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争议性公共议题 范式转换 公共新闻 社会参与 公共协商

[摘要]：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突出极化的传统范式向动员公众

参与的对话协商范式的转换，实质是强调传播由冲突转为建构。公共争议的传播，需要大众媒介以公共利益

最大化为原则，透过协商与对话，释放公共争议内在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面向，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

，增加公共争议透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可能性。

　　abstract：nowadays, th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of the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shifts its emphasis to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ast, communication focused on the conflicts whilst at present it calls for construction.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new controversi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 which requires the mass media to release diverse values and different interests on the public controversial issu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benefit maximizat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the public controversies through the gaming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rests.

　　key words: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paradigm shift; public journalism; social participation; public consultation

　　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主要有两个架构性的元素：

一是公众关注、聚焦的或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二是社会、公众对该类议题的认知存在多元意见即富

有争议与冲突。WWW.11665.coM在美国的“枪支管制”（gun control）、“移民政策”（immigration policy）等议题，

中国的“医疗改革”、“个人所得税”等议题，以及“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克隆”（clone

）等全球性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大众媒介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富含争议的公共议题都是积极互动的关系。在选择

报道对象时，“客观存在的，能引起争议的事件和现象是最值得报道的”（mccullagh，2005:27），一些大

众媒介与社会的研究者更是直接将媒体的报道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没有“争议”和“竞争性”的论题，就

是那些在传媒看来如此明确以至于没有给反对者回击的空间和重点的事件；另一类就是有“争议”和“竞争

性”的论题，即那些存在合理冲突和不同解释的焦点与重点事件（gamson，1989）。此分类虽笼统、抽象，

但却简捷、分明。与此同时，在公共争议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也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

（unlovable press）。在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中，大众媒介秉承何种理念，如何组织各方意见与观点

的交流、竞争和协商等，影响着公众的认知以及议题的最终走向。

　　一、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作为对帕森斯（parsons）等为代表的强调共同价值观、社会整合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修正和补充，以刘

易斯•科塞（lewis coser）、柯林斯（ collins）等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应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社

会冲突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 一张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张是变迁、争议、冲突和

强制。对社会变迁、社会现象的认知与研究需要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

（dahrendorf，1959：10）。因为冲突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冲突在人类社会中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是

复杂社会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功能。在一定条件下，争议、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

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积极

功能（coser，1989：16）。社会冲突与争议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一个社会是否有疏通社会冲突、调节

社会争议与冲突的机制和渠道。

　　在美国，对争议性议题的研究相对较早，一些专业的研究机构在“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

（controversial topics research guide）中，将美国出现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归总为包括堕胎（abortion

）、动物实验（animal experimentation）、同性恋（homosexuality）、种族主义（racism）、性教育

(sex education)、政治腐败（political corruption）、媒体暴力（media violence）以及人权（human

rights）等在内的62个大主题，近500个小的分类议题。[1]从这些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引起争议的公

共议题是一个庞大的清单，几乎涉及国家、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户籍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

、个人所得税、房地产市场、廉租房、三峡工程等都是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公共议

题。2008年第1期的《中国经济周刊》评出的“2007十大争议议题”，包括“房价‘拐点’是否出现”、“

‘中国制造’是质量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华为‘辞职门’是否违法”、“交强险是亏还是盈”、“小产

权房是‘转正’还是‘下岗’”、“奥运后股市还‘牛’吗”、“娃哈哈达能谁是谁非”、“取消‘黄金周

’好不好”、“星巴克该搬出故宫吗”、“医改方案最终会是什么样”等。这些争议性的议题虽偏重经济领

域，但从中也可以窥出，争议性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现实与讨论语境。

　　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内在涉及的公共利益、价值观、伦理道德等以及话题外在的冲击力、冲突性、争议性

甚至是故事性等因素，使其具有高聚焦性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以及社会影响。在西方，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将

争议性的热点公共议题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和主题，以考察学生认知争议性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对争议问题时

如何收集材料、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等的思辨能力。一些政治学学者，则将争议性公共议题体现的民主价

值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内容作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gaskell et al, 2004）。而一些传媒社会学的研究

