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凤凰卫视 媒介组织 生产机制 演进

[摘要]：凤凰卫视在转型社会与媒介变迁的场景中走过了十五年(1996-2011)，它的媒介组织与生产机制演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创始期(1996-2000)，凤凰卫视通过调适“技术—制度环境”、树立“弱势”组织文化、打造“广院电视台”等方面的战略与机制实践，奠定了后续发展的基础；发展期(2001-2006)，凤凰卫视提升时事资讯生产的质与量，招揽“南北东西”的人才，并倚重大型事件报道和“特别事件—活动”，逐渐靠近大中华区的“主舞台” ；成熟期(2007-2011)，凤凰卫视与意识形态进行延续性的博弈，并渐次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换代。在经年努力、成就卓著的同时，凤凰卫视也面临若干瓶颈，需要媒介组织思考和解决。

　　身处转型中国的社会场景，凤凰卫视在内容生产中充分发挥媒介组织的能动性，并在公司运作与社会责任、境外身份与内地传播、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以及话语空间与宣传管理等方面形成“锵锵和鸣”之“复调”，为民众、业界和学界所关注。

　　本文即在媒介—社会坐标系中，回溯十五年来(1996-2011)凤凰卫视媒介组织与生产机制的演进史。具体而论，笔者根据标志性的事件，将凤凰卫视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创始期(1996-2000)、发展期(2001-2006)和成熟期(2007-2011)。

　　
创始期(1996-2000)：实用主义与“广院电视台”

　　一、调适“技术—制度环境”

　　效率和合法性，是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特定社会组织产生影响的不同要求。wWW.11665.CoM自刘长乐1994年在新加坡偶然产生“创办一家面向全球华人的卫星电视频道”的念头起[2]，正因为能够调适“技术—制度环境”，我们才看到后来受到学者和业者认可的“凤凰现象”。

　　在技术环境方面，刘长乐曾提到三个重要契机：一、当时的母体公司，也就是香港乐天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资金大调整有了一定的积累，具备操作卫星电视的实力；二、数码化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卫星电视成本的下降；三、又一个契机出现：亚洲一号卫星上的蒙古电视台因为财力的原因正准备退出，刘长乐及其团队通过与垄断该卫星的默多克新闻集团进行了多轮谈判，最终达成合作协议。在该协议中，刘长乐控股的今日亚洲公司与默多克的卫视集团持有相同额度的股份(45%)，默多克放弃了控股[3]。

　　自然，也存在尴尬之处：开台之初，凤凰卫视只有110多人，摄影棚也只有一个，而且布景是在来回转换，公司面积不过3000平米，办公空间紧促[4]。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报道时，“为了节目后的字幕显得‘壮观’、‘好看’，把端茶递水的人也列了上去，也就一百多人，而真正做节目的只有三十余人”[5]。在当时的北京[6]更为尴尬，“一开始我们出去采访，别人都不认识我们的logo，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一家媒体。有时我们只能含糊蒙人，说自己是某某主流电视台的”[7]。

　　在制度环境方面，创始期的凤凰卫视，作为“改革开放条件下一国两制的产物，是改革的产物，而且是主要由内地传媒从业人员办起来的”[8]。用王纪言的话来说，“我们当初只是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到香港，用‘借船出海、借鸡下蛋、借梯上楼’的方式，把我们的理念和创意嫁接到合作股东现有的架构班子及运行经验之上，所以，凤凰成长和成熟很快”[9]——由此可知，“内地业者的理念和创意”成为创办凤凰卫视的核心。这批业者，除了具有技术层面的经验与优势之外，对于转型中国的制度环境更加熟悉。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曾在内地体制内的媒介组织、高校工作多年。

　　据笔者的调研和早前的接触发现：与其说是凤凰业者是理想主义者，毋宁说他们是实用主义者（“有用就是真理”）他们较少先验的预设，注重经验的实况，擅长“临场发挥”，与其说是“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是“实用主义者”。凤凰卫视在创始期“不得以而为之”的实用选择，经常被外界理想化和美化。中允地讲，“不得以而为之”绝非“为了突破而突破”，而是以规避宣传管理“红线”(避免被“迎客松”[10]等)为前提，在生产机制的实践中“施展拳脚”。

