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习惯上被定义为“愤怒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对有产者剥夺穷人的愤怒，更为重要的是，有着深刻生态思想和生态忧患意识的斯坦贝克，在作品中极大地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控诉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和掠夺，充满爱心地描写了可爱的动物以及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从而表明了他难能可贵的生态伦理思想，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宽广情怀。
　　论文关键词：斯坦贝克；生态；生态伦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重要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习惯上被评论界定义为“愤怒的作家”，其原因是，囿于当时的环境，批评家们只看到了《愤怒的葡萄》表达了作者对有产者剥夺穷人的愤怒，而没有发现其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它问世之后，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称“《愤怒的葡萄》属于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类的了不起的愤怒之书(angrybook)的范畴”，约瑟夫·沃伦·比奇说它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生产的在30年代被称为无产阶级小说的最好范例”。后来，又有批评家对这部小说大加抨击，说“斯坦贝克要么是描写低等的动物，要么是描写快要沦为动物的发育不全的人”，另一位评论界泰斗艾德蒙·威尔逊说：“《愤怒的葡萄》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令人作呕的空话。”“因为威尔逊不喜欢小说把人类降低到一种动物的水平上并让他们具有太多的自然本性，太粗俗也太低贱。”
　　但自从人类进入20世纪，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使人类从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盲目乐观和狂妄自大中清醒过来。wWw.11665.cOM因为，无数的事实说明“现在每天约有100多个物种永远消失，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速度还会加倍甚至翻番。这个星球上，维持生命的资源，如空气、水和土壤，正被惊人地污染或消耗。
　　诞生于20世纪的生态伦理、生态哲学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给人们解读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批评武器，人们开始从生态的角度重新阐释斯坦贝克的作品。美国著名生态学者，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教授(roderickfraziernash)在其生态学巨著《大自然的权利》中，引用了西尔多·罗斯雷克(theod．oreroszak)的话说，当代的环境主义“从根本上说是颠覆性的”，“因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解构’当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比特·利斯卡的《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为斯坦贝克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作者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示了一种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倾向”。美国西南卡莱罗纳大学学者布瑞恩·马斯塔斯(bminmaste．璐)指出：“约翰·斯坦贝克是生态批评领域里一颗光耀夺目的明星”，“是没有得到承认的生态批评之父”。他还说：“事实上，在最近出版的许多生态批评的文集中，斯坦贝克很少被人提及。”
　　一、伦理与生态伦理
　　美国伦理学家戴斯·贾丁斯说：“伦理(ethics)一词来自希腊词ethos，意思是‘惯例’(custom)。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是指一般的信念、态度或指导惯例行为的标准。这样，认识到任何社会都有确定惯例的典型的信念、态度和社会标准，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其伦理。’’
　　说到环境伦理学，贾丁斯指出：“一般地说，环境伦理学旨在系统地阐释有关人类和自然环境的道德关系。环境伦理学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中指出：“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或他们的上帝)扩展到动物、植物、岩石、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绪论丹)
　　早在弗雷泽·纳什之前，就有学者看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剥削、蹂躏所造成的巨大灾难。1915年，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讨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1940年，奥尔多·利奥波德(d0leopold)呼唤一种整体主义的生物中心主义道德，他称之为“大地伦理”(1andethic)。深层生态学／生物中心主义(deepecologyorbiocentrism)把一种至少是与人相等的伦理地位赋予了大自然。这对西方几千年来的传统伦理提出了公开挑战。“因为西方传统哲学否认人与自然之间有任何直接的道德关系。根据大多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moralstanding)，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伦理价值。”所以，几千年来，人类把大自然当做奴仆，“自然环境成了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被我们大家的工业制度蹂躏的黑人”。
　　西方的哲学、文化和宗教传统是环境灾难、生态危机的根源，诞生于这种语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根深蒂固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所有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托马斯·阿奎那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动物天生要被人所用，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相应地，根据神的旨意，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之……’’

　　二、斯坦贝克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表现
　　1．作者极大地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正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折射生态伦理观念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伦理观念，甚至反映一个社会的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斯坦贝克作为一个有着生态伦理思想的伟大作家，满怀深情地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心，特别是他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从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米尔布拉斯指出：“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统治的文明：这种文明被定向于允许一些人去征服另外一些人。”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西方文明认为“他们应当努力去统治对方，吃掉对方或者被对方吃掉。而美国人则相信，他们必须保持他们在全世界中的强者地位”。
