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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城市文学批判(下)

当代城市文学批判(下)

城市的灯光像海洋中浮动的亮点,在黑暗中浮游。这的确是一个无比广大的世界。如同人性是深渊一样,这个世界也是那么的广大、躁动不安而又神秘非凡。这座城市的下面掩盖了多少秘密?如同现在奔逃向大街的人们的睡梦……我感到城市论文联盟http://是一条大船,带着我们向着黑暗的海洋不停地漂浮而去。⑥
  与自己的前辈相比,他们挣脱了集体幻象的束缚,获得思索和想象的自由,但独立出来的沉思默想却带有迷惘的痛苦。韩东的城市小说,关注城市卑微的人生和压抑的人性,但是发现的却是灵魂的卑琐和人性的扭曲。《西安故事》中的老荒,为了证实自己的价值而去书店偷书,特别是他的因爱生恨和自暴自弃,既伤害了自己也损害了他人。这就是说,个体外在生活世界的平庸失败,很可能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玷污灵魂和戕害人性。个人就是这么一个脆弱的生物。
  应该说,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在这代作家的城市书写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一方面是从他们开始,客观的城市形象开始向主观的城市形象转变。由于他们注重个体的内在体验,因而即使是表述城市个体的生存困境,也无不携带鲜明的主体经验色彩。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日益庞大而复杂的现代都市,个体性的自我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浸染着浓郁的悲观主义情绪。因为他们对于城市的理解,原本就有理想主义成分,现在则缺乏同一性,成为意识与感觉、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他们对于城市的情感态度,原本就不是完全敌意性的拒绝,现在则是爱恨交集。因此他们注定成为有家难归的城市漂泊者。wWW.11665.coM
  再次是沉溺于私人世界的女性知识分子。女性文学从90年代至今,连绵不断,这里既有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也有全球化与商业化的外部推力。90年代中期以陈染《私人生活》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为代表,形成真正意义的女性主义文本。这些文本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私人性的生命体验和世俗欲望。它们以躯体语言冲决道德的禁忌,用畸形人生与异化人性隐喻历史现实;笔触从意识深入到潜意识,从常态心理深入到病态心理。从女性主义文学的角度讲,她们大胆挑战精神教化与社会习俗,而且力度空前。不过,这些“60后”女性作家立意在反叛,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在形式表现上,都有一种决绝的文化姿态,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骇世惊俗。相对而言,以棉棉、卫慧等为代表的“70后”“另类”女性作家,心安理得地游移在社会边缘,并在感性生命的平面上流连忘返。棉棉《啦啦啦》和卫慧《上海宝贝》,从个人与社会的文化对立关系中抽身而出,在物质世界与生命欲求的契合点上,享受轻松的自由和感性生命的高峰体验。其实,这些女性作家反而走得更远,如棉棉《啦啦啦》中的赛宁,处于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特定情境,为了抵御虚无,不断地寻求生命刺激,从无拘的性爱到疯狂的摇滚,再至致命的毒品。这种无望的生命抵抗,最终走向了生命颓废,个体的自主性也丧失殆尽。
  当然,更多的女性作家在业已取得的女性写作的合法性基础上,构建更为真切而合理的艺术世界。潘向黎的长篇小说《穿心莲》,是作者迄今叙述结构最复杂也最精致的作品。从思想内涵讲,文本既贴近严酷的现实,表现女性情感价值的危机;但又执著向往碎片般的浪漫情怀。文本的叙述结构共有三层,首先是主叙述层次,叙述者讲述自己缺憾的生命历史和困惑的现实人生。其次是次叙述层次,即叙述者与她的读者心灵交流的层面。最后是次次叙述层次,即叙述者编撰的爱情小说与世俗爱情故事。如果用叙述空间的概念表述,那么这是一个立体式的小说结构,像一栋套合式的三层楼建筑:具有多个层次分明、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单间,同时又是一个错落有致的整体艺术建筑。这种叙事的空间结构,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叙事主体的丰富情感和矛盾意识,以及文本的多重意蕴。
  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是从个人写作深化到私人写作。叙事者为了真切表现个人的生存经验,不仅把叙事场景从外在世界移到个人世界,蜷缩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将叙事视点从公共场所移到私人领域,专注一己的生命体验,以维护自我形象。女性文学变化中最令人欣慰的迹象,则是从极端的个人主义经验书写中峰回路转,并且从思想文化的挑战走向艺术形式的建构。
