托属员赴广州购买军火的信息，都能引起大僚震怒，认为报纸泄漏了军情机密。所有这些冲突某种程度上来自晚清官场对新闻纸这一新生事物的不习惯，或是对新闻的“有闻必录”这一原则的不习惯。所以，在1874至1875年，《申报》与官员的冲突似乎达到了一个高峰，“江浙无赖之徒”似乎成为社会对报纸从业人员的一个固定称谓。
　　这种冲突的背后反映着中西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当开放的、“有闻必录”的媒体规则与封闭的、保守机密的官场规则相碰撞，对官员的冲击是巨大的。中国传统社会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是维护君王威权，因此密室政治是其显著特点。《申报》曾详细谈及这种密室政治的历史沿革及运作：
　　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诏制皆从中出，乃妙选臣僚为翰林学士，内择一人年深德重者为承旨，独承审命。其禁有四：曰漏泄、曰稽缓、曰遗失、曰忘误。双日起草，单日宣旨。遇有机要，则亦双日稽焉。首禁既在漏泄，臣下又何敢故犯其禁以买祸！所以遇有机要之事，其底稿不敢宣示于众，惟同列尚能知之，其他朝臣不敢过问，及问之恐亦如孔光之不言，反不如不问之为愈也。又安敢笔之于书，播之于众，相传于草野之间哉！由唐而五代而唐宋而元明以迄于今，相沿成风，未之或改。今之军机章京即唐之学士，领班章京即唐之承旨也，其所设之官既同，其析理之事又同，故其不敢漏泄也亦同。所以京报之所得而录传者，仅在习见习闻之事，至于机要大事即军机处之书吏尚有不得预闻者，何况其他！此中国之故事，由来如此，并非自今而始然也。[9]
　　君主政体培养出大批习熟于密室政治规则的官员，对他们而言，官事民事皆以秘密为先，政务的不透明就成为官场的常态法则。而《申报》所秉持的媒体法则就带有西方政教文明的强烈特征。在《申报》报人看来，新报不仅有助于增广见闻，提升民众智识，还可使舆情畅达，从而清明政治，“使各官无所纵其私”。[10]《申报》所希望者，无非是不受阻碍地记录官事民事。“盖公堂有审断案件，则事皆详列报内，上官既得所属下官之详陈，又得旁听民人之陈述以对质，审案之外，若另有舞弊亦皆能知而下官亦因之殊难于纵其私”。[11]当开放的媒体显规则与封闭的官场潜规则相遇，冲突势所难免。新闻纸要求信息适度公开，“有闻必录”；地方官则惧怕报纸刺探公事，严防死守。
　　二、《申报》为适应环境而作出的自我修正：对“有闻必录”的再阐释过程
　　任何创新性事物或理念的扩散总是有一个被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为在“有闻必录”和“公造谣言”之间寻求明晰的边界，更有效地发挥新闻纸传布信息的功能，《申报》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报纸为适应环境而不断地进行自我修正。
　　《申报》的自我修正是从对“有闻必录”的阐释开始的。阐释不断精确的过程即新闻纸功能逐步显现的过程。创刊初期面对香港报纸批评《申报》多载神仙鬼怪之说的质疑，《申报》从“有闻必录”的角度加以辩驳：
　　近有香港西字报专作一论，责本馆以登录妖异之事、採择神鬼之说以为煽惑愚民，簧鼓众听，莫以此为甚云云。本馆所述此等事件原系得之传闻，并非果以为信业。然来告者既正襟而道以为事固有徵，送稿者复伸纸而书以为言无或饰，本馆细择新报之职在于采集人言，搜罗众说，何敢以区区一人之见遂谓天下不恒有之事即为古今所必无之事，而凡各郡中之目见耳闻、争相传述者概谓之假托，概斥为妄言耶？是以凡分託采访各友人，遇有奇迹异谈，但使事有可取亦即为之登录。[12]

　　对草创时期的《申报》而言，所谓“有闻必录”就是“事有可取亦即为之登录”这么简单，至于新闻是否可取，则完全依赖于主笔的主观判断。