　　较为微妙的是，上述“被外界理想化和美化”也带给观众及社会各界一种被理想化和美化的角色期待——这虽属错觉，但对于凤凰卫视的发展而言，却有正面价值。

　　二、树立“弱势”组织文化

　　笔者经调研发现，大多数业者提到凤凰卫视时会说“我们是比较小的公司”、“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已”。这不是一种谦虚，而是组织文化使然。相较于凤凰卫视在外界的光环，在内部存在着一种“弱势”组织文化。“弱势”，意味着承受结构的制约、承认能动性的缺陷，也但在生产机制实践和角色实现中，能够“克服对大规模的迷信，强调小规模的优越性”，挖掘“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之潜力[11]，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独特且有效的“偏好性期待”。

　　事实上，在凤凰卫视的创始期(特别是1997年初之后)，cnn就成为它在国际视野中的比对者。除了新闻产品的接近性之外，凤凰卫视与cnn在早期组织文化形塑中还有另一种接近性，即“将自己视为弱势者，一个与充满敌意的产业进行抗争的局外者”[12]。

　　时至今日，在若干业者自嘲为“鸟台”的凤凰卫视，“弱势”的组织文化使组织和业者保有危机感和自省意识。比如，谈到凤凰卫视较有特色的历史纪录片，刘春以一种戏谑但却实在的口吻提到，“我们凤凰就是个游击队，游击队是不得已而为之，游击队对我们台有好处，比如说我们做历史就是拾遗补缺，你们做大规模和深度，我们做不了，我就要做我的视线，我的角度”。

　　三、打造“广院电视台”

　　在凤凰卫视的创始期，它身上强烈的“学院派”色彩，也导致并影响了今天的若干发展。在一种并非严谨的意义上，凤凰卫视就是一家“广院电视台”。

　　刘长乐曾在“广院”干专班读书，1994年，他在广院校园中与时任副院长的王纪言首次提到一起“做传媒”的可能。接着，一批广院教员钟大年、刘庆东、郭滢等，以及一批学生辈的刘春、董家耀、梁冬等陆续加盟——正如“院长”[13]王纪言所说的，“在凤凰卫视创立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点，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有抱负的人，因为一个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这个偶然因素发生在北京广播学院”[14]。

　　在偶然因素之外，“广院电视台”的打造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为什么广院能够办一家电视台？王纪言解释道：“当年准备当电视学老师的我，经过了较多兼具专业和实务相结合的系统锻炼，这是广播学院形成的一种传统，就是在电视上从事教学的和在传媒业进行教学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传播业者，是一个传媒业的精通者。广院教学相长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使得学界和业界的优势我们都能兼而有之，并能互相补充”[15]。

　　此外，钟大年还提到“学院派”电视业者的两种特殊性[16]：一是与纯粹做研究的老师的不同，“在实践中亲身体会到‘被理论’的新闻和‘被运作’的新闻之不同”；二是与纯粹在媒介发展的业者不同，“从高校出来的人都比较‘小气’，比如我做资讯台就非常精打细算”。

　　诚然，“广院电视台”的打造只是一个起点，在凤凰卫视之后的发展中，不同地域的各类业者也逐渐加盟进来。

　　
发展期(2001-2006)：大中华区作为“舞台”

　　一、时事资讯生产的提升

　　随着技术—制度环境的变革，凤凰卫视的媒介组织目标也不断微调。在创始期，凤凰卫视最早定位于“城市青年台”，倚重香港本地成熟而强大的娱乐生产能力和资源，在生产机制的实践中，讲求包装、不求即时性。正如钟大年所说，“一开始，我们这批人都是教新闻、做新闻出身的，与star tv原有工作人员的风格、理解，产生了不少分歧”[17]。