者，则更多地将争议性公共议题置放于社会冲突、大众媒介、社会沟通与民主决策等关系框架中，以研究和

考察大众媒介与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关系以及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等主题（howlett, 2006；

snyderman,1990；gamson et al., 1989）。在20 世纪7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以约翰•埃尔德里奇

（eldridge）为首的媒介研究小组，就以bbc和itv为研究对象，对两家公司的电视节目历时5个月的追踪，

考察电视新闻是如何在“公平报道”的口号下，组织、构建和报道有争议的新闻议题和事件，以及媒体的报

道对争议性议题、公众的影响（eldridge，2004：4），其研究成果体现在之后出版的《坏新闻》（1976）

和《更多的坏新闻》（1980）两部著作中。

　　在媒介化社会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中，作为新闻的公共争议，具备这样几个传播特征：一是对于有争议的

公共议题，社会影响往往高于其所富含的新闻价值，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吸引和动员各方注意力，进而积极

参与的内在动力。二是触发争议的议题或社会现象是传播的表征，议题或社会现象背后触及的公共利益、传

统道德、伦理抑或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以及法律、法规等是隐性本质。公共争议的触发以及短时间内

高度聚焦的争议化的扩散与传播，通常源于这类事件表象背后的深层次的公共利益与秩序、传统道德与伦理

等遭遇的挑战，并由此造成局部的社会公平失衡、社会秩序失范、社会底线失守或者是集体意识的衰落等社

会敏感问题。三是大众媒介及公众对公共争议从表征到隐性本质的解读、认知多元化，存在“争议场”。这

是公共议题伴随着争议与争辩广泛传播的源根。四是存在“黑洞效应”，即争议化传播现象，“愈争议愈传

播，愈传播愈争议”。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一个特点与规律，议题或事件的争议程度与新闻价值、关

注程度、传播速度与范围等成正比。

　　二、深层次的冲突：客观主义的思维捷径与价值多元主义的困境

　　在大众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大众媒介一直被赋予是公众了解、理解与认知社会生活的中介与桥梁

的角色，尤其是社会面临冲突、争议或焦虑时。对此，塞伦•麦克莱（mccullagh）和塔奇曼（tuchman）是

一致的，他们认为大众媒介是取景器，是公众了解世界的窗口，而取景器与窗口的大小、方向等则在提供信

息的同时也限制了公众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认知。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麻醉药品的使用，曾

产生广泛争议。在争议过程中，“公众对受诋毁争议的麻醉药品缺乏直接了解，则新闻媒介与政府的说法就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间接影响了之后相关政策的制定”（douglas，1987：247）。

　　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如何构架和处置争议，搭建公众讨论的多元空间与

场域，引导公众理性地参与及对议题的认知，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性，至关重要。在实践中，为

了体现大众媒介的客观与公正，长期以来，对争议性议题的报道和处理，大众媒介一直力图坚守客观性原则

，采用客观、平衡的处理方法和报道框架，再现争议性议题。美国《纽约时报》就曾将“凡涉及争议性新闻

事件，《纽约时报》禁止刊发一切只‘有一面之词’的报道”视为其新闻铁律，主张报道者不做法官也不当

裁判。英国的电视台，甚至用“秒表（stop-watch）计时”的方法来平衡报道，即一种观点占30秒时间，而

对立的观点也占30秒（franklin，2008：29）。香港凤凰卫视的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在涉及争议性议题

与问题时也是采取这种“冲突对立”式的处置手法。

　　冲突式的处置手法和报道范式是大众媒介处理许多报道对象包括争议性议题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与技巧，

这种做法被塔奇曼形象地喻为“两边的故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的需要

。美国传播学者纽曼等在其著作《常识：新闻和政治意义建构》中，详细考察了大众媒介对美国政治议题尤

其是争议性议题报道与建构中的常识，发现大众媒介采用较多的就是形式上客观的冲突框架，并指出“冲突

框架可以说是传统新闻价值判断与平衡报道下的产物，冲突框架常见于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并多以平衡对立

的形式呈现，是媒体得以维持客观形式的便捷方法”（neuman, et al.1992：108）。其实，冲突框架的使

用，除了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外，还是大众媒介避免在报道争议性议题时自身陷入争议与质疑的“面具