  最后是身陷“象牙之塔”困境的知识分子。新中国以来,大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国家和社会赋予如此高的作用和期许,可是大学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斯文扫地。在文学聚光灯下,昔日幽静的“象牙之塔”呈现出尘世的喧嚣,大学知识分子也被世俗价值观念搅得心神不宁。90年代大学叙事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重要标识,是失去了主体的同一性和连续性,显现出普遍的人格分裂,从而在难以预料的社会变迁中倍感焦虑。格非《欲望的旗帜》全面描述和深刻剖析了大学知识分子普遍的人格分裂:理性与信仰的分裂、理性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裂、话语意识与实践意识的分裂。贾兰坡教授的自杀,从根本上讲,隐喻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和道德空虚。这位教授无法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甚至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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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丧失了先验意义,人们也就失去了对城市的理解和把握,所有的人类价值将变得含糊空洞,连以往倍觉珍惜的友谊和爱情也将徘徊于深渊。本世纪以来,大学屡屡触及社会敏感的精神末梢,大学知识分子叙事也成为文学的关注焦点,仅仅是长篇小说代表作就有张者《桃李》、葛红兵《纸床》、汤吉夫《大学纪事》、阎连科《风雅颂》、史生荣《所谓大学》等等。它们全景式地披露了当代大学混乱失序的种种病相,展现了大学知识分子在金钱和权力诱惑下无所适从的境况,以及在婚姻爱情生活中进退失据的尴尬,深刻揭示出他们在多元价值的文化语境中自我认同的危机以及其道德理性的困惑。
  在描述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的作家中,徐坤和阿袁倍受批评界的关注,因为她们本人就是研究院和大学的知识分子,熟谙“象牙之塔”逼仄的生存情境,对于社会转型带来的荒诞人生有着切身的感受。徐坤《热狗》主人公陈维高的人生困厄,不仅来自外在严酷的体制与物质,还源自个体内在的生命冲动;世俗功利的诱惑与难以遏制的身体欲望,使他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阿袁《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中的顾博士,善于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模式规划人生,将自己的生命也视为一种商品,当作一笔能够带来最大利益回报的投资来体验,即使爱情婚姻也框定在这种功利人生的范围。对于顾博士而言,外在世界不过是满足他饕餮欲望的巨大苹果,他就是攀附其上并永不知满足的贪婪食者。这两位女作家身处“象牙之塔”的知识分子之中,但是对于她们所表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却有意地拉开审美距离,采用了反讽的叙事语调,试图在喜剧性的情境里,揭示知识分子萎缩的灵魂与扭曲的人性。不过,在这种冷峻的审视之中,我们也可感觉到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深切悲悯。
  总之,通过上述四类城市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三种基本趋势:一是创作主体从关注城市群体的生存变化和精神困境,逐渐转向表现偶在和脆弱的个体生命;二是文学叙事的焦点从混乱失序的外部现实,逐渐移向内在世界,通过震惊不安的体验、失落无奈的感受和纷乱复杂的思绪,来折射急剧变幻的城市社会;三是叙事基调由抑制到怨愤再至反讽,表现出叙事主体的价值情感,由对城市社会的无奈接受发展到强烈不适,再至发泄和释放生命的压抑。与此同时,文学叙事模式逐步走向多样与精致,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创造出多种样式的叙事语态,表现出个体内在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这就是说,文学叙事模式在想象城市现实的同时,自身也在悄然变化。当然,这里主要是指理论形态的大致趋势,实际的创作肯定比理论形态显得更为复杂。
  
  三、当代城市文学的批评问题
  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讲,城市文学毕竟是个方兴未艾的艺术世界,仅仅通过上述粗线条的俯瞰和描述,我们就可以感受并发现城市文学的诸多价值意义,以及值得充分关注与警醒的问题。当然,论及文学城市的建构,城市文学批评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本雅明关于波德莱尔的“波希米来人”阐述、巴赫金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发现,都创造性地发掘出文学城市的精神价值与文本意义。因此可以说,当代城市文学没有达到人们的满意程度和想象高度,与城市文学批评的薄弱甚至缺失,密切相关。下面,我想就涉及上述知识分子形象的城市文学批评,讨论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首先,叙事主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个问题的由来,是从世纪之交的底层叙事讨论中产生的。一些批评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新思考当代文学史,借此批判文学知识分子疏离现实苦难的现象。应该承认,强调创作主体的正义动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批评家却以底层的名义,试图根据“现实的需要”重新叙述文学史,按照文学形象的底层身份排座次。