　　但是，由于刘长乐及其团队的坚持，以及香港回归、戴安娜王妃葬礼、江泽民访美、朱镕基记者会“点将”(“我很喜欢看你(吴小莉)的广播”)等重大报道与《凤凰早班车》、《时事直通车》、《小莉看时事》等常规节目的积累；再加上2000年，创办四载的凤凰卫视实现了收支平衡，从该年年中起，强化时事资讯的举措——筹办资讯台，提上了议事日程。

　　进入资讯台筹办的历史场景，在节目生产线上，“从开始招兵买马到播出，一共半年时间。一百六十多人招齐了，三个月已经过去了，然后又是装修。到开始安装调试设备时，距离播出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当时，虽然有导播组，编辑组，外派记者，但大部分员工，都没有做过这种24小时直播频道。播出系统虽然先进，性能却不稳定，经常在直播节目马上开始的时候，它断线了”[18]。

　　但在时代节点上，动荡的世界局势为这个刚成立的资讯频道提供了展示身手的“戏码”。2001年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不断发生大事：中美南海军机相撞、“9•11事件”、国航坠机、莫斯科人质事件等等[19]。资讯台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在观众中逐渐树立了“大事发生看凤凰”的角色期待。

　　二、“南北东西”的人才招揽

　　媒介组织的生产机制实践，有赖于业者；生产机制实践中的角色制造，也倚重于业者。从“广院”电视台起步的凤凰卫视，在进入到发展期之后，并没有“任人唯亲”，限制人力资源范围，而是尽可能地网罗两岸三地的专业人士，“在这里，集合了内地、台湾、香港和西方的电视人，尝试将代表内地深厚传统的北方文化，代表港台前卫潮流的南方文化以及西方的现代表现手法，熔铸一炉，形象‘凤凰’的独特风格”[20]。

　　的确，除了创始期从两岸三地加盟的陈鲁豫、窦文涛、闾丘露薇等，借凤凰卫视资讯台启播之机，胡一虎、阮次山、杨锦麟等也陆续被招揽进入“凤凰大家庭”。

　　而且，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组织中，人力资源的价值不只体现于业者个体的观念与经验，也体现于关系网络的人脉与声望。比如，从中天跳槽到凤凰的曹景行，曾以两岸关系以及台湾大选报道获得好评。但是，他是如何获得采访资源的？以1998年10月，辜振甫访问北京、上海的报道为例，按曹景行自己的说法，“我们再怎么辛苦，一台机器加上两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拍下辜老的所有活动。好在我当过中天电视的总编辑，这家电视台后来就是被台湾的辜家收购了，我找到中天的旧同事达成协议：凡是要在电视台之间抽签决定采访权的活动，我都可以让他们去怕，但他们要让我们拷贝我们需要的画面”[21]。

　　三、重大事件的卡位和在场

　　朱羽君认为，“电视新闻直播已经成为媒体与社会的一种共振现象，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实时空流程之上，电视媒介结构出与之平行流动的传播流程。它与事件并行，与现实共进，形成一种媒介现实。这一平行结构不但影响事件，更影响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共同左右人类的生存状态，形成电视新闻直播的现代品格”[22]。就发展期的凤凰卫视而言，对于重大事件直播现场的卡位，成为其演练生产机制的常用手法。

　　凤凰卫视在新千年把握住的第一次重大事件直播，是2001年的“9•11事件”。用《时代周刊》的话来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几个小时内，香港的凤凰卫视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唯一信息来源。国家电视台cctv只在袭击之后做了简报，直到午夜之前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信息。而另一方面，只有5年历史的凤凰则对此进行了36小时的直播和连续报道。所有中国人都在寻找能够看到凤凰电视节目的朋友，许多大学生把他们的积蓄拿出来到宾馆租房间，因为这样他们可以看到全面的报道”[23]。如果说《时代周刊》的评论还停留在内容产品及其传播效果的表面的话，那么，在“9•11事件”现场的报道行动，更能进入生产机制实践的真实场景，比如在第二架飞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后，凤凰卫视纽约记者站庞哲事后记录下当时的情况，“十点四十分左右(纽约时间)，外面突然传来地震海啸一样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长达十几秒钟，只觉得门窗在震颤，发出嘎嘎的响声，烟尘从四面八方向我扑来，我立即抱着电话，钻到了桌子底下，当时觉得心都要从口中跳了出来，闭上眼，屏住呼吸，等待最坏的事情发生。然后，就是无边黑暗”[24]。