”（mask）；二是当争议性议题呈现高度复杂与不确定时，容易演变成情绪性的正反对立的情境。冲突框架

有助于记者描绘竞争的态势，以及方便将矛盾冲突与对立的说法、观点导入报道中，通过营造争议、竞争的

氛围突出冲突性、矛盾性甚至是故事性，以吸引或者掌控注意力资源（neuman et al., 1992）。在涉及教

育改革这一公共争议的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事件中，在新浪网教育频道联合《南方都市报》推

出“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引发各界争议”的专题中，以专题的形式报道了该事件，在再现该事件引

发的争议时，其处置手法即是平衡式地列举了极化的双方观点：

　　正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改变一考定终身，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是有利于北大更好地接受社会的监督，实名提醒校长注意身份和职业道德，提高推荐的公信力；

　　三是有利于各高校自主招生方案实施，对自主选拔录取政策深化探索，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

。

　　反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39所学校评定规则不透明，参与申请的400余所中学都是哪些省份的什么中学，为什么不能将名单

公布；

　　二是北大公示的39所具备推荐资质的中学名单中没有一所农村中学，深化了教育不公，导致名单遭质疑

；

　　三是实名推荐制无疑会扩大中学校长手中的权力，给权力寻租造就空间，容易导致招生腐败。

　　《光明日报》在《各方热议：“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利大弊大？》（2009年11月10日）的报道中，亦

是将各方观点限制在“利大”与“弊大”的两极框架中。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一直是大

众媒介遭受诟病与质疑的关键，这种冲突对立的框架处置手法被认为“并不完全代表大众媒介是一种文化中

立或价值中立，只是大众媒介维护客观形象的思维捷径”（neuman，1992：124）。

　　究其本质，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是开放性问题，不简单地属于“好与坏”或“善与恶”的二元道德评

判范畴，也不是赞成与反对之简单的两极所能解释与承载的。社会生活当中有许多公共争议，看起来是“要

与不要”、“黑与白”、“做与不做”的两个争论极端，但在这极端之间仍有许多的可能性。这种可称为“

灰色地带”的事情，其中并不是一些黑与白的渐层，而是由许多各种可能性所组成，其组合是因人们有不同

的文化、价值观所导致，当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于环境有各自不同的想象，其想象内容就决定了环境被营

造的结果（郑晃二，2002：26）。在哲学意义上，价值多元性论(value pluralism)主张，人类的生活世界

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彼此之间常常无法共度也不能兼容，而且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

挽回的损失。因此，价值多元论的代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berlin）认为，如果试图用某个特定的“

善”(good)或价值来统领所有生活的目标，以求得社会世界的和谐与统一，无论这种企图是出于多么良好的

意愿或以多么崇高的名义，都是极为不可取的，在一个充满分歧与争议的世界与社会，伯林告诫我们，应当

抗拒诱惑，以自由宽容的态度维护与包容多元的价值追求。(刘擎，2005)

　　争议性公共议题包含的多面向与内在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与文化以及价值多元主义的现实诉求是一致的

。大众媒介的这种极化的客观主义思维捷径，在维护自身客观形象以及吸引注意力资源的同时，却限制甚至

是绑架了公众对争议的理解与认知，因为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大众媒介设定了框架，公民据此讨论公共事务

，讨论的质量必然取决于公民所能获知的信息的质量（tuchman，2008）。“吃什么，补什么”，对公共争

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可能带来对新闻的高关注度，但却让社会缺乏有益信息的滋养，“新闻的

主要目标是尽量增强公众对于塑造环境的当前事件和议题的理解，以赋予公众力量”（mcmanus，2004：8）

；另一方面，大众媒介思维捷径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议题的整合和“贴标签”。大众媒介的报道具有议题整合

的功能，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有多个子议题，媒体对议题中各子议题数据的高低，会造成不同的观点被突

显，关注量高的会产生扩张现象；反之，关注量低的则会缩小或被忽略。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曾经考

察“传媒如何报道有精神疾病的人”，通过对传媒样本的研究，他们确认了传媒报道的五个议题：“对别人

暴力”、“对自己暴力”、“治疗和恢复”、“对既有精神病定义的批评”以及“出于喜剧目的对精神病形

象的运用”。结果，他们发现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对别人暴力”，他们得出结论，关于精神病的传媒报道

主要是“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mccullagh，2005：19）。大众媒介的思维捷径，致使精神疾病人