从这种观念出发,赵树理和莫言因为“没有被精英文化完全控制”,从而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最优秀的作家。最难以理解的是,建国后老舍的《陈各庄上养猪多》也被奉为上作,而《正红旗下》却被有意遗忘。⑦当然,这种文学史观并不一般地排斥城市文学,而是排斥城市文学中的以知识分子为叙事对象的非底层叙事,因而被视为“精英叙事”的知识分子叙事,自然也就被排斥在当代文学史视野之外了。其实,无论文学史的叙事主体采用何种思想资源、何种文学话语和何种叙事模式,都必须坚守文学专业的学科底线。一方面无论作家本人何种出身,只要他投入文学创作并为社会接受,他就是广义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杰出的文学形象并不主要在于他们处于怎样的社会阶层,也不主要在于叙事主体对他们有怎样的看法,而是主要在于他们能否真实而深刻表现社会、人生和个体生命的真谛。因此,我认为所谓的“底层文学史”似乎不是在论述文学发展史,而是通过反思文学史表达自己的民粹主义情绪。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中说,“在防止民族国家走向极权主义的历史时刻,个人主义和乌合之众都是难测的威胁”。⑧我想,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对这种提示应该深有同感。
  固然,对于现代城市社会的批判由来已久,并且随着现代城市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本相的显露,伴随着人们对启蒙现代性的质疑,这种批判日益严厉。但是,若从民粹主义的思想维度去批判城市文学,则很容易陷入道德理想主义的窠臼。且不说城市文学原本并非底层叙事的特权,即使是底层叙事本身,也未必就是底层民众的特权,这就像知识分子叙事并非“精英叙事”的特权一样。这个问题左翼文艺早就曾经讨论过,论文联盟http://文学史的实践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其实,现代社会精英与平民的关系,原本就不是绝对二元对立的,否则就是人为地鼓吹阶级仇恨的变种说法。精英代言人的身份当然可以怀疑,但是在知识分子群体日渐分化的文化语境中,并不是所有的代言都因为叙述主体的精英身份而没有思想价值。本雅明就曾说过,“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⑨ 本雅明的话虽然有些绝对,但对于我们讨论底层叙事仍有启示。韩东关于普通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描述和批判,就具有相当的思想力度和人性深度。
  其次,知识分子批判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大学叙事中表现出来的。如果说90年代的大学叙事,如格非《欲望的旗帜》等,还蕴含着一种忧虑的思绪及其形而上的探索;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大学叙事,则大多是表象的描述与情绪的发泄。其中显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以极致的方式凸现大学的失序病相,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无心也无力思索病状的症结。《桃李》将论文联盟http://叙述焦点放置在沉溺于金钱色相而不可自拔的教授身上,似乎大学知识分子在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诱惑下病入膏肓。二是叙事主体在审美距离上远离叙述对象,以调侃的叙事语调无情嘲弄大学知识分子。《教授横飞》以变形方式隐喻大学知识分子的利欲熏心和失败人生。这些叙事主体具有莫明其妙的精神优势与良好的道德感觉,肆意放大大学的乱相,以鄙视的目光俯视大学知识分子,并且把知识分子作为喜剧的对象加以嘲弄,流露出一种发泄式的狂欢心态。这种末世的情绪不但没有深度,反而显现出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想质地,以及一味迎合大众社会“高贵最愚蠢”的浅薄。

必须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大学叙事的大学及其知识分子批判,而是反对一味嘲弄甚至丑化大学形象及其知识分子的大学叙事。理由很简单,迄今大学及其知识分子都深深受制或者依赖于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体制,大学知识分子既不是寄身寺庙的僧侣,也不是独立于社会体制的个体户,因而并不完全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身位;同时,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屡遭社会动乱的摧残,因此,诸多弊端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及其知识分子自身。再说,大学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知识分子的思想也不再具有同一性,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知识分子在急剧世俗化的年代,都能超凡脱俗。真正具有人文使命的民族知识共同体,如果将自己的视线仅仅停留在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琐屑的画面上,对于关乎民族社会命运和文化未来的大学知识分子,既彻底丧失信心,也缺乏自省思考与文化建构的能力,那么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有自我拯救的希望吗?
