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电视剧艺术需要积极扶植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与其他题材电视剧一样，从1966年至1977年，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进入长达10年之久的停滞时期。

　　一、政策背景

　　（一）农业政策

　　受左倾错误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实际上实施了抑制农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国民经济中工业的偏斜运行，“从经济分析结论看，农业在‘文革’时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次大波折”[2]。

　　更为严重的是，农业科教事业遭受重创，农业院校被迫搬迁到农村，科研机构被撤消和下放，资料流失，人才断档，这使得本来就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的中国农业科教事业发展更为滞后。由于毁林、毁草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加上围湖造田等，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些造成了对当时及以后农业发展的无法估量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农田基本建设、化肥工业、农机化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时期农民生产积极性长期受挫，农业生产力水平没能发挥出来。

　　（二）文艺政策

　　文艺界极左路线的端倪早在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时已经显现出来。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一场又一场文艺运动演变为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主导文艺的主旋律。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认为：“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wwW.11665.cOM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中对文艺工作做出了第二个批示，认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堕落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6年1月21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等四人，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锦江小礼堂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座谈了近20次。会后，经由毛泽东同志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共同修改，最后形成了一个以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为基调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纪要》。《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把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通知》要求“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极左文艺政策的第一个特征，便是否定建国十七年文艺的成就，认为“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把十七年文艺定性为“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潮流的影响或控制下”产生的文艺；认为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不多；认为十七年文艺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其次，这种极左文艺政策还曲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论断，在创作方法上，采取所谓“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并将其作为一切艺术创作的佳臬。第三，否定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传统，认为“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1966年5月24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全局职工大会，做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5月27日，贴出全局第一张大字报，中央广播事业局“文化大革命”逐渐展开。

　　1966年12月3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向中宣部递交《关于停止电视播出的请求报告》。停播理由有三：电视观众绝大部分投入“文革”，能看的人很少；专业文艺团体早已停止演出，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日）以前的影片又一律停止发行，缺乏节目来源；北京电视台职工要求集中精力搞“文革”。1967年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北京电视台暂停播出。1967年1月6日，北京电视台正式停播。

　　北京电视台的举动，引起各地方电视台纷纷仿效。1967年1月1日，成都电视台率先停播；1月5日，西安电视台停止自办节目；1月13日，沈阳电视台停播；1月15日，长春电视台停播。全国一度只有上海电视台和广州电视台坚持播出。[3]1967年2月4日，北京电视台停播近一个月后恢复播出。从1968年开始，天津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西安电视台、南京电视台、沈阳电视台、合肥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也陆续恢复播出，到1971年全国共有电视台32座，其中，中央台一座，省级台27座，省辖市级台4座，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各级电视台虽然恢复了播出，但文艺节目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歌曲；二是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八个“样板戏”；三是工农兵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四是电影《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等“三战”。包括电视剧在内的其他欣赏性、知识性、娱乐性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基本上被叫停，这使得电视剧创作一片萧条，“形成我国第一代电视剧创作队伍，在长达10年的漫长岁月中，处于无事可做、视野封闭、技艺荒疏、人才失散的状态”[4]。

　　二、题材内容

　　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范围内只录制了5部电视剧，除1967年录制的以反修防修为主题的《考场上的斗争》以外，其他4部均可视为农村题材，按主题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农业学大寨

　　代表作品为北京电视台1973年录制的《架桥》。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20世纪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代表作品为北京电视台1973年录制的农村儿童生活题材的《杏花塘边》。该剧根据山西省运城县文艺创作组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小柱子等农村少年儿童与隐瞒了身份、犯有严重罪行的老地主刁怀西的破坏捣乱行为做坚决斗争的故事。

　　（三）上山下乡扎根农村

　　代表作品为上海电视台1975年录制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197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这时，毛泽东同志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同志，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同志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毛泽东同志支持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同志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同志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邓小平同志采取的一系列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为毛泽东同志所不能容忍。《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利用艺术的形式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传极左思潮，其用心不言自明。显然，这两部电视剧再次充当了政治诠释的“从属论”、“工具论”角色。

　　三、形态特征

　　与1958年至1965年的起步时期相比，停滞时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虽然数量屈指可数、质量乏善可陈，但电子技术的进步客观上促进了包括农村题材在内的中国电视剧节目形态发生显著变化，为后来包括农村题材在内的中国电视剧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技术手段和节目形态方面的基础。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由现场直播向录制播出过渡

　　在这一时期，国外的电视技术突飞猛进，便携式摄录设备的使用和推广，使电视剧的制作技术产生了巨大飞跃，并由直播转入室内录制。

　　上述几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电视剧都尝试离开演播室环境，采取录制的方式制作。早在1966年，北京电视台就开始使用电视录像设备，这为电视剧艺术创作提供了更能发挥特长的技术手段。北京电视台1967年录制的《考场上的斗争》成为中国第一部录制播出的电视剧，同时也是唯一一部用黑白录像设备录制播出的电视剧。

　　（二）由黑白电视向彩色电视过渡

　　1972年，中美关系的松动为中国彩色电视机的运用、试制提供了契机。1973年4月14日，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试播，5月1日正式播出。1973年8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始试验彩色电视节目。10月1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试传彩色电视节目。1975年初，北京电视台向外地传送的节目已由彩色、黑白交替播出改为全部彩色。

　　北京电视台1973年录制的《架桥》和《杏花塘边》、上海电视台1975年录制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都是彩色的。

　　（三）由戏剧美学向电影美学过渡

　　在这一时期，中国电视剧制作开始运用便携式摄像机，场景由室内走向了室外，创作原则由主要遵循戏剧美学转向了主要遵循电影美学。这种屏幕上的“小电影”相对于电视直播剧时期的“小剧场”，已然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个质的飞跃和历史的进步。

　　四、历史局限

　　（一）数量屈指可数

　　从1967年至1977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全国录制的电视剧屈指可数，有史料可查的只有5部左右，即北京电视台于1967年录制的《考场上的反修斗争》、1973年录制的《架桥》和《杏花塘边》、上海电视台1975年录制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尽管《架桥》、《杏花塘边》、《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都属于农村题材电视剧，并占了总量的五分之四，但加起来也不过4部，平均每两年还不到一部。

　　（二）质量乏善可陈

　　彩色电视试播的1973年，北京电视台根据一篇以农业学大寨为主题的同名小说改编录制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视剧《架桥》，但因内容贫乏、表演虚假以及技术不过关而未播出。[5]《杏花塘边》、《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在艺术性和观赏性上也是差强人意。

　　商业部广播事业局1976年对全国电视机的数字进行统计，截止1975年年底，全国有电视机46.3万台，其中国产彩色电视机4000台，进口彩色电视机1900台。68%的电视机分布在城市，32%分布在农村。按照当时的8亿人口计算，每1600人才拥有一台电视机，显然，电视尚未普及。[6]

　　注释：

　　[1] 本文为作者承担的2010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学术理论研究项目《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研究》（项目编号：2010zgxh1003）和2011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研究》（项目编号：2011b318）的阶段性成果。

　　[2] 郑有贵：《“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生产波动及其动因探析》，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3] 还有一个说法是上海电视台和太原电视台。参见壮春雨：《中国电视概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4] 钟艺兵、黄望南主编：《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5] 参见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6] 参见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