被贴上“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的标签。最后，在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大众媒介向巨大的媒介市

场灌输意见，取代了包含多样性的交流与传播，讨论的范围分散和缩小，臆造信源，意见趋向集中化。这在

一定意义上，致使大众媒介在报道与传播争议的过程中，自身也陷入争议（debate）。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争

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中，公共理性与公众民主参与的忽略、弱化与缺失，不利于甚至是妨碍对公共争

议的协商以及决策的公共性与民主化。

　　由此，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存在着模式固定化、“赛局游戏”、意见群体之间缺乏对话、

泛娱乐化与同质化、去情境化、“伪争议”以及忽视公众利益、缺乏理性引导等现实问题与困境，可以说是

与大众媒介这种“去公共性”的思维捷径分不开的。

　　三、公共争议的公共新闻取向：公共协商的可能性

　　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经大众媒介传播后，成为塔奇曼所言的赋予并强化了其“公共性”的特点

，成为公众参与讨论的公共事件。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的角色就很重要，它必须能传达与议题相关的重要

观点与信息给公众，以培养公众对公共议题的辨析能力”（bohman，1996：35）。因此，在争议性公共议题

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被赋予了作为信息交流、意见竞争和求同存异功能的载体与平台，在强调

参与、平等与对话的传播精神和语境中，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具有“公共新闻”的取向。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新闻事业的社会运动”，是20

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被认为是“业界发起，学界助力的一场新闻变革”（glasser，2010:2）。公共新

闻更倾向于是一种立场，主张新闻媒体的角色应由“看门狗”到“公正的参与者”，其值得肯定的是透过民

意测验、社会调查和互动等方式对公共意识的肯定。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公开性、公共性以及在

传播中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诉求以及价值观与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和共通性。被认为是“民主的工具”和“一种新闻模式”的“公共新闻，主要包含四点基本价值：1.视为公

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和旁观者；2.帮助政治共同体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了解问题；3.

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不是看着它恶化；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glasser，2010：4）。在实践中，公共新闻

更多地象征为对话、协商的方式或一种理念（idea）, 其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并以此培养公众的

思考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在新闻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公共新闻”自身也曾陷入质疑，但其对

公共意识的期望以及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价值观，对当前大众媒介对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具有

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反复强调，在社会成员内部存在着基本利益与基本原则趋同的情况

下，冲突或争议透过协商、调解和仲裁等方式是可以调节的（dahrendorf，1959），这其中作为社会调节的

公共协商机制是重要的方式。公共协商被认为是一种带有特定目标的对话，爱尔兰政治学家cooke认为，公

共协商具有“过程的教育作用”、“过程形成共同体的力量”、“协商程序的公正性”、“协商结果的认识

平等”等5个特点和作用（cooke，2004：43）。

　　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堕胎（abortion）只是一个涉及医疗的议题，而后在大众媒介的参与、组织下演

变为延续至今的公众聚焦的、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具有公共新闻特点的公共争议（george，2004）。争议

性公共议题传播的“公共新闻”取向，或者说公共争议籍由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与渠道，组织社会与公众参与

议题的理性讨论与协商，具有外在与内在的双层可能性。外在基础与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

会转型与变迁。社会转型与变迁是争议性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性因素与环境。社会转型使社会进一步分

层、分化，社会性的冲突与矛盾更易显现，认同上的失落与冲突增多，对其的报道与传播则是这些争议背后

的认知与认同上的冲突与协商在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中的折射与反映。二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为公共争议进

入社会与大众媒介的视野提供了制度及政策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

日正式实施，信息的公开使许多争议性事实或社会现象由过去被忽略或被屏蔽到现在大量进入媒体和公众的

视野。三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其影响力是对社会的

全方位的渗透，这为公共争议的传播提供了基于技术便捷的平台和路径，“新媒体是争议传播与扩散的新渠

道，其传播速度与范围都无与伦比”（burnett，2009：184）。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新媒体经常与一定

的“社区”关联，线上线下结合紧密，社会动员能力强，把传播活动延伸至更多环节，而且社会化媒体相对

更重视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据美国新媒体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在2010年2月，social media（包括blog，

twitter，facebook等）关注与讨论的争议性公共议题排序依次为：反堕胎的电视广告(anti-abortion ad)

