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创作名家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另类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虽然少而零星，但自成一体，特色鲜明。如果说他的文学创作仿若一曲优雅抒情的浅吟低唱，那他的文学批评展露的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他一改往日的徐徐而歌，幻化为一个舞者，外露、放肆而又个性张扬。文章主要试图从三个方面对沈从文的文学批评进行考察：一是归纳沈从文文学批评的三个主要特色，即感兴、忧患与独见；二是分析沈从文文学批评的不足，并解释其文学批评优劣的共生关系；三是探讨沈从文文学批评的价值，肯定其文学批评在当下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批评；特色；不足；意义
　　从《边城》、《丈夫》、《长河》等一系列文学作品中，走来了凤凰之子沈从文，他手执一支浸润着生命和土地的笔管，左右为文。如果说他的文学创作仿若一曲优稚抒情的浅吟低唱，吟诵着古希腊的人性小曲和生命中永恒的真善美，那他的文学批评展露的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较之群星闪耀的创作领域，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就显得零星而黯淡，除了《沫沫集》当中收录的文学评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散见于各种集子的序跋后记、创作经验谈、报纸上的时论文章和一些书信当中。但当我们去细细品昧那些灵动而激情的批评文字时，我们便发现了另一个沈从文，褪去了往日的宁静、宽容与忍耐，从湘西山区小小的一隅走了出来，外露、放肆而又个性张扬。他一改往日的徐徐而歌，幻化为一个舞者，没有丝毫怯场的含蓄，放开手脚舞动华服，一个摆袖、一个跳跃、一个转身回眸……无不被他诠释得惟妙惟肖。
　　一、批评的特色
　　把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放在文学批评史上来度量，他的批评是另类而别具特色的，这与他的文学创作一样，独特和脱俗是他一贯的追求，他推崇陶渊明的诗句“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认为“作品文字都得有自己的体裁和风格，看来才有意义。wwW.11665.coM归纳起来，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特色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感兴。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往往是针对当下，有感而发。他反对那种应景凑趣的作品和评论，他说：“应景凑趣不特用在伤悼文字上已成习惯，其他许多问题论战，也无不如此。问题一来，你抄我抄，来个混战一场，俨然十分热闹，到后，无话可说，说来也差不多，不能不结束了，就算告了段落。”看了《现代》杂志上杜衡先生关于“海派”的文章，沈从文有感而发作《论海派》，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并提出了对编者的要求：“注意一下自己的刊物，莫因为太关心到读者一时节的嗜好，失去了他们对文学的好意。”鉴于“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的讨论在“读书人”中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沈从文遂写了《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希望军人、教育家和作家能够各司其职，不要热衷于放言空论，而应该踏踏实实做些实事。在大多数青年作家写出来的文章都差不多的普遍情况下，沈从文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中告诫作家应该好好反省，要去庸俗、去虚伪、去人云亦云。不学闲人说不痛不痒的话，切中时弊，谈论当下迫切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是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可贵品质。
　　第二，忧患。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中充满人道主义的精神，这已为大家所公认。不仅如此，其批评还饱含着对国家民族前途担忧谋划的忧患意识。在他的批评文章中，屡屡出现这样的文字：“希望这个民族进步，且希望这个民族摆脱当前堕落崩溃灭亡的厄运，……”‘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州““我们若生活在任何困难情形下，总永远不气馁，且在各种方式下，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的努力中，这个国家，总会从急风猛雨中，慢慢站起来，向理想迈进，任何恶邻想用战争方式或怀柔政策来妨碍我们的发展，是办不到的。要消灭我们，更是不可能的!也许把这个民族的弱点与优点同时提出，好像不大利于目前抗战，事实上我们要建国，便必须从这种作品中注意，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脚‘把文学当成一个工具，达到‘社会重造“国家重达’的理想，应当是件办得到的事情。”从这些文字中，我们都能强烈感受到沈从文的忧患意识。

　　第三，独见。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应该是独立、平等而带有思想光芒的，但由于时事的种种原因，批评的咽喉被扼住，批评家手下的文章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却这样评价沈从文：“他写文章从来不考虑厉害关系，没有门派观念，他无所谓。”在对批评对象做评断时，沈从文往往是一语中的而又不落窠臼：