　　除了这一经典案例，处于发展期的凤凰卫视，还进行了大大小小多次直播活动，不再赘述。但需要反思的：直播，是一个“技术活”，但不只是如此。在凤凰卫视引以自豪的若干重大直播当中，看不到特别有利、有效的技术支持，反而更多体现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捉襟见肘，他们赢就赢在生产机制的有效实践中。

　　四、策划“特别事件—活动”

　　除了通过节目产品直接影响电视观众，凤凰卫视在“特别事件—活动”上也动作频频。通过“特别事件—活动”的策划传播(planned communication)，强化媒介组织在一定社会范畴中的“信念性期待”，以及，对其自身的“偏好性期待”。在常见的“为了某些特定目的而有意识进行”[25]的策划传播中，媒介组织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更加充分地发展，凤凰卫视将自身变成“边说边做”的渠道、平台。有代表性的案例如下。

　　基于人文地理探究的走读活动，比如“凤凰之旅”系列。此类大型走读活动，对于凤凰卫视业者角色意识与组织认同感的塑造也是大有裨益，在笔者访谈过的多位凤凰业者那里，只要是参与过“凤凰之旅”的，这一系列互动普遍被他们描述为个人专业生涯的里程碑。

　　基于视觉与时尚冲击力的选美活动，比如自2003年开始的“中华小姐环球大赛”，该活动—事件的广告语是“预约一整年的美丽”，在其广告语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多元的角色呈现。这种角色的多元性，在生产机制层面就体现为节目着眼点与落脚处的多元化，即除了关注内在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等内容之外，更不能把形式之美的价值给忘了。

　　另外，由于刘长乐本人的宗教信仰和佛教对华人世界的影响，凤凰卫视还广泛传播、参与佛教活动，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02年法门寺佛指舍利远渡台海”、“2006年法门寺佛智舍利佛指赴香港供奉”等，凤凰卫视以其境外体制外的归属角色优势，可以参与报道乃至促成此类佛教活动的开展。

　　综观发展期的凤凰卫视，除了上述发展，2001年10月，凤凰卫视中文台获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正式落地珠江三角洲；2004年年初，以扫描、梳理内地政治—历史事件的《凤凰大视野》节目推出；以及，2006年6月，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入股凤凰卫视——以上决策与事件，进一步密切了凤凰卫视和中国内地的联系，它的角色也从大中华区的“侧幕”走向“主舞台”。

成熟期(2007-2011)：“新陈代谢”正反思

　　一、与意识形态的博弈

　　凤凰卫视的头十年，通俗点讲，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十年。按照克里斯坦森的理解，在基于“破坏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的演进中，企业提供的产品性能虽然要低于主流市场的成熟产品，但因为拥有了一些边缘消费者所看重的其他特性，从而在相应的社会结构中获得一定的青睐[26]。但此阶段之后，在“破”与“立”之间，企业组织的决策、思路需要转向后者，也就是要更加重视“延续性技术”(sustaining technologies)的施展空间与可能性。所谓“延续性技术”，都是根据主要市场的主流消费者一直以来所看重的性能层面来提高成熟产品的性能，否则就算我们把每件事情都做对了，仍有可能错失城池[27]。

　　进入到凤凰卫视的第二个十年，由于其“破坏性技术”及其背后的生产机制越来越被观众、同行以及内地宣传管理者所熟知。确立什么样的“延续性技术”成为今后发展的关键性议题。