、医疗改革(health care)、同性恋权利（gay rights）、性教育和恐怖主义。[2] social media对这些争

议性的热点话题不仅比主流媒体更多地关注，而且也更加凸显主体性和多元化。

　　另一方面，促使和驱动争议性公共议题公共协商与讨论的内在可能性主要表现为：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

增强，“参与式社会”的形成和大众媒介自身公共性（publicity）的生长。现代社会，对社会中群体或个

体而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

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大为提高。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的增强，形成了“参与式社会”（participatory

society）的现代社会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讨论的社

会，学习的社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altschull，1990：56）。公民意识的增强与公民社会的

成长，使公众透过参与关乎社会问题、公共利益等议题与现象，表现作为社会个体与成员的积极性和主体性

。大众媒介公共性的增长，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现代社会沟通的基本路径与方式。英国社

会学家汤姆森认为“作为公共领域，现代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开放了一个平等、开放和自由的

公共对话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透明度’（visibility）这种公共性”（thompson，1995）。潘忠党

教授在《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的序言中对现代大众媒介的公共性及体现进行了研究，认为传媒的

公共性为“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其公共性体现为，传媒服务的

对象是公众，传媒服务的平台和话语公开，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公正”等几个方面(潘忠党，2008)。

　　在中国，近年一些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如“取消‘五一黄金周’好不好”、“先跑（范跑跑）教师事件

”以及早期标本性的“孙志刚事件”等，透过大众媒介的报道、参与以及意见的交流与协商，有效地提高了

议题的公共能见度，对议题最后的走向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修改等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在西方

，透过大众媒介对一些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公共协商被认为是大众媒介与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美

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iq争议的媒体报道就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snyderman,1990）。这方面另一个

典型的事例是近年关于“基因专利权”（gene patents）这一公共争议的报道。美国学者caulfield透过研

究发现，施政者通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媒体报道的调查与统计，收集各方意见，供公共

讨论与协商，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与权益, 推动了政策的议程（caulfield，2007）。

　　四、民主协商与社会参与：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范式转换与期待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社会，而且具有泛争议的趋势。在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争议性议

题一直都是大众媒介聚焦和报道的重要主题与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争议性议题的内容及涉及的议题

主要是以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以及传统道德为主，如“大学生救掏粪工值不值”、“上学是否有用”等等。

在进入新世纪后，争议涉及的主题渗透到各个领域，“教育类10大争议新闻”、“经济类10大争议新闻”、

“医疗卫生类10大争议新闻”等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争议与冲突的再现、社会参与以及公共协商等都需

要甚至是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更为重要的是“大众媒介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键连接，这一角色使

大众媒介强烈地影响着政府和社会在公共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howlett, 2006:102）

。

　　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公共新闻”取向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公众及社会对这些公

共议题的参与以及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冲突对立范式的报道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和注意力相比，对

话、协商范式的报道与传播则能够激发公众的参与兴趣。公共争议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的冲突对立范

式向强调公众参与的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强调新闻报道从冲突转为建构，需要大众媒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

原则和理念，isaiah berli认为“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

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刘擎，2005)。在此基础上，大众媒介需要从公众的

利益出发，不扮演“法官”的角色，发掘最详细的事实，动员社会参与，吸收多元化的社会资源，给予参与

的相关主体以充分的表达、讨论的机会，保证其话语权，不回避争议，呈现多元的论证及证据，使报道内容

更具辩证性。去标签化（delabeling）以期超越传统的冲突框架，走向公共协商，透过多元价值的协商与交

流，培养公众对分歧的包容与理解以及对公共议题的思辨能力，进而界定争议背后的客观问题。

　　在实践中，关于大众媒介究竟该如何处置和报道公共争议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在关注相关问题时从各

自的视角进行了一定的探索（neuman，1992；黄惠萍，2005；连水兴，2010，et al.），这些尝试与探索大

多只是停留在相关性的研究层面，缺乏真正专注从公共争议的视角展开深入的建构性的研究。对大众媒介而

言，由传统范式向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如何组织和磨合报道，围绕议题构建一个“理性”、“合法”的争

议区，引导公众参与讨论和协商，释放争议与焦虑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的议程等，是一项复杂的、富有智慧

