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柳青 《创业史》 城市梦想
　　摘 要：柳青的《创业史》是描写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巨制。文本从一个侧面叙述了徐改霞这一人物从追求自由婚恋到进入城市去实现人生理想的心路历程，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中关涉农民的精神追求和城市梦想。作为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创业史》，在对农民城市梦想的书写中潜隐着作家的一种现代意识，同时也拓展了十七年农村小说的视阈和内涵。
　　
　　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乡村发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史诗性长篇巨制，小说的创作意图和主题非常明了。建国初期，柳青在大批干部、知识分子陆续“进城”，带着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心去建设新中国之时“下乡”了，扎根农村14载，广袤的农村大地成了他书写的文本，甚而成为他生命的全部。尽管他身处乡村，却始终关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文本从一个侧面勾勒了徐改霞这一人物不懈追求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在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精神追求和城市梦想。
　　
　　一
　　
　　徐改霞是柳青竭力用新的理念去塑造的一个新社会的新式女性，在她身上表现出了对妇女命运的抗争精神。徐改霞从包办婚姻到据理抗婚，从解除婚约到大胆追求爱情，从进校读书到最终走进城市成为新时代的一名工人，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在徐改霞不懈追求婚恋自主和人生理想的性格塑造中隐藏着农民的城市梦想。
　　文本在叙述着新式人物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在战胜重重困难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合作社的宏大事件的故事缝隙，将梁、徐两人的爱情故事情节镶嵌其中，确实增添了故事的可读性。www.11665.coM徐改霞是一位美丽、聪慧、有主见的新式女性，从小与寡母相依为命，解放前，父母给她定了亲，“解放那年，人家要娶亲，她推说不够年龄，不嫁。等到年龄够了，她又拿包办婚姻作理由不去”。整整抗婚三年，才在“贯彻婚姻法的声浪中”，解除了婚约。她妈做梦也想不到，“参加过几次群众会，柿树院就关不住改霞了”。“渴望女性切身的解放”的强烈愿望在她心中升起，在她的身上虽经几千年的被压抑，但妇女的抗争精神终未泯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人”的发现的运动，更重要的是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发现”。中国女性中的大多数是生活在农村的妇女，她们深受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和毒害。建国前的30年，是中国社会变化剧烈的30年，中国的工农大众从昏睡逐渐觉醒，“这期间最苦的自然是妇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某种程度上来说，农村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农村女性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是女性觉醒程度的体现，婚姻是最具体、最直接触及女性切身利益的命运。徐改霞的自觉也是从婚姻自主开始。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徐改霞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思想前进”“生活有意义”的青年才是她择偶的标准。梁生宝积极上进，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合作社的带头人，土改的时候她就深深地爱上“这位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土改那年，两人一起到县城参加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开会时，“她故意挨近生宝坐”，走路时，“她也总在他旁边走着”；一次趟水过河，孙水嘴主动搀她时，她“却把一只柔软的闺女家的手塞到生宝被农具磨硬的手掌里”。而对于生宝呢？“改霞那只手给他留下了柔软的感觉，永远保持在他的记忆里头。”可那时，改霞的婚约还没解除，生宝家里还有个痨病童养媳。等到婚约解除了，生宝家的童养媳也死去了，横亘在两人中间的障碍没了，在徐改霞看来可以自由地开始追求自己的爱情了，甜蜜的爱情之梦时时萦绕着他俩。她有时想：“要是我有生宝这样一个女婿，那我可有福啦。”“不管他是谁家的儿子、有多少地产和房屋、公婆心性好坏呢！‘不挑秦川地，单挑好女婿’。”“天王老子也挡不住改霞到生宝的草棚屋做媳妇去！”生宝也常常思念着改霞，到郭县买稻种的那个晚上，他的思想就“固执地停留”在改霞身上，“她朝着他笑，深情的眼睛扑闪扑闪瞟他，扰乱他的心思……”两人相知相恋，可美好的爱情却没有幸福的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刚刚解放的农村，封建意识的旧观念像一只牢牢的天网一样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天经地义的，自由恋爱被视为大逆不道。