　　1874年，因报道杨乃武案使《申报》获得了广泛知名度，在报道过程中，由于官府关防严密，案情细节往往无法确知，《申报》不得已只好以传闻代替新闻，来抗议官府对消息的严密封锁。在与官府就知情权而产生的对抗中，“有闻必录”体现为以传闻当做新闻，报纸申明舆情的功能已经显现出来：
　　盖此案既经提讯，是是非非自有公论，又何必秘密而不使外公与闻乎？今既复审，则正当咸使闻之而必仍问于私室者何也？顾此案既在密室审问，本馆于供词无从探访详细，亦不得不即旁人所告者而登之。纵其言稍涉于腹诽，倘亦承审官自取之咎欤！
　　1875年《申报》对新疆战事的报道也不乏选摘传闻，如《申报》曾有这样的消息：“昨得苏省官场中来信谓王师西征回部，殊未得手云云，此从晋源西字报译出，是否确实，本馆尚无准信也。”[13]类似的报告不胜枚举，这让左宗棠很愤怒，曾在和友人的书信中表达不满：“《申报》乃称回部归土耳其，土耳其已与俄、英通款贸易，中国不宜复问！合肥据以入告，并谓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说也？《申报》又云，弟与金和甫军进喀什噶尔，数战未能取胜。金军现在古城、济木萨，其地是准部非回部；弟在兰州。”[14]这表明，《申报》对西北用兵的报道存在失实，左宗棠将这种失实直接归因为公造谣言，则显示出当时官员对新闻纸这一新事物的陌生和敌意。
　　《申报》在一路坎坷中不断吸取教训，在1884年对中法战争就作了未雨绸缪的报道。因地域辽远，报道中法战争不可避免会出现失实问题，于是《申报》对“有闻必录”的原则作了一个非常弹性的解释：
　　本馆于法越军事只能就所闻者而录之。西贡有电报则不能不录，西商有传闻则不能不录；中国官场有消息则不能不录；各处有邮信则不能不录；华商私家之函报亦不能不录；香港中西各报之记载亦不能不录；今日而得一法人得地之信，不能不录；明日而得一黑旗大捷之信，不能不录；法人如何进兵如何布置，不能不录；华军如何设计如何获胜如何复地如何斩获，不能不录；故人或疑本报或有前后互歧之处，不知法人其军报，则所恃者不过传闻，传闻之词，本难一定。
　　关于越南军务，中外诸人无不同深翘盼。欲期早得确音。然道远途迂，殊苦不便。西贡电线又为法人把持，中国不能通电广西，而目下龙川电线，尚未接连。云南一路更无电线，故本馆前曾著有论说，言法军情未能灼知。中西各报所载之越南战事，亦多未尽真确，本馆惟有照“有闻必录”之例，无论传言，无论电音，无论转载中西各报，但有关于法越军情者，一概登录，以供众览。其消息之真假，则不能臆断，故亦不复强为区别，任意弃取，想诸君自能辨之。
　　由上述“有闻必录”不断被阐释的过程可知，在《申报》发展过程中，新闻纸的内在功能逐渐凸显，新闻与虚构划清界限，新闻与失实逐渐分离，报纸开始从单纯的传布信息进而转向注重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并作为“有闻必录”的重要内涵之一为报人所确定，这带来了报纸公信力的提升。同时，也影响了官员的态度。
　　三、官员的逐渐认同与自我调整
　　官场与报界的冲突反而促成了政府各级官员对新闻纸的正确认知。“有闻必录”作为《申报》采集新闻的重要原则，亦逐渐为官场所接受。官员们甚至发现了新闻纸的其他功能，比如报纸可以作为了解夷情的重要窗口。
　　以左宗棠为例，因西北战事的报道而与《申报》势同水火，将报道的失实等同于公造谣言。在他担任两江总督后，对《申报》“有闻必录”的习惯逐渐适应，恶感渐减。在新疆用兵的过程中，《申报》大谈海防的重要性，因其观点倾向于李鸿章而引起左氏猜忌。而在1878年《申报》报道俄罗斯潜占黑龙江边界的事件中，刊发的评论明显有了转向，明确提出：“中国之边患不在东南而在东北。道光年间，疆臣如林文忠公早已虑及，而光绪初年，朝廷深以边防为虑，特饬内外臣子各抒所见，以期策出万全。其时，应诏言事者，皆力陈俄患可虑，且请饬令东北省加饷练兵，募民实边，以求仓猝有备，不致蹈宋汴之辙。”其中提到光绪初年的应诏言事，对左宗棠又倍加肯定。这使左宗棠等官员逐渐了解，《申报》并非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的报纸，只是基于新闻纸之惯例成法，对大事小情有闻必录，并就一时一地之情形发表看法而已，观点或相左、或一致，并非官场之朋党比附。这使他对新闻纸“遇有新闻，辄便传抄流布”的功能逐渐有所了解，进而适当认同，甚至还有意通过《申报》刊发官方消息。1882年，《申报》上刊录了左宗棠上奏朝廷严禁鸦片的奏折，左宗棠很快就收到英国公使威妥玛的公函，认为将此折内容登在报纸上的做法极为不妥，要求左宗棠查禁，遭到了左宗棠的拒绝：
