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选取了通俗小说繁盛的明清时代做为研究的时间段,旨在探求这一时期受众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接受情况。
[关键词] 明清时期 《三国志通俗演义》
研究《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明清时期的接受状况,须先对彼时的受众范围进行界定。明清时代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传播已经抵达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由此,其时受众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士农工商,无所不包。但是即便是同一时期的受众也会因为自身所代表的阶层的特性,对文本的接受情况也不尽相同。本文拟把明清时期《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受众分为以下几类来进行详细分析。
一、民间的实用接受
其一,《三国志通俗演义》满足了普通百姓渴望了解历史的愿望。中华民族悠久、发达的载史传统,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对历史天然地留有浓厚的兴趣,即便是普通的百姓在辛劳之余也渴望了解历史。但是正史“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同时讲史话本虽通俗,却因为言辞“鄙谬”,内容又“失之于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以上两者为基础但有避免其缺陷的讲史演义出现了,这是顺应人们要求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并且,当时不少创作者已经自觉的怀有欲借历史演义小说来传播史实的自觉意识。虽然罗贯中并没有在其创作旨趣方面留下只言片语,但是通过继之而来的讲史演义的创作者们则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如余邵鱼说:“春秋列国之事,非浅夫鄙民所能尽知也,邵鱼是以不揣寡昧,又因左氏丘明之传以衍其意,非敢献奇搜异,盖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列国源流总论》)
其二,普通民众崇拜英雄的情结。WwW.11665.CoM“在人类文明和人本身尚未充分发展的古代,生产粗放,斗争激烈,生活比较简单,加上封建制度的钳制,某些个人的作用常常显得很突出;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和情感也远不像今天这般细腻。这样,人们当时瞩目的自然就是英雄创业、豪侠争锋、贤相安邦、权臣误国之类的特出之人、非常之事;小说作者注意的首先也是这种现实,不会是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三国故事之所以成为第一部通俗小说的题材,并且深受百姓喜爱,是因为“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秦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鲁迅的这短话本来是解释宋时“说三国”之盛,用在这里同样非常契合。而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更是在前人话本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以艺术处理,对其中人物的某些突出的特质加以强化,甚至是神化,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极大的满足了民众崇拜英雄的心理。
其三,把《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人物的行为视为鼓励自己和约束自己的准则。无碍居士的《警世通言叙》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黄人在《小说小话》中也提到:“小说感兴社会之效果,殆莫过于《三国演义》一书矣,异姓联昆弟之好,辄曰:‘桃园’;帷幄侈运用之才,动言‘诸葛’:此犹影响之小者也。”民间普通百姓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接受已经达到了“净化”的层面,感受文本时所产生的感情已经能够改变并解放受众的心灵。耀斯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一书中指出“最后,如果读者在他的接受活动中伴之以对自己发展的反思,那么,审美经验就可以纳入认同的审美创作过程之中:‘不管出自什么理由,文本的有效性并不是来自作者的权威,而是来自与我们自己的生活史的对抗。在这里,我们是作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生活史的作者。’”
二、统治者的娱乐欣赏
封建统治者的治世之策虽然不是影响通俗小说创作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影响最为直接和效果最为明显的因素。明清五百多年,统治者从未放弃过对社会思潮的严格控制,但不同的时期也有轻重之分。并且随着统治阶层的日渐腐败,也需要通俗小说来娱乐生活。
悄然问世于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到嘉靖时期有了刊印本,让战战兢兢的书坊主们大喜过望的是刊印此书的机构是司礼监。司礼监刊印《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视为封建统治者对部分通俗小说流传的默认。正是由于官刻的成功和销售一空的盛况,才使得私刻的书坊主能下定决心对《三国志演义》进行刊刻,使得私刻成为现实。与嘉靖关系紧密的奸臣郭勋也出版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些都表明了明朝上至皇帝,下至官僚都非常喜欢通俗小说。他们刊刻《三国志演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娱乐的需要。
明代的一些皇帝还很喜欢读通俗小说:“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以进览。”“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神宗好览《水浒传》。”这里虽然没有关于统治者阅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直接记载,统治者是否阅读过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众多通俗小说中,以《三》最为近“史”,文字也最近文言,所以理应更容易被统治阶级接受。连造反题材的《水浒》都得到青睐,《三》的情形不言自明。值得注意的是,《金统残唐记》、《水浒传》是造反题材的作品,而封建统治者仍然很喜欢阅读,而不是愚蠢的附会掀起一场文字狱。这说明这些统治者对于通俗小说的接受,是将自身置于一个正常的读者的位置上,是被小说本身的艺术魅力所吸引。
清朝开国之初,《三国志演义》曾一度被当做政治、军事教科书使用,极受重视,“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武将如此,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如此。据说皇太极巧使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掉心腹之患袁崇焕,使其自毁长城,就是受到《三国志演义》中周瑜设计利用蒋干巧除蔡瑁、张允一事的启发,“即公瑾赚蒋干之故智”。
三、士大夫的审美接受和道德批判
明清两朝,士大夫对《三国演义》可粗略地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中主要的争论集中在小说功能观和小说虚实观上。总体来看,明清士大夫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认同接受的。
第一是对《三国演义》的政治教化功能进行认同接受。“自林瀚和张尚德们提出了“正史之补”与“羽翼信史”的小说功能观以来,这两种观点就成了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接受理论。他们立论的着眼点、立论的核心,主要是忠孝、善恶这样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是‘裨益风教’的接受尺度。”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使得“文”和“史”之间的界限一直都很模糊。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的长篇结构通俗小说,在其作者创作之初唯一的模仿对象就是史书,并且不排除作者的创作动机多少带有“立言”的成分。从接受美学来看,创作者对于受众接受作品是带有一定期许的,而受众也从作品中感受到了这种期许。明清的士大夫们大多数人注意到了通俗小说与正史的共通之处,“事纪其实”、“循名稽实”、“考核甚详”等,因而他们也认为《三国演义》具备与正史相似的功能。直到今天为止,普通百姓中对于三国人物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三国志通俗演义》,而非《三国志》。
第二是对其虚实关系的处理进行肯定。从明朝蒋大器的《三国志演义序》对作品中“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高度赞扬和高儒《百川书志》中的高度评价:“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到清初毛宗岗的《三国志演义凡例》和《读三国志法》肯定版本中的古本处理虚实的尺度。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丙辰札记》),这种定量的结论被当代学者广泛接受。
主流认同接受中,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反对派也是针对小说功能和小说虚实两方面。认为小说“诲淫”、“诲盗”、有伤“风化”,故有清一代,一再的禁毁小说。有很多士大夫附和朝廷下的禁止流传小说的朝令,他们认为诸如《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是“有伤风化”的,有违伦理道德的。像《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其中明代莫是龙在《笔塵》中就发出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可焚”的偏激呼声,认为其是“野史芜秽之谈”。在章学诚的《章氏遗书外编》中也批评了“《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并且认为把诸葛亮塑造得“何其陋耶?”把张飞描写得“则侮慢极矣”,并认为“关公显圣,亦情理所不近”。
反对派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虚实处理也大加病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明胡应麟等为代表的保守小说评论家就严厉指斥了《三国演义》中的虚构现象。“……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案《三国志•羽传》及裴松之注及《通鉴纲目》,并无此文,演义何所据哉?”(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而以谢肇浙为代表的认为通俗小说应该以虚构为主,《五杂组》中就指出“《三国演义》……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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