　　斯坦贝克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深情歌颂了处于受压迫地位的黑人，以充满同情的心态描写了贫穷的流浪工人等。在他晚年发表的游记《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作者表达了对黑人的同情和赞美。在谈到黑人古柏家时，他写道：“他们是我惟一认识或有接触的黑人……当我听到，譬如说，黑人是个次等民族时，我在想，一定是有关当局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当我听到黑人都是脏鬼时，我记起了古柏太太晶亮的厨房。懒惰?古柏先生大型运货马车走在街上的得得马蹄声，总是在黎明时分扰我清梦。不诚实?古柏先生是萨利纳斯极少数欠钱绝不拖过当月l5号的人之一。
　　作者不仅赞美黑人的优秀品质，还对种族主义分子的丑恶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例如，对他亲眼目睹的女种族主义分子拉拉队反对黑人孩子上学的拙劣表演，他说：“这些女人的表现，赋予了‘母亲’这个词一些很奇怪的定义。更离谱的是，其中一小组人对此事已经熟稔到被称为‘拉拉队员’的地步。”
　　环境主义者提出：“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乔德的妈妈就是在人与人和谐方面的光辉榜样。在《愤怒的葡萄》中，作者热情赞扬了乔德的妈妈，即使自己家处于困境，她也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把宝贵的食品分给别人。乔德妈妈是这篇小说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终，她就是一位导师和女神。她没有姓名，一直被称做“妈”，这更增强完善了她的母亲形象。她细心关爱自己的孩子，也关心需要帮助的邻里的孩子。她善待公公和婆婆，当她看到邻居的孩子围在饭锅的周围，她慷慨地把本来不足的食品均给孩子们。她说：“从来没听说过乔德家或是黑兹利兹家有过路人要借宿、要讨点东西吃或是要搭我们的车的时候，拒绝过人家的要求。”当威尔逊怕因为自己钱少会连累乔德一家时，妈说：“你们绝不会连累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我们便都可以到加利福尼亚了。”
　　在《人鼠之间》这个富有多重隐喻的小说中，作者歌颂了小人物的友谊。它讲述的是两个流浪农业工人关于土地的梦想和相依为命的故事。他们在农业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下被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幻想着有一天他们能有一小块土地，过上愉快自由的日子。尽管莱尼弱智，经常惹麻烦，乔治从不放弃他。有一次，莱尼又惹了祸，觉得对不起乔治，说要走，离开乔治。乔治说，“我需要你留下，和我在一起”，“要是你一个人住在山上，会有人把你当做一匹野狼把你射死的”。朴实的语言，深厚的感情!
　　斯坦贝克笔下的小人物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同情是对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西方哲学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符合生态伦理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深情赞美和讴歌。
　　2．斯坦贝克控诉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
　　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和生态文学批评的矛头就是直指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主要策略是颠覆和消解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如人／自然、意义／物质、大脑／身体、男人／女人等的对立。在生态主义者和生态／环境伦理学者看来，强调自然的重要性，关注动物等其他自然现象，就是对以自然为敌、破坏自然、征服自然的文化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工业主义、享乐主义的抗议和挑战。
　　肇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然是功不可没。但是，人类中心主义也随之登场。例如弗朗西斯·培根，要“让大自然及其儿女供人类使用，使她们成为人类的奴隶”。迪卡尔说要使人类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康德说“人是自然的立法者”，这类表现人类优于自然，要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豪言壮语，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在欧美的诞生并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标志着近现代生态灾难的开始。

　　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有着生态学背景的作者深情地表达了对红杉林的感情，痛斥了滥采滥伐。他说，“红杉给人的感觉无法传达”，“红杉不像我们认识的其他树木，红杉是来自另外一个时代的使节”。有个人“借着地主的身份所带来的权利，他把所有的树都砍了卖掉。镇上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感到震惊，并且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因此，“对美洲杉而言，所有的人类都是陌生人，都是野蛮人”。
　　正如杰帕里尼在《斯坦贝克横越美国》的“导读”中说的：“斯坦贝克最好的小说之所以迷人，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对于一块土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还有对土地上的人民和环境之间重要的关系都有深厚的感情。”导读，聊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美国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失败到了对人类精神本质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地步，如同背信弃义。”当然，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早就谴责了由于人类的愚昧无知、贪婪掠夺造成的生态灾难。他在小说第一章就描绘了俄克拉何马州的生态灾难：“在雨水冲成的沟渠中，细土像流水似的直往下滚。土拨鼠和蚁狮一活动，尘土就像雪崩似的坍了下来。”此外，由于土地被过度开垦，地表土失去了保护，在干旱气候下出现的“尘暴”，把地表土吹走，“风越刮越猛，在石头底下吹过，卷起稻草和枯叶，甚至还卷起小土块……玉米用它软弱了的叶子与风搏斗，直到根部被猛掀猛撬的风刮松了”。

　　作者在小说的第十三章，对于造成生态灾难的人类的贪婪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我真不懂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天天有五六十车人从这儿过，都是带着家小和东西往西去。他们上哪儿去?他们去干什么?”“哎，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真不懂。” “可是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呢?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到底会搞成什么样子?”斯坦贝克用重复的手法反复发问，强调了人们的愤怒和困惑。对于这个问题，凯西是这样回答的：“譬如我吧，一向都在拼命跟恶魔斗争，因为我从前认为恶魔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有一种比恶魔还要凶恶的东西抓住了这个国家，不把这个家伙砍掉，它是不会甘休的。”斯坦贝克不正是在暗示，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人类对自然的贪婪掠夺和无情蹂躏是生态灾难的始作俑者吗?