　　查上海《申报》遇有新闻，辄便抄刊传布，向无查禁明文，亦无关轻重。此次本爵阁大臣所奏《严禁鸦片先加洋药土烟税厘》一折，系奉旨通行各省关之件，申局从何处传抄得来，无从查禁，实则本非密折，亦可无庸查禁也。
　　事后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左宗棠说明了自己维护《申报》的用意：
　　至洋务公文，向来多取慎密，而各国每先多方窥探，得之反唇相稽，徒增话柄。弟入枢垣，力陈其失，以为不如重门洞开，绝去关防为愈。诚以天下事当天下心出之，不宜以私慧小智示人不广。近如鸦片增加税厘，奉谕通行各省关，弟虑外间照常必多讹脱，议刊行谕旨，原奏并发，以取捷速，亦外间知朝廷事在必行，齐心振作，冀可日起有功。
　　由此可知，《申报》发布奏折原是出自左宗棠的授意，这可视作政府要员就政务向新闻界和社会公开所作出的良好示范。他对《申报》态度的转变也显示

出他对新闻纸功能的深刻认识和适度认同。左宗棠已认识到政务的适度公开可在某种程度上杜绝谣言的产生。
　　无独有偶，1882年《申报》遭遇了又一次查禁风波，因左宗棠有意无意地维护，《申报》又一次化险为夷。1882年2月9日，《申报》发表论说《论院士提复》，批评江苏乡试中的科考弊端，这引起江苏学政黄体芳的不满，认为有意针对自己，遂特发告示，命令上海会审公廨的中国官吏张贴在申报馆门前，要求读者禁阅《申报》。告示内容如下：

　　阅《申报》中有论院试提覆，信口讥评，显系童子被黜之家。散布流言，希图泄忿。而该馆受其嘱托，为之推波助澜。事关文风士习，不得不为该馆详言之，总之，此事已经奏闻，非奉旨停止，断不为蜚语所摇，本官单寒出身，一官如寄。唯素酷爱人才，乐闻己过，该馆既明目张胆，不必隐姓埋名，如另有剔伪求真之良法，实在有利无弊，至公无私，自应降心采择；若专斥提覆为非法，被斥者为冤屈，诬慎重为害人，袒横议为近理，藏头露尾，自居于匿名揭帖之例。此端一开，必致失意各生童，纷纷私嘱，使执笔以簧鼓士林，于风俗人心，贻害不浅。本院当移咨本省各大宪，转饬地方官，按律惩办，毋谓有恃不恐也。
　　《申报》不仅把该告示的内容在报纸上全文刊登，并且继续我行我素，撰文讽刺挖苦这位学政。于是，愤怒的黄体芳上奏朝廷请求禁革。有鉴于以往查禁失败的经验，此事清廷交由左宗棠“斟酌设法办理，以期永除陋习”。[15]也许是因为事件本身无关紧要，或是对《申报》渐有了解，总之，左宗棠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此后，申报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和官员之间也逐渐达成一种默契：河井不犯，相安无事。
　　综上所述，“有闻必录”与“公造谣言”实际上反映了晚清之际媒体规则与官场规则的互不相容。对西方新闻纸而言，一个报纸应当成为时代的记录和各种消息的忠实记录者，这是新闻纸不言自明的功能。当新闻纸这一舶来品随着传教士东进，植入晚清中国的文化空间，必然要经历水土不服的阶段，《申报》与地方官员的冲突就是这种水土不服的典型表征。然而报纸要生存发展，必须适应环境。对《申报》而言，这意味着既保持报纸的独立性，同时又要寻求与本土社会、文化、政治的调适与妥协。随着报人对新闻纸功能认知的日益深刻，《申报》一方面植根民间，另一方面亦努力寻求官员对其地位的认同，在夹缝中谋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