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女性诗歌 自我 知性
摘 要：20世纪女性诗歌写作的历程中，三四十年代出现了重大的分流，一些女性将“小我”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另一部分则更重视诗歌的艺术追求，将知性、哲理、心灵的深度追寻渗透于诗歌中，其诗歌中的“自我”表达表现出与前者相异的选择，开辟出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更为深沉的道路。
“五四”运动中萌发的现代女性意识，在“五四”落潮后，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这一阶段，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女性解放命题的发展更为曲折，女性问题愈加变得不再单纯，妇女运动开始与各种社会运动相结合；而与此同时，文学的格局在此时期呈现某种多元状态。“五四”时代那种统一的人文理性追求也由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多元选择所代替。在诗坛，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现一些诗歌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月诗派、现代诗派和中国诗歌等三个流派；20世纪40年代则有著名的七月诗派、九叶诗派，以及解放区的诗歌运动等。活跃于这一特定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在各种观念意识的烛照下呈现出新的风貌。较之“五四”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诗歌写作出现了分流，形成了区别较为鲜明的两种自我话语表达。
相对于一些女性革命诗歌的创作（这一类型的创作者以杨刚、关露为代表，笔者另有专文论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些女性更注重诗歌本体的创作、崭新诗意的创造，开始了诗歌文体的自觉，开始加入诗歌文体的探讨。她们的诗歌创作在当时的诗坛影响较大，笔者认为她们的作品，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标志着女性新诗书写从过渡阶段走向成熟发展。WwW.11665.coM她们的主要代表作者有20世纪30年代新月派诗人林徽因，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人陈敬容、郑敏。这些作者大都富于正义感和爱国热忱，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创作上比较重视诗歌艺术的提高。常在个人生命的情感抒发中呈现一种深刻的知性、哲理意味，融入了对生命的深刻体悟和沉思，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拓展了女性新诗写作的空间，展现了现代女性对人生、生命的深层思考。她们的诗中“知性”的力量显然较之“五四”时期有所加强。所谓“知性”，首先是哲学学科中的术语，“在现代诗论中，相对于感性，知性是对感官知觉所提供的素材，加以综合认识的创造能力。”这些诗歌对人性、生命、社会的知性的关注使女性的自我的存在得到更深入的体现，单纯的、平面的感伤也被复杂的、立体的情绪所取代，更为冷静、凝重的怀疑，憧憬，冥想，审思丰富地交织重叠于她们的一首首诗作里。
一、林徽因：那盏忧伤的莲灯
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新月女诗人林徽因的五十余首诗，直接表现现实人生，时代气息较浓厚的有《年关》《九一八闲走》《哭亡弟恒》等，但林更多的诗歌，是表达自己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寻求，对抽象人生真谛、宇宙规律进行思索与探求，表现出“五四”启蒙理性精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发展，如《“谁爱这不息的变幻”》《题剔空菩提叶》《时间》《前后》《人生》《灵感》《黄昏过泰山》《昼夜》等。从开掘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微妙性的视角来看，其诗题材内容呈现出了多样的色调。
