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言文一致”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晚清和“五四”知识分子相续提出了“言文一致”这一命题，源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对“言文分离” 传统的猛烈抨击。当今，白话文已取代文言文成为“言文一致”文学语言，其利弊何在？其实，时至当今，“言文一致”仍然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论题，对于它的利弊都不可以简单的论断。通观白话文为载体的新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可以看到，尽管数量上颇为壮观，但无论是从思想深度还是形式方法来看，都是在向西方取经，新文学难以找到个性自我。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作为“言文一致”倡导者之一的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可以说体现了当时的“言文一致”倡导者们所采取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的处理方式，要么“牺牲我们”，要么“牺牲汉字”，难道他们没有考虑过采取一种可以妥协的方式？实际上，他们探索过、怀疑过、痛苦过、彷徨过，但在救亡图存的特定历史时期，他们选择了后者。 “牺牲汉字”使得语言通俗化、大众化，也使得文学在思想启蒙、创建国家共同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文学完成了这些政治使命反观自身时，却发现难以找回自我。不仅如此，倡导“言文一致”的知识分子启蒙者，也难以自保其身。wWW.11665.cOM
　　一、语言的变革，文学的缺源
　　胡适认为汉语发展本身包含走向现代白话文的趋势，只是由“五四”一班人出来抽了一鞭，才使得产生了根本质变。与其说是发生了质变，倒不如说是变革。“言文一致”一开始就是带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目的，而忽略了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民族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的载体。其实新文学运动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文言文背负着孔教、礼法等腐朽的东西，只要青年人读文言文，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封建糟粕思想。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文言文也承载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即使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点，竟然还是采取了“矫枉必过正”的激烈态度，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总之，他们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这样的后果是，不管是精髓还是糟粕，都被切掉了。那么，扔掉了“包袱”的白话文学是否就可以展翅飞翔了？1926年，曾发生过一场争论，章士钊等人认为古文功底对写好白话文很重要，而鲁迅则坚决反对不读古书便做不好白话的观点。尽管鲁迅自己不承认，但他写白话文得力于坚实的国学基础却是鲁迅研究界的共识。鲁迅能够熟练地运用文言写作，其水平能够与专习文言者相当，并且，他的小说想象力和文化视野跟传统文化具有鱼水关系。尽管他认为自己的文章“不文不白”，注定属于文学进化链条上的“中间物”，不足为法。但这种“中间物”无论思想深度还是形式现在都少人能够达到，让人不得不质疑他的这种自嘲其实是谦辞。以文言为载体的传统文化，对于通文言有着国学基础的鲁迅那一代人来说，犹如资源取之不尽的海洋，而对于在白话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作家，只能够望洋兴叹。以白话取代文言，使得读书认字容易得多了，文化更容易普及大众了论文联盟http://，但是，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帕默尔曾经指出的：“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
　　可以说，深厚传统文化是文学生长的土地，离开了这片土地，文学怎能茁壮成长？离开了这片土地，文学顶多像爬山虎一样，寄人篱下，向世人展现的也只是那几片叶子，而当天不下雨的时候就会枯萎。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到，语言接触是文化接触的基础，文化接触又须落实到语言接触。西方文化才真正深入了中国文化内部正是因为语言。触及语言，就会触及到文化的根本，这也许是“言文一致”的倡导者们所始料未及的。因此，失去民族文化这一根本源泉，新生代作家自然是难以走出“西方取经”去寻找自我。
　　二、文学的启蒙，启蒙者的阉割
　　对于晚清和五四的知识分子来说，“言文一致”的根本目的就是便于开通民智学习西方文明，也就是启蒙。而真正使言文问题变成巨大社会问题的是梁启超，他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梁启超认为言文分离已是事实，他又认为：“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过大业不朽盛世者，殊非夸也。”在这里，梁启超就注意到了文学能够作为革新、启蒙的工具。而要充分发挥文学启蒙的功用，就得解决“言文分离”的问题。于是，五四的知识分子在晚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言文一致”付诸了实践。综上所述，在救亡图存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以启蒙者的身份站出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用文学作为启蒙国民、开启明智的工具。
　　然而，与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在国家独立的条件下不同，中国的“言文一致”运动的不幸在于，历史没有给予那个时侯的知识分子们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整合传统文化，而是采取了一种激进而极端的方式进行自我阉割。启蒙者们采取的这种阉割的方式，把读书识字变成了容易之事，以浅显甚至粗鄙的白话口语代替文学语言。
　　以现代白话文创作的作品远没有以古白话文写成的《水浒传》、《红楼梦》那样富有韵味，那样自然流畅，那样包含文化底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言文一致” 的也未按倡导者所料想的方向发展，现代白话文又逐渐地出现了新的“言文分离” 现象。如果说文学书面语言与日常口语保持一致，那么，文学的魅力在哪里？只有当文学书写显示出与日常语言不一致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将日常语言的陌生化，是文学语言的始终追求，因此，言文分离是一个趋势。文学语言在陌生化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稳定的逻辑结构和表达方式，适于审美，适于叙述，富于韵味。
　　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一刀切而消失，而以潜在的方式传承下来。通俗小说、学者散文等能够别具一格就是得益于部分的继承。另一方面，阉割的本质是自残，它本身并不能消除病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确定了文艺为工农民服务的方向，文学语言普遍采用工农兵语言，文学采取群众特别是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这就意味着，拥有着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民间文化形态融入了当代文学。同时，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使得启蒙者因此丢掉了启蒙者的高贵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