　　在指出鲁迅的长处时，沈从文说：“以被都市物质文明毁灭的中国中部城镇乡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带嘲弄的悲悯的画笔，涂上鲜明正确的颜色，调子美丽悦目，而显出的人物姿态又不免有时使人发笑，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独造处。”评论郁达夫时，沈从文认为，“把写尽自己心上的激动一点为最大义务，是自然主义的文学。郁达夫，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就因为这方法的把持，不松手，从起首到最近，还是一个模样，他的成就算是最纯净的成就。”而对于闯一多，沈从文称他是：“以清明的眼，对一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炫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地看，细小处，幽僻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说到孙大雨，沈从文不无感情地感慨道：“大雨比许多人认识‘美’，许多人却比他明白‘世故’。”沈从文说郭沫若“不会节制”，“他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郭沫若，把创作当抒情诗写，成就并不坏”“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这些评价站在70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妥贴恰当的。
　　二、批评的不足
　　与此同时，沈从文文学批评的不足与缺点也是显见的。与大部分批评家不同，沈从文没有自己核心的批评理论，甚至他的文学批评也没有严密的体系，谈论一个问题，往往太拉杂，中心不明确。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要讨论的内容如题所示，为了让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异同及各自的地位，作者在行文的过程中加入了许多其他作家以作参照，如鲁迅、王鲁彦、许钦文、黎锦明、茅盾、丁玲、郁达夫等，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作者所希望的效果，但同时也淡化了主题，文章显得不紧凑。在《论冯文炳》这篇文章中，类似的问题也同样出现。“他的批评的整个过程哪怕是批评活动才刚刚开始，总不像理论型批评家那样，先有一个明晰的指导思想、价值标准，而自始至终都是以欣赏者的眼光，去体验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并同作家一同‘参与创造’。
　　同时，在分析阐释一个问题的过程中，感兴观照大于理性观照，加之其批评追求独见，不免在论述问题之余显得偏激。沈从文自己曾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在《鲁迅的战斗》一文中，沈从文说：“这大无畏的精神……可尊敬处并不比可嘲笑处为多。并且从另一方面去检查，也足证明那软弱不结实；因为那战斗是辱骂，是毫无危险的袭击，是很方便的法术。”“任性使气，睚眦之怨必报，多疑而无力向前，鲁迅是我们所知道见到的一个。”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批评太过。“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长成的年轻人，如郭沫若如……在生存状态下，是种下了深的顽固的、争斗的力之种子，贪得、进取，不量力的争夺，空的虚声的呐喊……”郭沫若的诗风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是他开创一代诗风的魄力与霸气，沈从文对郭沫若的批评就显得欠周全。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干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感情去接近这一切，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个人有与周先生面目相似处。”这与沈从文对周作人的崇敬和他自己文风与周作人有某种相似有关。读过穆时英先生的近作，‘假艺术’是什么?从那作品上便发生‘仿佛如此’的感觉。”无论是穆时英作品的风格还是内容都不在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的体验和感知范围里，这种浮光掠影的十里洋场的描写显然不符合沈从文的审美观和道德观，也就不难理解沈从文对穆时英的评价会是如此。其实，只要我们把沈从文文学批评的优劣稍加联系就会发现，这与其说是两极，还不如将它们合二为一。一个感兴的批评家，由兴而起，以情而终，他的这种批评特色就注定了他的批评文章不可能精于逻辑、体系严密、中心精准，同时也注定了他对笔下的人事投射更多主观体验和情绪，所以在写批评这样重于理性分析和判断的文章时，他的笔下始终伏有一股感情的潜流，甚至有时候这股潜流会冲破理性规范的束缚，喷涌为振奋人心的热情。一个追求独见的批评家，不甘于下四平八稳的结论，超人的慧悟能力总是让他的文章异彩纷呈，同时也就难免剑走偏锋。不难看出，看似二元对立的两极实际上是一分为二的结果。

