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冰心早期文学思想的“理性”色彩

　　现代文学史上，冰心以对“理性”的文学精神风范的自觉追求而闻名。实际上五四时期冰心甫一登上文坛就秉有“理性”的文学理念。所以，我们只有对冰心这种“理性”文学观念的内涵有所把握，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冰心作品的思想内涵。在此拟将冰心早期创作的“理性”文学观还原至“五四”语境中，并将之和中国传统“士”文化以及冰心的女性启蒙意识相勾连来作一些尝试性的探析。冰心这种“理性”文学理念既是一种清醒的时代理性，又是一种身份理性，同时，还来自于冰心对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认识，它同样是一种清醒的性别理性。
　　
　　一
　　
　　首先，冰心这种“理性”文学理念来自于她对时代思潮的敏锐把握，它是一种清醒的时代理性。
　　冰心早期的文学思想是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大潮时期形成的，它是时代的产物。
　　“五四”是启蒙的时代，“五四”知识分子标举国民性改造的大旗，以唤醒“铁屋子”里的人们为己任。鲁迅对国民性的揭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示和批判最具有代表性，鲁迅式的启蒙主义就是反对一切封建蒙昧以唤醒“昏睡”中的民众：“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WWw.11665.COm”[1]416正是出于启蒙理性服务的需要，鲁迅在作品的取材方面，就有特殊的考虑，那就是“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512
　　无独有偶，冰心于1919年11月5日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冰心明确地阐明了自己创作的目的。她写道：
　　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3]41
　　很明显，冰心的“改良”和鲁迅的“疗救”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都是出于改变“他们”的精神之目的。因而，“启蒙”与“呐喊”也是冰心文学的母题，冰心“理性”的文学观是隶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谱系的。这一点对理解冰心的文学创作很重要，也是理解冰心和五四时代关系的关键所在。所以，作为五四启蒙应和者的冰心一开始就让她的创作担负起了时代的使命。在“感化社会”的创作理念的支配下，当年还是一个女大学生的冰心创作了一系列“做得那样的沉痛、那样的恳切，也是具有醒世的苦心” [4]252的作品，包括《两个家庭》《秋雨秋风愁煞人》《去国》《超人》等试图改变世道人心、拯救世人灵魂的力作。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也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共鸣。
　　
　　二
　　
　　其次，冰心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士”文化影响、有着强烈的身份认知的现代知识分子，它也是一种身份理性。
　　一直以来，儒家士人就有这样的清醒认识：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主要以话语建构的方式来干预现实，以使社会秩序和谐，而构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在他们此种身份认知的背后隐藏着知识分子强烈的主体精神，“这是一种极为自觉、极为清醒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意识。他们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士人，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念系统……我们是承担着巨大社会责任的独立的一群。”[5]169
　　冰心的精神世界自然是复杂的，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积淀，又有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但无法割舍其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冰心毕竟受到过充满了儒家色彩的家庭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许多古代士大夫如杜甫、龚自珍等人很深的影响。所以冰心受到传统“士”文化的影响毫不奇怪。正是在此影响下，冰心形成了自觉而清醒的自我身份认同意识：她是有着文化知识和智慧、独立价值观念、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与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境遇有着清醒的理解。而且，冰心这种“身份理性”在一开始就已经形成并颇为系统化了。
　　比如，在冰心正式发表的第二篇文章《“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中，她就认为自己理想中的女学生是“第三期的女学生”， 她们“要竭力造成中国女子教育的新基础，要引导将来无数的女子进入光明。……因为她们所担负的，是二万万女子万世千秋的大幸福。”她以“第三期的女学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以这样的“身份”给自己“命名”，以这样的“身份”发表“宣言”：“我们所图谋的是永远无穷数千万人的幸福……我们的失败，是关系众生。”因为这是“庄严的”“灿烂的”“艰苦卓绝的”“大事业！”[3]6 后来成为留学生的冰心又说：“留学生的职责就是激发国民的自觉性。”[6]242所以，不管是“女学生”和“留学生”，实际上他（她）们都是冰心这种“身份意识”的“载体”，他（她）们都充分张扬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主体意识，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不仅冰心本人视“灯塔守”为“最伟大、最高尚”的工作，因为这一工作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一样为人群服务，“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同时冰心笔下许多人物都像她本人一样怀有同样的渴望，女学生如英云、淑平（《秋雨秋风愁煞人》）等“志向远大”，怀抱服务社会的思想；留学生们如陈先生（《两个家庭》）、英士（《去国》）也都有着“祖国庄严的梦”，想回国“大有作为”。
　　也正是因为这种身份理性，使得冰心成为“理性的爱情婚姻”的倡导者。她以为“为爱而婚，即为人格而婚，为人格而婚时，即是理智”，而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小家庭的安乐，而是要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中国”，在这万恶的社会里， 图谋祖国社会的改良”；“我深信一二仁人君子的热心与毅力，世道人心既有向上的可能”。[7]51正如《惆怅》的主人公薛炳星所主张的（薛炳星是谢冰心的谐音）：婚姻“不仅是为家庭的幸福，而且能为社会造幸福的，因着前途可成就的功业，所以两方面有永久互相帮助的需要，这样是以婚姻作一种建立事业的手续……”[7]35也就是说，婚姻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更直接决定了能否图谋祖国社会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