　　正面来看，与意识形态进行博弈并有所超越，特别是超越两岸三地政治话语的生产机制实践，容易得到不同区域华人群体的认可；并且，“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的角色定位也可帮助凤凰卫视“无国界传播”的目标得以实现，虽然这一目标在成熟期并没有完成(在台湾落地艰难，在内地拓展不易，在香港及其他区域的收视并不乐观)，但至少给出了一个长期的愿景。

　　反面来看，凤凰卫视一直在与意识形态进行博弈，有着现实层面的尴尬：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十余年的凤凰卫视，作为一定社会结构中的具体行动者，熟谙“变通”之道，即“在未得到制度决定者的正式准许、未改变制度的正式程序的情况下，自行做出改变原制度中的某些部分的决策，从而推行一套经过改变的制度安排”[28]，但这种“自下而上”的“变通”，却没有通过一次次、一项项实际绩效的得到而真正获取合法性，没有通过“正式化程度的提升”和“变通的扩散”两个环节，最终实现内地媒介体制质的变迁——至今，在生产机制实践的具体场景中，凤凰卫视还是需要为“潜规则”和“灰色地带”费思量。从中又衍生出一个悖论：如果放弃对于意识形态的博弈，“越来越像央视”的角色质疑就会不断扩散，事实上，处于成熟期的凤凰卫视经常为此受到诘问；但如果继续和意识形态博弈甚至完全超越，那么，在一个宣传管理愈加严格、体制内媒介组织“被优待”与财力日盛的发展阶段，凤凰卫视的角色空间就会愈加狭小。

　　二、基础设施的“新陈代谢”

　　当下媒介组织的生产愈加体现出“社会系统工程”的特征，对资金、技术、人才的高投入成为应有之意，因此，“小作坊”绝非长久之路。如果说，在创始期和发展期，凤凰卫视还可以通过类似“县级台”的“弱势”话语在媒介组织内部进行自我激励，并在组织外界，将其视作一种话语策略。但到了成熟期，“该有的还是要有”，否则人才的流失、优势的递减就难以避免。

　　基于此，处于成熟期的凤凰卫视在基础设施“新陈代谢”方面动作频频。其中最具代表性，就是在2009年3月30日，香港总部正式从海滨广场一座迁入大浦新址。这次迁址，并不只是拥有了自置办公楼，获得空间上的扩容，其中更是“设有6个现代化演播室，最大的用于环球新闻中心的演播室，超过2万平方尺，环球新闻中心更拥有全球首台演播室上下飞行摄影机，最新联网全无带化制作广播系统，亚洲最高效能传输网络，以及亚洲最新360度智能主播台”[29]——而在技术升级的同时，刘长乐在概括总部迁址的意义时，特别强调了企业的实力与社会责任，他说：正值全球性的金融海啸，我们不但未裁一人，反而增加了四个部门，新增招聘了七十多名新员工。另外，在2009年初搬入大浦之后，全球各地的凤凰业者也逐批次被请到香港总部参观新址。以上举动，皆反映出：在“弱势”组织文化、边缘突破之外，一种趋向强势的角色认同也在媒介组织中得以强化。

　　除了香港总部的搬迁，据笔者的调研，凤凰卫视对于首都北京的重视日显，2005年前后就开始有不少节目从香港、深圳“北上”，转到北京生产(《冷暖人生》、《锵锵三人行》、《新闻今日谈》等)；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体现于2008年9月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西南片开工的凤凰国际传媒中心。上文提到，全球各地的凤凰业者曾逐批次参访香港总部新址，这其中就包括驻扎在凤凰会馆的北京凤凰业者。但是，对比鲜明对比的是，虽然有“会馆”的雅称，但凤凰会馆其实只是人大附中对外出租的一座不起眼小楼，凤凰卫视还是与其他几家公司合用这座小楼。而且，小楼内的工作条件也颇显“寒酸”：拥挤、网速慢、设备陈旧，演播室小、节目人手奇少，与央视等体制内电视台门禁严格不同、这里基本随意进出……于是，相较央视、北京电视台的新址近年来高调落成，从凤凰会馆到凤凰国际传媒中心的升级也变得更为迫切。