对于自我生命价值的追问使其诗歌呈现出强烈的现代女性自我意识，仍具有“五四”时期的启蒙、引导、召唤的浪漫激情，但又略显出某种内省、孤独气息：“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枝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婉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莲灯》）可以看到，“莲灯”这一意象是林徽因的自我主体精神的寄托物、象征物，与“五四”时期陈衡哲的“鸟”意象相比较，对于生命的追求与渴望是一致的。但诗歌的结构与语调却复杂曲折一些了，在此莲花的力量是有限的，“单是那一剪光”、“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但又是具有价值，充满自豪与骄傲的，“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这飘忽的旅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诗歌表达了作者对于自我生命的脆弱、渺小、孤独无助的体察，但仍然尊重自我、认同生命，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的执著、自我价值的追求。这里，较少“五四”高潮时期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女诗人的激越与高亢，作品的“思”意较深，包含着一个知识女性对生命存在的较为冷静的感悟和言说。个体与群体、外在世界以及生命、命运所构成的多重对立使其作品的层次更为丰富，这使得她的作品中的忧伤与20年代的感伤画出了界线，对比20年代那些感伤命运的诗歌吟咏，林徽因的沉静、镇定与深刻更为彰显。也许正是因为冷静淡定，才令其更从容地面对种种人生的悖论与变幻，以“大胆的爱”来包容承担，庄严自在其中——
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的；//你是河流/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你和我，我永从你中间经过；//我生存，/你是我生存的河道。现在我死了，/你，——/我把你再交给他人负担！ ——《人生》
在死亡与生存的意义上将个体与群体相连，表现出顺应自然，承担使命的高尚人生境界。这里，“存在”的困惑与迷惘、孤独与寂寞使林诗平添了一分现代自我人格的力量。表现出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知识女性的复杂心态，充满着对于生命的主动探索与清醒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女性诗歌中情感泛滥空疏、感伤脆弱的偏向，抑制了惯性的依赖和自卑。
二、陈敬容：从“单色”中走来
陈敬容对自我、人类、生命存在本身也有独特的关注。她在创作初期的一些诗歌就带有一定的哲理韵味。其早期的作品以思乡、怀想母亲、追求爱情、自我的幽思为主。诗歌的情绪偏向于孤独、忧郁，抒情者似乎总是徘徊于人类的边缘，保持着一种无法向世人敞开胸怀的孤独的气息：
请进来，深夜的幽客，/你也许是一只猫，一个甲虫，/每夜来叩我寂寞的门。
——《夜客》
黄昏、黄沙，/尘灰里掘起/发黄的记忆，/壁上的影子在叹息。……
——《黄》
来呵，猫儿，温静的友伴，/来伏在我胸前，让我拍着你，/听我心的湖水还波动吗，/和着雨，斜斜的秋夜雨。
——《哲人与猫》
这些诗中的非人化的对话者为“黑夜”、“黄昏”、“深夜”、“甲虫”、“猫”“雨”，它们构成了诗歌的独特的意象系列，一个关注着内心的体验同时也不乏封闭性的孤独沉思的青年女性自我在此呈现。诗人在《断章》一诗中这样总结此时的自我——
我爱长长的静静的日子，/白昼的阳光，夜晚的灯；/我爱单色纸笔、单色衣履，/我爱单色的寥落的生。
尽管同是忧伤迷惘，陈敬容的诗较之以往的女性诗歌则更显冷峻。同时，于忧郁感伤中我们仍可感受到作者对自我生命某种期许，那简洁的句式奇特的想象，表现出作者对于生命创造活力的强烈追求。
陈敬容的诗歌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意象多向具体的现实社会开放，诗歌的意象组合表现出诗人心目中的复杂世相，其人生观照社会观照的力量在与现实的撞击中加强。诗中深刻的反讽，表现出作者对于现代生活、人类生存状态的冷静反思。最有代表性的，应是《逻辑病者的春天》：“我们是现代都市里/渺小的沙丁鱼，/无论衣食住行，/全是个挤！不挤容不下你。”在冷峻的反讽中，现代都市生存状态受到了作者的深刻质疑；内在的理性力量令情绪提升，对未来的憧憬与现实的冷静思考的结合，使诗歌情感和理性的融合更见力度。
三、郑敏：静穆与玄妙
与前二者相似，郑敏的诗多对生、死以及人的各种生存体验如孤独等作形而上的思考，也体现了传统女性诗歌书写少有的智性之路，延展着“五四”时期追寻“自我”、生命、社会、宇宙奥秘的心旅；而相对于林徽因、陈敬容的诗作，郑诗更显静穆雍容，有时甚至神秘玄奥。
对于自我生命的认识，郑敏习惯于一种自我解剖审视的姿态，她早期的“自我”生命是单纯、和谐的，渴望着永恒与美——
站在月光的阴影里，/我的灵魂是清晨的流水”
——《音乐》
我的心是深山里的一口井/天空永远卧在它的胸上
——《云彩》
深林自她的胸中捧出小径/小径引向，呵——这里古树绕着池潭，池潭映/着面影，面影流着微笑——/像不动的花给出万动的生命。
——《濯足》
随着思想的深入，诗中逐渐表现出更深沉复杂的生命体验，表现出诗人对于自我生命的更深入的理解与体察：“我的心喷出血像决堤的猛水/我的生命，那即便被/割碎也还在空气里流下永古的颤抖/当我卧倒在尘土里/夜莺在我的心里歌唱/啄木鸟用它尖锐的嘴/剥啄我的心/而我的身体里痛苦和/快乐得到一个结合的宇宙/在林外，离我很远的世界上/这时是那比死更/静止的空虚在统治着/而我投入我的感觉里/好像那在冬季的无声里/继续的被墨绿的海洋/吞食着的雪片。”（《fantasia》）这里有对于“心”、“感觉”的细微变化的捕捉，传达出一种尊重自我的庄严，作者没有急于从某种负面的情绪中挣脱反而将笔触紧逼心灵的困境，死亡、空虚、痛苦、激情、快乐等多层面的心灵感触在此交织，使自我反思的人格力量更为突出。