　　据统计，仅1935年3月，“一场新尘暴席卷了南部平原，毁掉了堪萨斯一半的麦作物，俄克拉何马的四分之一，以及内布拉斯加的全部——500万英亩全部被吹光了”。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尘暴总被说成是‘上帝的行为’，人类则是无辜的牺牲者。其实，尘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的愚蠢，因为人摧毁了大平原的自然生态。”占阱’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的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于人类这种愚蠢的行为，作者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警告说：“如果最多才多艺的生命形态——人类——用他们一直以来所使用的方式努力生存，那么他们不但会毁掉自己，还会毁掉其他的生命。”因为斯坦贝克深知，“自从希腊和罗马衰落，基督教出现以来，大自然在西方伦理学中就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3．作者充满爱心描写动物，体现了作者的生态伦理思想
　　盛行于西方社会几千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但造成了人类的贪婪无知和狂妄，也唆使人类对大自然实施了残酷的剥削，无情的掠夺和残忍的杀戮，从而导致多种动植物的灭绝。有人警告说：“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生命面临着自6500万年前的恐龙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问题。”人类在对待动物问题上一直沿用了错误的做法。
　　而斯坦贝克则在作品中，反复表现了自己对各种动物的感情和挚爱。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作者花了很大篇幅描写他的狗查理的活动。在《人鼠之间》这部小说中，开卷就是美丽的大自然和自然界里的动物。“沙滩上树底下，落叶积得厚厚一层，而且是那么干脆。一条蜥蜴走过便会嘎嘎地响起来。一到黄昏，兔子便从树林走出来，坐在沙上。涣熊夜行的足迹盖过了湿渍的洼地，还有从农场里跑出来的狗四散的脚印，和黑夜里跑来饮水的鹿打楔子般裂开的足痕。
　　在《美国与美国人》中，斯坦贝克谈到了一次打猎的经历。面对郊狼，他说，“我的手指迟迟不愿碰触扳机”“现在我对这两条活蹦乱跳的健康郊狼有了象征性的责任。在万物关系的微妙世界中，我们将永远被绑在一起”。
　　斯坦贝克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念可追溯到达尔文和梭罗的生态思想。生态思想的先驱梭罗在《缅因州的森林》中写道：“森林中并不是没有居住者，里面住满了和我一样善良而诚实的精灵。”他曾经“把翻车鱼、植物、臭鼬、甚至星星视为伴侣和邻居——换言之，他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早在梭罗之前的1835年，达尔文就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高傲自大的人类以为，他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给与关照。我相信，把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真实和谦虚的。因为达尔文相信，“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它得到的视野就越宽广。的确，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文明的标准，就是他或她扩展其同情或道德的程度”。对人的标准是这样，难道说对一个社会的标准不更应该是这样吗?难道说斯坦贝克不正是一位有着高度的文明精神和生态伦理思想的作家吗?
　　斯坦贝克的生态及生态伦理思想极其难能可贵。这实际上体现了生态伦理学家们提倡的把人的“天赋权利”扩展到动物、植物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大自然的权利”。他的这种思想类似于“生物中心伦理”(bio．centricethics)。该理论认为：“所有生命均有内在价值。”生物中心伦理的一个早期版本是阿尔伯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reverenceforlife)理论。施韦泽说：“落时分的非洲，我们正在一群河马之问乘船逆流而上，在我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敬畏生命’。”
　　三、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了：斯坦贝克绝不仅是一个愤怒的作家，也是一位有着伟大的生态伦理思想和深深的生态忧患意识的作家。这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难得的。因为在不同的作品中，他极大地关注了小人物、受压迫者的命运和悲欢离合，歌颂了普通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互助，控诉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和掠夺，充满爱心地描写了可爱的动物以及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从而表明了他难能可贵的生态伦理思想，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宽广情怀和博大爱心。为文学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关注生态，进而关注人类的终极命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今天，在文学、文学批评逐步走向绿化的今天，在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愈来愈受到重视的今天，研究斯坦贝克的作品，发掘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指导意义，也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