　　优劣相生相长，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创作型的作家在一手为文一手为批评的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问题。他以一个作家特有的敏锐为我们捕捉到了无数鲜活动人的画面，这种敏锐感也被不自觉地带到了沈从文的批评文章当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看”，他说：“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在人生这本大书中，沈从文目不暇接地“看”一切可看之事、可看之物、可看之人。在他那篇著名的《我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文章中，他就饶有趣味地叙述了他在逃学过程中所看到的一切，磨针、做伞、剃头、染布、打豆腐、晾粉条、扎冥器带着这样犀利的眼光与易感的心，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就显出了锐意动人的光芒。沈从文以一个具有作家身份的人来进行批评，比起其他非作家的批评家更能体会作家在下笔时的调度、安排、驾驭，这种长处在“作家论”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使得“作家论”成为沈从文文学批评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正如有人所说：“总体上看，沈从文是以一个作家而非理论家的思维方式进行批评的。”还有一点值得提及，在我看来，沈从文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个小学都未毕业的人，竟然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独特的一笔。按照一般的观点，没有经过正统科班训练的人可以进行创作，比如莫言、郑渊沽、二月河、王朔等等，他们绝难进行文学批评，但沈从文做到了，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批评风格，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由于没有经过正规的操练，沈从文的批评便出现了如上所说的在学术上值得诟病的缺陷。
　　三、批评的意义
　　在过去，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是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太辉煌，隐蔽了他的文学批评，而批评数量又太少、太散。二是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没有完备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由始至终，沈从文始终是以一个作家而不是批评家的姿态出现的。三是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京派知识分子是以一种精英文化的姿态面向大众的，“京派文学批评属于一种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隔着坚厚的文化壁垒”。
　　站在新世纪之初，我们再去回顾沈从文，突然发现他的那些批评变得异常沉重起来。他的文学批评不仅给我们现代文学史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更仿佛预言一般切中了当下批评界的时弊，留给我们无穷的回味与反思。
　　首先，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尤其是他的“作家论”，为我们勾勒出了一部现代文学的断代史。沈从文的“作家论”主要集中于他写于30年代的《沫沫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沫沫集》几乎收录进了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坛上的所有著名作家，如鲁迅、徐志摩、朱湘、施蛰存、刘半农、郁达夫、闻一多、汪静之、穆时英、冰心、废名等等。沈从文擅长于用比较的方法评述一个作家的得失，这种比较不是强行的比附，完全是一种由切身感悟由内而外的个性表述。他对作家的理解不是机械的、为批评而批评的，是一种大气的批评气派，同时的、同流派的、同种风格的作家作品都成竹在胸，只需被他轻轻信手拈来。《论郭沫若》中沈从文把郭沫若与鲁迅、张资平、成仿吾作了比较。《论闻一多的(死水)》中，沈从文把闻一多与郭沫若、徐志摩、朱湘进行比较。《论冯文炳》中，作者不仅把冯文炳与鲁彦、施蛰存进行比较，还把自己的作品风格与冯文炳的作品风格进行比较：“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称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这种由点及面的比较的方法使沈从文文学批评容纳下了更多作家的身影，仅就《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论及作家46人)一单篇，我们就无法否定其文学批评的重要史料价值。
　　其次，从沈从文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批评家应该具备的操守。从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的特色来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追求独见，对国家民族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实为当下文学批评所缺乏的。进一步而言，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是不是也应该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抱有一颗忧国忧民的热心?有人曾总结过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文学批评的不良倾向，指出了文学批评的功利性、懦弱性和时尚性，而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早已为我们树立了一座批评家不可回避的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