郑敏诗歌中的言说“自我”在深入地解剖人生、小我的同时也有对于时代的哲思，从自我生命的体验出发，完善着女性自我生长中智性的一面。在《学生》一诗中，诗人思考了现实的迷惑和真理的沦落：“这个国度比任何国度更令人迷惑，/这个时代比任何时代更令人怀疑，/在这里‘正’和‘误’好像昼夜不分的北极，/在这里真理是兼饰两角的傀儡。”显然，这些诗歌铭镌着诗人与时代亲密的关系，其对时代的关注不仅作为群体的一分子而存在，更表现出作者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展开的思考。她始终保持着一种与现实的距离感，由此她的作品中不时流露着一种孤独感甚至神秘感，具有一种新奇而神秘的氛围：“那些目送你去者/却从你平稳的迈步里/觉悟到纵使在黑暗中/也有一只手牵引着，/那忠于忍受痛苦的人”（《盲者》），“因为是这样一个时代：/好像飓风，/摇撼黑夜的森林”（《死》），郑敏深受德国诗人里尔克的影响，她有效地汲取了里尔克诗中的精神实质的某种孤独与神秘的气息。有研究者认为：“经过中国诗人的转述，这种孤独凸现了一种本土化的文化内涵：它反映的是中国诗人兼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希望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并由此衍生一种独立的精神传统。”在郑敏诗作中，在这种孤独与神秘的气息中，包裹着对时代社会人生的富于哲理性的理解与批判，高扬生命理想。诗中没有政治化的概念与口号，却充满着现代知识者对现实环境与生命存在的深刻关注，表现出一种女性诗歌写作中罕见的独立精神向度，使诗歌显示出一种冷静沉着的力量；而在诗歌哲理境界的观物方式中，体现着女性知识者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
四、“知性”诗歌的性别价值
这些女性的诗歌书写一般将自我置于现实矛盾、民族战争、人类生存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揭示生命个体在特定环境下对存在的体悟与自审，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整体性思考，对现实世界与人生的沉潜性观照，三者合一，成为她们共同的诗歌修辞的内驱力。而在性别层面的角度看，这一变化意义较为重大。女性历来被男性中心社会规范为依附、内囿的存在，其思维在长期的奴化、边缘化的命运中，由于无法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情感、感性远远超于知性的力量，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小说、音乐、诗歌和风流韵事都有助于使妇女成为有感性的人，因此在她们正在获取成就的期间，她们就被培养成了一种痴情的性格。可见，女性的情感存在较之知性存在更为普遍是不争的事实。知性的思考能力一直以来为女性所缺乏。古代女性诗歌少有理性的注入提升，诗歌往往提供了大量的情感画面，但思想力量较贫乏单弱，对于自我、人生的思考情绪感慨有余，知性冷静不足；至“五四”时期，对于理性的吸收与传达已成为女性诗歌写作的一种较明显的倾向，但还偏于概念化、简单化；而到此时，女性诗歌写作中关于知性的思考在诗歌中已经表现得更为成熟与深入，知性开始与情绪的抒发相交融，语调也从原来的单一、外向、激情，转为复合、内省与冷静，令其诗歌的情感表达更为沉潜与深厚，在一定意义上，这标志着女性的心智成长与进步。由于知性思考的渗透，她们对于诗歌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其意象选择、语言组织、想象方式、修辞手法都更为陌生化了。相对于“五四”时期尚显抽象笼统的意象系统，她们的意象选用更丰富生动，非理性开始介入诗歌创作领域，通感成为她们更为青睐的修辞手法，同时注重通过象征、暗示手法揭示内心世界，象征的暗示性与多义性使其诗含蓄、深沉、回味悠远，诗歌的意蕴显得更为复杂迷离而丰富。诗歌语言组织、意象之间的跳越、组合、衔接打破一般性的、习惯性联想，注意适度的空白与断裂，这些都展现出她们在诗歌意识、创作方面的成长。
这些艺术追求使她们的诗歌在探索自我、社会、人生时，不再重复习惯性的脆弱的“阴柔”格调，而增添了新的光泽。诗歌在新的思想力量之光的普照下散发出一定程度的阳刚气。唐俟在评价陈敬容的诗歌时曾将她与何其芳进行对比：“她的短诗像一些晶莹的露珠，透明，特别富于提示的力量，而她的女性风格显然还没有何其芳先生那么多”，她“以男性的气质弹起了急促的哀弦，爆出一些智慧的火花”，“没有肤浅的叫喊，却有剥落一层层虚饰的深沉气度，一种丈夫气概”。唐俟对于女性与男性风格的划分也许有些生硬，阳刚之气并不独为男性所专有。在获得了相当的现代知性力量后，阳刚之气中所携有的冷静深沉的气度为女性知识者所吸收是较为自然的。这种冷静深沉的气度无疑为女性诗歌现代性地观照自身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一新的尝试，开辟了女性言说自我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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