　　三、成熟期的瓶颈与前景

　　进入成熟期的凤凰卫视，从最初的一个频道发展为五个频道；从单一的电视频道业务公司发展为兼有平面媒体、互联网、户外大荧幕、出版等多种经营的香港主板上市公司[30]；从亚太区域覆盖发展到覆盖全球一百五十个国家和地区；从香港总部发展到在世界各地设有二十五个记者站，在深圳、北京设有节目制作基地；从不为人知、渐为人知到广为人知[31]——广为人知，意味着凤凰卫视的角色，已逐渐被对象人群接受。这也正如主播陈淑琬所言，“刚进凤凰时，真的得费一翻力气，才能将新闻人脉渐渐代入凤凰的话语渠道中，但现在凤凰名号一出，谁与争锋当然”[32]——不过，就在“广为人知”背后，走向成熟的凤凰卫视，作为一家中等规模的媒介组织，也不可避免遇到若干瓶颈，基于瓶颈，笔者提出对其前景反思。

　　各区域、各部门之间的机制协同。创始期与发展期的凤凰卫视，由于“船小”，在“好调头”的同时，也容易统一生产行动和角色认同。但到了今天，凤凰卫视的分支和其间的业者各有各的角色期待，在具体的生产机制实践与组织文化中也出现了“各自为政”的态势。那么，如何做好彼此之间的整合及互动？这就变为处于成熟期的凤凰卫视从“做强”走向“做大”的关键问题。自2009年创办的企业内刊《点点滴滴》，作为“凤凰人的手边读物”，就是基于“拉近全球凤凰人的距离”的诉求而创办。

　　寻找新的机制和产品亮点。最近几年，凤凰卫视并没有特别出彩的机制更新和产品创意，新近推出的几档节目也没有在内地同业和观众那里获得“眼前一亮”的反馈。事实上，在十余年来推出的“凤凰系列图书”当中，被津津乐道的还是创始期、发展期的几个经典案例；进入成熟期，可以说道的“干货”反而变少了。于是，在已有光芒的基础之上，去找寻新的机制和产品亮点，也成为凤凰卫视实现“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之成就角色的务实思考。

　　面对被稀释的收视稀缺性。由于2006年重组上线的凤凰网和其他互联网渠道的传播，再加上各地数字有线网络中“打擦边球”的信号接收成为可能，凤凰卫视的收视稀缺性反而被稀释。必须承认，通过新的传播渠道，凤凰卫视被更多的民众所看到乃至所喜爱。但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一种不利的局面，用一个现实中的例子来说明：笔者曾在某地方电视台挂职，当地业者在中高层决策会议上动辄以凤凰卫视的节目为例，提倡创新、变革。后来，该台在中高层管理者家中安装了接收设备，从此每天可以收看凤凰卫视的节目。自此，出现了一个微妙的现象：在中高层决策会议上，他们不再以凤凰“说事”。笔者特意询问了他们中的几位，得到的答复是：以前看不到凤凰卫视，或者只能通过网络看到部分节目乃至片段，会觉得有想法、很特别。但现在天天看，才发现凤凰卫视的节目重复率高、内容也有些粗糙……当然，这个例子，并不意味着笔者觉得收视稀缺性被稀释是一件坏事。只不过，凤凰卫视在收视稀缺性被稀释之后，是否还能保有不被稀释的核心内容？这也将成为凤凰卫视今后发展的重要议题。

　　结语

　　上文的梳理和描述，在认可凤凰卫视已有成就的前提下，加入了笔者的阐释和反思，并极力避开两项危险，即主张每件事会变得愈来愈糟，或是假定每件事将会持续地进步——虽然这两种主张常常是极具说服力且出色的，但我们要否定“潮流会朝着单一面向发展”这样的暗示[33]。其次，历史回溯并非“某年某月某一天”、“某地某人某一事”教科书似的记录，这是因为“在历史的每个时点上，传播者的直接意图、策略和技巧，都需要和传播者操作于其中的脉络产生关联”[34]。