  最后是个人写作与私人写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中。主张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批评,对于极端表现自我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指责,好像从未间断:她们如此地专注于一己生命体验,蜷缩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致于搁置社会人生的价值意义。其实,“个人写作”与“私人写作”是两个意蕴有所交叉但不尽相同的概念。“个人写作”是针对“宏大叙事”而言的。“宏大叙事”是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知识的合理性历来表现为两种叙事:政治的解放叙事和哲学的思辨叙事。⑩这两类叙事可视为元叙事,即对其他的叙事进行组织和解释的叙事。宏大叙事在形式上往往追求题材的宏大、主体的一致和结构的完整,在内涵上侧重表现总体性、普遍性和宏观理论。在我看来,女性作家疏离宏大叙事,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与其说她们刻意逃避社会责任与忽略利他主义,还不如说她们原本就是遭遇自我认同危机的“在路上”上的一代。精神家园的缺失使她们的思想游移不定,甚至成为脱缰的野马,于是她们把纷乱思绪从虚幻的精神世界转向真实的个体世界。故此,她们的作品以个体为本位,自我不是横向地与外在世界发生关系,探寻世界存在的理由,而是纵向地与本真生命发生关联,质询个体存在的问题。她们普遍把个人的成长经验作为创作主题,恰好指证了这点。
  所谓的“私人性”,则是针对“公共性”而言的。由于城市社会的法则及其对个体的控制和侵害,迫使个人为了保持一些真实的自我,不得不从公共场所缩回到私人空间,将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退居一隅的女性作家,独自聆听来自个体生命深处的诉求,在个体生命回忆的碎片中重建自我,以抵御虚无。当然,个人的内在退缩,也容易使之成为自我封闭的牢笼,因为内心需求与人性本能难以径渭分明。从这种意义上讲,对于私人叙事中的并不完美也并不洁净的人性缺憾,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在我看来,平静审视人性的有限性,坦诚地承认自身的不完善,比刻意压抑自我,甚至把人性的阴影投射到外部以致处处树敌,也许要好一些。
  女性主义创作的问题关键在于,她们有时混淆了“个人写作”与“私人写作”的差异。其实,个人写作并不仅仅意味着表现蜷缩在内心世界的自我,因为个人往往是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得以表现的。正如利奥塔所说,自我并不是一座孤岛,自我存在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且这种关系比以往的社会更加复杂,也更加具有流变性。⑾
  总之,我希望城市文学及其批评,应在现代社会及其文化语境的现实基础上,想象当代中国的城市社会与个人存在。城市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既需要强调社会文化批评,也应该重视思想文化建构。无论持有何种价值立场,也无论采用何种叙事方式,文学知识分子都应以理性精神、人性意识和自由宽容的心态,切身感受与深入思考城市社会、个体存在及其价值情感。正在发展中的城市社会,毕竟是我们未曾拥有过的家园,也是一个充满变化并且难以穿透的家园,我们真的无法确切预见何种危机将导致社会灾难。因此,在进入文学城市的艺术迷宫之前,我们应该记住罗兰·巴特的一句名言:这里没有唯一的现实主义,只有不同的现实主义。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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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颜敏 [标签: 城市 文学 中国 文学 文学 文学 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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