的系统工作。这其中，有三个关键性的程序及方式值得注意和尝试：

　　（一）建构公共争议的报道程序与路径

　　与普通、“非争议性”新闻的报道与处理不同，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需要一套相对全面、翔实

的操作程序与路径。这方面，一些教育机构以及争议性议题的研究机构的实施方法，值得大众媒介参考和借

鉴。美国的“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在尊重、沟通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更为翔实、细致的处置

和研究争议性议题的指导性程序和路径：1.选择并确定有争议的议题；2.开展研究，利用各种资源；3.内部

组织讨论有争议的事实，形成初步认识；4.收集参与争议的各方的观点以及相关事实材料；5.组织公开地讨

论和辩论；6.聆听、交流代表性的几方的意见及证据从研究的角度；7.在辩论中辨识争议的核心；8.确定观

点与可能的共识；9.提出解决的参考方案。[3]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操作程序和方案与“公共新闻”的精神

与运作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可以成为大众媒介在报道和处置争议性议题时的参考性框架。美国媒体2009年对

一些对州、地方政府关于移民政策争议的报道（burnett，2009）等都是采用这种对话协商式的公共新闻报

道方式，做到了社会效果与争议政策议程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融合。

　　（二）以讨论与协商为主导，透过议程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子议题的多面向

　　公共争议是复杂的。堕胎是一个在西方一些国家产生广泛争议的议题，此议题折射出道德、伦理、法律

、医学、文化等问题，子议题也是多面向的，涉及堕胎与自由权、生命权、价值权等选择的思辨与困境。对

大众媒介而言，可以透过议程的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多面向的子议题。一直关注和研究“动物实验”的美国

学者kruse强调，在涉及争议性议题时，“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都会试图参与意义争夺的过程，但媒体不仅只

是将事件报道出来，还需筛选出某些部分来加以论证，以作为报道的主轴”（kruse，2001）。这需要大众

媒介透过调查、座谈、讨论、以及辩论等，辨识议题中隐含的利益冲突或价值分歧等叠合问题，并以此为主

轴来组织报道，呈现多面向的子议题，以供公众参考和思考。

　　（三）大众媒介的独立采访与调查至关重要

　　“最受羡慕和尊敬的记者往往会捕捉到新闻事件背后和内部的原因。他们虽然也关注事件的矛盾和冲突

，却报道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结构层次以及事件发生的氛围与基调”（schudson，2010:133）。公共争议

的复杂性决定大众媒介的报道必需经过深入的调查与采访，这也是美国及欧洲一些媒体在争议性议题的报道

中坚持的准则。全球科学网络（global science networks）主任鲍勃•沃德，在关于如何向媒体和公众解释

争议性的话题时提醒与警告“争议存在陷阱”，媒体应深入调查，做好准备，“既不夸大也不对围绕该问题

而产生的争论轻描淡写”，“公开并且真诚地对待争论性的问题。了解到你观众的兴趣和动机是重要的，要

明白他们为什么被吸引到特定的争论中来”（ward，2007）。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独立采访与调查 ，大众媒

介可以“ 保持独立的判断”，并以此动员社会参与、组织对话和报道。

　　五、结 语

　　现代社会已进入利益的冲突与博弈的时代，在一个利益日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协商与妥

协应成为化解冲突的常规化形式（孙立平，2006：9）。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传播由“去公共性”的传统

范式向对话协商范式的转移与期待，强调和彰显的是在公共利益优先的框架与原则下，避免“伪争议”以及

市场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入侵，凸显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协商之精神，在竞争与协商中释放争议，平衡

矛盾，调试利益冲突，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增加公共争议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

可能性。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争议与冲突的释放与调试需要尊重、对话与理解

。美国哲学家福山在有关社会与文化的分裂与重建的讨论中强调：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人类在心理和

生理上都有一个大的调适过程，只有根据人类物质进步的现实不断进行社会调适，才能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

秩序。

 

[注释]
[1]资料来源：“controversial topics in america”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buzzle.com/articles/controversial-issues-in-america.html. [2011-13-4].
[2]资料来源：http://www.journalism.org/index_report/social_media_tackles_controversial_issues.
[3]资料来源：“controversial topics in america” [online]. availabl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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