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放言”的新语。晚唐孟棨作了总结性的概括。他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期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本事诗》）至此，诗的情感本质观已发育成熟，主宰了中国这个抒情文学大国的诗魂，成为极难动摇的主流文学观。
　　宋代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曾有人反对文学被情所累，文学主情论受到压抑。但是，随着工商业的发达，俗文化的兴起，在文学作品中“情”反而受到重视。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诗中，宋词更是开辟了抒发个人感情的新天地。在诗歌理论方面，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见解，就是一个情感问题。苏轼提出：“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观虢令张荐以诗相属戏用其韵答之》)黄庭坚作为欧苏后学，在《书王知载眗山杂咏后》一文中说：“诗者，人之情性也。……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这里将情感视为诗美之所在，并认为诗人为此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来源：www.11665.COM 。
最终，诗歌的情感本质观在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中得到了恢复，他说：“诗者，吟咏情性也。”从此，诗的情感本质观又渐渐占了上风。宋词是一种抒情更自由的诗体，各个时期抒情主人公借助词这种更加民间化、通俗化的文学体裁抒发爱情、亲情、友情、思乡之情、家国之情，大大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抒情领域。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宋词继承五代花间词的传统，显示出普遍女性化的形态，词中出现的抒情主人公多是贵族女性，她们有着相似的花容月貌，有着相同的身份和背景，有着同样的爱情遭遇，抒发相同的相思幽怨之情；到了第二阶段，宋词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开始突破晚唐五代“花间”模式，向各个方向发展，抒情主人公的身份随之发生变化，他们在词中展露自我的情感历程，表达的是个性化的情感，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到了第三阶段，金人入侵中原，北宋王朝的破碎唤醒了第二阶段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人们，词人们把时代和个人的不幸转向家仇国仇的大悲大愤之中，他们都为国家的苦难而悲歌，使宋词在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上表现出集体化的特征。
　　历史进入元明清时代，文论大家几乎都主张文学的情感本质观。如，金人王若虚、元好问，明人李梦阳、王世贞、谢臻、徐谓、李贽、汤显祖和公安三袁等，清代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已多到不能尽数。其论精彩之处，已目不暇接，中国抒情理论已登峰造极，成为人类抒情史上的奇观。
　　三、明清时期，情感论开始冲破儒家思想束缚，带有强烈的个性解放色彩
　　明代中叶以后，李贽的“童心”说伴随着思想界的某些反皇权、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和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出现而提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所谓“童心”即“真心”，核心是“真情”。“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童心是未经虚伪的仁义道德污染的天真无瑕的“赤子之心”，人们有了这颗“童心”，才能为“天下之至文”。李贽提倡真实的文学，认为有了童心，便是一个真人，便可以写出感情真实的作品，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出自具有童心的作者的手笔。“童心说”与当时公安派的袁宏道等人提倡文学要“独抒性灵”，汤显祖主张以“情”代“理”是息息相通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等都从中汲取了思想养料。
　　汤显祖（1550－1617）的《牡丹亭记题词》中提到：
　　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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