容不得改霞的“擅自”悔婚，所以在梁三老汉等人看来改霞是“没良心”“坏了心术”。二是改霞娘并不看好生宝，时时堤防着改霞同生宝交往。老人很实际，希望为改霞找一个富户人家，梁三老汉家并不富实。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生宝身上显现出的“两面性”和他的人格错位。作为血肉男人生宝需要女人，他觉得“改霞人样俊，心性也好，他要争取和她成亲”。当改霞那“长睫毛的大眼睛”“柔媚的闺女的小手”让他激情澎湃，他的心已经“被爱情的热火融化成水了，生宝浑身上下热烘烘的，好像改霞身体里有一种什么东西，通过她的热情言语、聪明的表情和那只秀气的手，传到了生宝身体里了。他感觉到陶醉、浑身舒坦和有生气”。这是一个男人面临甜蜜爱情时的正常反应。然而，生宝的另一面是强加给他的，作为文本中的一号人物，已经被“理念化”了，他是“党的忠实儿子”、“无产阶级英雄的典型”，在他的身上要体现出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的优秀品质。然而，当柳青希望塑造的新式女性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下逐渐成长，变得坚强、自主、果敢，缺乏传统妇德温柔、顺从的因子时，已经“大大超出了男权话语的框架……徐改霞与人们看惯了的低眉顺眼、被动顺从的妇女形象相去甚远”。所以，梁生宝时时感到压抑和不自在。最初，生宝还存有一丝自卑心理，“也许人家上了二年学，眼高了，看不上他这个泥腿庄稼人哩！”他还想过，“咱泥腿子，不攀高亲”，曾产生过“算了吧……咱庄稼人，本本分分，托人在什么村里瞅个对象，简简单单结个亲算哩”的主动放弃的想法。两人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可当改霞大胆、主动接近他时，他常常借口工作忙一再推脱。生宝既是一个有着新思想的青年，但在他内心深处又有着乡土农民的传统观念，他很难接受“变化了”的改霞。这从后来他对刘淑良和徐改霞两人的比较中道出原委，他对刘淑良的映象是：“庄重、精明、说话有分寸。”“这女人的性情是比慌慌溜溜的改霞稳重得多。”“生宝望着大方正经的刘淑良的背影，觉得她真个美。连手和脚都是美的，不仅和她的身材相调和，而更主要的，和她的内心也相调和哩。生宝从来没有在他所熟悉的改霞身上，发现这种内外非常调和的美。”而在改霞身上所表现出的敢于大胆追求爱情、自主选择生活道路、抛弃传统妇德等个性，生宝却看作是不顺从、不稳重,甚至有点不正经，缺乏调和的美。这已经超出了他的心里想象和道德承载能力。他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的心中燃烧着熊熊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为了理想，他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显然，此时的梁生宝人格已经分裂，毫无私心杂念，没了七情六欲，仅剩下空壳的肉身而已。生宝为了合作社的“事业”也就不惜牺牲自己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爱情了。
　　故事的结局毋庸置疑，权力话语下的爱情言说本来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对爱情一往情深的徐改霞，在大胆追求后，却最终失望至极。爱情受挫后的心灵苦痛更加坚定了她选择“离开”的决心。在与命运抗争和自我追求中，徐改霞这一人物的性格趋向成熟，这为她最终选择离开蛤蟆滩而走进城市做好了精神和心理上的铺垫。
　　
　　二
　　
　　建国后，国家建设的中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城市对劳动力需求激增，大量农村青年被吸收到城市。仅“1949年至1957年的八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4200万，其中农村进城劳动力占了城镇人口增加总额的56％”。中国的乡村已逐渐开始接受城市化进程的社会文化语境。这一时期，城市物质生活的相对富有对农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城市生活逐渐成为许多农村青年内心的一种理想和追求。王朝阳在散文《丧乱》中说：“一个农民，从他的孩子时代起，他的人生就意味着摆脱农村生活，拼命挤向城里！”这的确反映了当下农民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而这种心态同样存在于蛤蟆滩的农村青年身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50年代初，报考工厂当工人是许多农村青年实现城市梦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当西安国棉三厂招收女工的通知到下堡乡时，多少个像徐改霞一样的农村女青年期盼着“奔向新生活”，“新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期盼着实现城市的梦想，农民进城后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份发生了变化。身份是指一个人的出身、地位和资格，社会身份是一切个人的社会存在形式，社会关系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个人的社会身份的多样性，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为多种原因而得以改变，进城当了工人，身份随之起了变化。城市工人相对于农民来说那是至高无上的，让人满足与羡慕。在农民看来，进城当工人是一种骄傲和荣耀。下面是《创业史》中描写争相报考的一个场景：