　　由此，本文在一个转型中国与媒介变迁的场景里，简要呈现出不同时期、情境中，凤凰卫视“新陈代谢”的真实图景。虽然，这一图景仍在不断变化之中（比如最近推出“80后主播记者”、成立香港台等），但笔者仍然期待能够彰显凤凰卫视在“锵锵和鸣”中的成长与长成、偶然与必然乃至可为与不可为。

 

[注释]
[1]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媒介发展研究：传播学前沿理论方向建设”成果之一。
[2]钟大年、于文华：《凤凰考：建构一个新传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1页。
[3]钟大年、于文华：《凤凰考：建构一个新传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2页。
[4]钟大年、于文华：《凤凰考：建构一个新传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5页。
[5]根据与资讯台台长钟大年的访谈记录，2010年5月3日。
[6]1996年4月10日，神州电视有限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该公司专为凤凰卫视提供节目制作、广告销售、委托代理等服务。
[7]根据与北京节目中心副主任张力的访谈记录，2010年5月31日。
[8]朱光烈：《凤凰卫视对中国传媒产业的意义》，见朱光烈主编：《火凤凰》，现代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9]朱冰、毕蜂：《口述凤凰》，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0]凤凰卫视中文台被允许在珠三角正式落地，但每当出现较为敏感的内容时，节目会被一张“迎客松”的静帧画面所遮盖。
[11][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2][英]lucy kung-shankeleman：《英国广播电视公司与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内部组织文化》，见simon cottle主编：《媒介组织与产制》，韦伯文化2009年版，第133页。
[13]这一昵称也反映出“广院电视台”的气场。
[14]朱冰、毕蜂：《口述凤凰》，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5]朱冰、毕蜂：《口述凤凰》，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6]根据与资讯台台长钟大年的访谈记录，2010年5月3日。
[17]根据与资讯台台长钟大年的访谈记录，2010年5月3日。
[18]张林、蓝艺：《大事背后：凤凰卫视资讯台揭秘》，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19]钟大年、于文华：《凤凰考：建构一个新传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20]朱光烈：《前言》，见朱光烈主编：《火凤凰》，现代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1页。.
[21]曹景行：《光圈中的凤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22]朱羽君、殷乐：《电视新闻直播的现代品格》，《现代传播》2003年第5期，第18页。
[23]钟大年、于文华：《凤凰考：建构一个新传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24]张林、蓝艺：《大事背后：凤凰卫视资讯台揭秘》，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25][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26][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引言第7页。
[27][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的窘境》，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引言第6页。
[28]刘玉照、田青：《新制度是如何落实的?——作为制度变迁新机制的“通变”》，《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4页。
[29]《万丈高楼平地起》，《点点滴滴》2009年第4期，第30页。
[30]凤凰卫视于2008年12月5日正式由香港创业板转往主板上市，新的股票代号是(02008)。主板和创业板都是香港交易所证券市场的交易平台，但两板对上市有不同的要求，主板上市公司至少需要三年业绩记录，而在最近财政年度录得2000万元的溢利，并且在之前的两个财政年度有3000万元的溢利，至于创业板则没有盈利的要求，但公司必须在申请上市之前24个月有活跃的业绩记录。
[31]段敏：《段敏的日记》，《点点滴滴》2009年第4期，第25页。
[32]凤凰卫视新浪微博，2010年9月14日，http：//t.sina.com.cn/phoenixqbzh。
[33][英]asa briggs，[英]peter burke：《最新大众传播史：从古腾堡到网际网路的时代》，韦伯文化2006年版，第4页。
[34][英]asa briggs，[英]peter burke：《最新大众传播史：从古腾堡到网际网路的时代》，韦伯文化200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