　　
　　乡政府的大院子，拥挤着满院的闺女们。满眼是两条辫和剪发的脑袋在蠕动，在几棵古老的苍柏底下，是人潮和发浪：竟有这么多人考工厂啊！//街头巷尾，一片学生蓝。剪短的和编辫的黑油油的头发，在改霞眼前动荡着，动荡着。//分配给渭原县的名额只有二百八十个女工，报名的突破三千了。

　　而徐改霞是众多报考者中的一个。而最初的徐改霞对城市的印象还只是一片空白，自从她成了下堡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才从阅览室里《人民画报》上了解到一些有关纱厂女工的生活，还与一些年龄大的学生“谈论着前两年住了工厂的女同学”的城市生活，最直接的描述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实的蛤蟆滩的生活与之相比乃天壤之别。
　　蛤蟆滩“三大能人”之一的郭振山对徐改霞进城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个精明的庄稼人对她是兄长般”关怀，他既是村代表主任，又是共产党员。土改后，随着地主阶层的消灭，郭振山成为蛤蟆滩新的权力体系中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帮助下，改霞才得以解除婚约，改霞“崇拜”他。他关注国家工业化建设，常常“谈论大城市里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他了解城里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更知道“工人比农民挣得多”。所以，“在城市向农村第一次要人的时候”，他就让其三弟郭振江“到西安电厂里去当徒工”。他还一直规劝徐改霞进城当工人，慷慨仗义地对改霞娘说：“婶子！改霞要参加工业化建设去呀，你甭存一点点顾虑。”徐改霞在郭振山的关心下对进工厂逐渐有些了解。郭振山对改霞说：“今年是咱国家大建设的头一年，到处盖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哩。”“往后，上面一帮一帮朝乡村要人呀。……永要不够。你明白这个意思哩吧？”改霞觉得代表主任给她指引一个“生活的新天地”。她曾焦急地向郭振山打听报考工厂的情况：
　　“今春又有工厂要人吗？”她试探地问，心里开始有点着急。
　　郭振山说：“西安城东灞桥镇新修起一座纱厂，比国棉一、二厂两个合起来还大。工厂要上万哩！”
　　
　　改霞觉得进城“更有意义，更理想，更有出息”。但她的心情又是复杂的，心里很难受，因为她“一直倾向生宝的”，因为爱恋，她才感到忧虑。改霞在“经过几天的独自思量，她对进工厂比较有兴趣了”。不过她想总得和生宝谈一次，否则“不声不响离开下堡村，进了工厂的话，恐怕是太没人情了吧？”
　　参加国家工业化建设已经成为50年代人们特别是农村年轻人的一种理想，并内化为个人的一种自觉行动。但改霞的“心沉沉地下坠，她感到难受，觉得别扭，翻来覆去思量一件事情——你是不是情愿离开美丽的蛤蟆滩，到大城市里去参加国家工业化吗？她心里想去呀！对于她，一个土改中出现的知识分子，一个向往着社会主义幸福美景的青年团员，没有比参加工业化更理想的了。参加工业已经变成一种时尚了。工人阶级的光荣吸引着改霞。靠自己的理想，她打消不了参加工业这个诱人的念头。”她的心情又是矛盾的。当她为报考工厂征求梁生宝的意见而受挫时，她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她“感到脑子有点麻木，感到失望”，“她的心被戳疼了”。生宝僵硬的态度、“带有讽刺意味的笑容”更是给她心灵上一个沉重的打击。
　　她一直在思考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她的心情是矛盾的、复杂的。但此时的她更看重自己的存在和感受，她认为“搞对象既不是为了吃穿有人管，更不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她不愿成为“任男人摆布，把男人的搂抱亲吻看做赏赐的女性”。她时常想：“生宝想和她好，也是想叫她给他做饭、缝衣服和生孩子。”她也“不甘心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她觉得“离开生宝去住工厂，是正当的”，“是爱国的、前进的和积极的”。她的心就坚定起来，坚定了考工厂的决心。她所追求的“新生活”体现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意识，体现出大胆追求自由婚恋的精神和一个新社会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凸现。在“去或留”的二难选择中，她“把这个人生问题，翻来覆去，想得很深、很细。……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当她感受到生宝的爱情是靠不住的时候，但自己的人生理想不能丢掉，毅然选择了离开，“奔赴祖国工业化的战线”，步入了城市，寻求属于她的那一份天空。这是她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也实现了作为一个农民进入城市的梦想。尽管徐改霞的爱情观曾受到过批判，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梁生宝和徐改霞两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敬仰是一致的，一个是选择进城当工人支援国家建设，一个是坚守在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建设国家，实质上殊途同归，并无矛盾，唯一牺牲掉那“微不足道”的爱情。
　　
　　三
　　
　　《创业史》最早是在1959年以《稻田风波》为名在《延河》杂志上发表，到正式出版的1960年，我国城市工业化的背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8年后，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城镇人口增长过快，国民经济衰退，不得不动员大批城市职工“自愿”返回农村原籍，遣送大批城市青年学生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保证城市工业的发展及城市居民生活的稳定，政府采取了包括户籍、粮油副食品供给、住房、劳动就业、财政补贴以及婚姻等“城乡隔离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壁垒，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城市和乡村两个天地，构筑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由于国家城乡经济政策的导向，在当时的社会甚至形成了极为根深蒂固的偏见：“农民的本分就是搞农业，而不能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否则，就是不务正业。”但在小说文本中，字里行间从未流露出作家对徐改霞希望进入城市的批评之意，也正是在柳青的“安排”下徐改霞才得以实现她进城的梦想。而事实上，下堡乡还有一批农村青年同徐改霞一道进入了城市。柳青曾谈到过，“徐改霞是个虚构的人物，是根据当时许多女青年塑造的”。“柳青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时……更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色彩”。所以，在徐改霞这位新式女性身上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一个新时代的新式农民，一个关注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新女性。柳青自告别《中国青年报》社的工作单位，离开京城，后又主动舍弃西安繁荣舒适的城市生活，落户皇甫村的十多年间，一方面在关心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关注着城市工业化的建设，并思考着城乡之间的互动联系。文本中渗透出作家对城市工业化建设的观照，将自己的生命与国家的建设联结在一起，将自己的理想内化为实际的行动。1955年他写给陕西省委书记的信中曾建议：“陕北应当结合自然和气候条件……经过土地经营方针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现代工业城市的兴起，延安、绥德、榆林三地将成为工业城市。”显然，他思考的不仅仅是蛤蟆滩的合作化问题。
　　《创业史》作为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经典文本，对农民城市梦想的书写颇具意蕴，一方面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内容和视阈得到了拓展，为农村小说的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同时，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概括城市形象的文本资源，为十七年城市小说的“枯水季”增添了资源，成为观照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另一方面，柳青身处那个政治语境之中，显然不可能超然世外，一方面要积极跟随革命意识形态来写作，一方面作家的创作有着个人的自主要求。《创业史》作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初期革命的史诗，在反映农村历史面貌的同时，他常常将自己的笔触从广袤的农村大地伸向了城市的一角，仰望城市。文本中不少的篇幅描写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市建设的情境，想象着城市工业化建设的热潮以及农村青年报考工厂的场景。小说还抒写了徐改霞这个农村女性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我爱情的追求的心路历程。徐改霞这位“美丽、勇敢和富于幻想的农村姑娘的性格特点”，尽管“使人感到不能满足和难于理解的”，但多少也让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个隐藏已久的理想和一种不愿屈从的果敢性格，体现出尊重和维护个体权利的现代观念。中国农村正是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萌生现代意识，尽管这种意识让人感觉是那样的朦胧，却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3] 王琳、陶镕：《妇女解放的当代场景——论<创业史>与女性文化品格的塑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2期。
　　[4] 徐璋勇、袁建歧：《农民与城市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 黄放：《点点滴滴忆柳青》，收入蒙万夫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孟广来、牛运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 施战军：《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9] 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