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明朝皇帝较之其他朝代的皇帝们，显得政治上无所作为，生活上放荡不羁，完全表现出与君主身份不相吻合的行为，我们将之视为“问题”皇帝。其“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本文主要从教育方面来浅析皇帝“问题”出现的原因。从家庭教育、在学宫教育上、社会教育上来分析君主角色失范“问题”的原因。
论文关键词 明代 皇帝“问题” 教育
赵秀丽在《角色失范-明代问题皇帝研究》中提到，所谓“问题皇帝”，不是指扮演着本身存在的身体缺陷或不足，而是专指在其位不谋其政，身居“皇帝”职位却拒不履行“皇帝”的职责与义务，不遵守“皇帝”规范，打破各种规范纪律的约束，是自己的言行举止与自身扮演的角色规范相背离的皇帝。她的文章中强调的角色失范，主要你是指皇帝没有做好皇帝该做的。比如明世宗长期不理朝政，任意罢官选官；严酷的对待言官，对谏臣呲之以鼻。朱万历做皇帝后以酒色财气闻名，还出现了明朝后期的“三大案”，对大臣打击报复不遗余力；惜财如命，派矿监税使其各地扰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导致民不聊生；宠爱郑贵妃，迟迟不愿意立长子朱常洛，“国本之争”长达二三十年。明熹宗身为皇帝，不理朝政，却沉溺于木匠活和游戏中，爬树掏鸟窝，钻洞捉迷藏、养猫抓蟋蟀斗公鸡，到狗马骑射、溜冰划船、赏花采草、观看灯会、制作机关、登台演出等等，尤其醉心于泥、瓦、木、漆技艺，日日营作，乐此不彼。赵秀丽在其文章中也阐述了造成“问题”皇帝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本文主要是从教育方面分析“问题”皇帝出现的原因。
一、家庭教育
（一）父母不良的言行举止，耳濡目染下一代
父母的教育在个人的启蒙阶段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它决定了个人的塑造成型的方向。wwW.11665.cOm父皇们的“榜样力量”开始了“问题“的恶性循环。明朝自太祖以来，历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和道教，一代影响一代，崇奉藏传佛教最典型的就是明武宗。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明朝皇帝多好色、懒惰、贪财，也造就了明宗室中生活荒淫者极其普遍、喜好敛财、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完全置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等级理智观念、皇家的威仪尊严于不顾，缺乏起码的礼仪廉耻
（二）恶劣的皇宫生存环境，使他们笼罩着身心上的阴影
第一，在储君的继承上，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使皇子们承受巨大负担，同时又缺少竞争压力，造成日后即位问题甚多。“凡朝廷无皇子，必须兄终弟及，有皇子则须立嫡母所在，庶母所在虽长不得立”。由于这样的规定使得庶出的长子虽然身为大皇子，但也没有成为皇太子的可能性，这样会造成皇子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甘于平谈、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更不会关心朝政和民生问题。即使碰上皇后无子，也是竞争恶劣，兄弟争宠。典型的就是朱常洛的“国本之争”。在这长达二十多年里，朱常洛惶恐不可终日，只有担心不遭杀身之祸的心思和精力，哪还有心思去思考国政。所以一旦被立为太子了，也是身心疲惫。这种精神和肉体备受摧残的环境里，使他们具有小市民暴发户的心态，在即位后，很容易表现出与其爵位身份所要求的气质、风范相去甚远。
第二，在崇奉佛道上，宫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朝政日益黑暗腐朽也一定影响着这些储君或君主们。
第三，在经筵讲学上，非储君不能读书识字祖训规定，也是造成明朝皇帝们非智力影像自身素质提高的一个因素。朱元璋曾命学士宋濂在大本堂向皇太子、诸王讲授儒家经典，皇太子出阁讲学在君主幼年智力萌芽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朱常洛就是由于“国本之争”使得被拖到十三岁才出阁讲学，这严重影响了皇子的个人之力开发和启蒙。
第四，后宫斗争的残酷性，增加了皇子们的身心压力，致使他们性格懦弱。皇宫的权力斗争一直是此起彼伏，暗藏杀机。为了权利，兄弟相残、父子相斗、妃嫔相背，亲情荡然无存，这样的环境本身就不利于皇子们的成长和教育。而明朝相比较于其他朝代，有甚之而无不及。明朝十六位皇帝中，就有仁宗、宪宗、孝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在继位之前生活于恶劣的环境中，只有成祖、景帝、世宗以藩王继承大统，生存环境相对而言宽松一些。
二、学宫教育
学宫教育是明代皇帝和储君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可由于学宫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皇帝、储君受教育质量差、学习水平低、文化程度和个人素质修养远远不及其他朝代的皇帝。而造成学宫教育出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教育体制的问题，还有皇族制度问题、讲官设置、皇帝的个人因素等等诸多因素。正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明太祖设计甚为详细的皇族教育制度落空，他的后继者所接受的系统学习微乎其微，皇帝、太子的文化素质与政治能力普遍较低。
第一，教学时间得不到保证，没有专职的教学教师，使学宫教育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不定性。明代经筵日讲制度没有定制，随意性和主观性太强，皇帝和太子的教育缺乏制度的约束。教师经常是内阁或者是翰林学士兼职代理，没有设专职的三师三少，那么东宫就缺乏正规的府僚，太子的正规教育自然就得不到保障。“明代东宫教育的内核己经掏空，仅存内壁，教训与辅导太子的功能完全丧失。储君终日所处多品行不端之士，往来皆白丁，刑余之阉侍”。
第二，皇族教育制度的局限性常常使皇子们错过学习和启蒙的最佳时期。皇族教育（尤其是东宫教育）是建立在册封基础上的，没有册封为太子的之前，虽贵为皇子，却因为政治的敏感性和制度的存在性，既不可以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连一些启蒙的基础教育也是很难有的。朱常洛就是典型的以为深受这个制度影响的皇帝，由于始终得不到神宗皇帝宠爱，神宗不愿册封其为皇太子，在大臣的群臣反对下，出阁就学一事才被慢慢涉及，不过结果还是造成了其目不识丁。都没有在最佳教育时期接受正规的教育，使他们在素质上显得较低。
另外，明初确定的培养皇帝和储君德行与驭术的监国制度也因为各种原因被无法实施，宦官专权、权臣祸国，致使督学有名无实，教官地位降落，师资缺乏，监生素质下降，科举录取名额虽增，但质量远不如前。
三、社会教育
在教育体系中，社会教育也起着人生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影响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明朝当时的社会思想潮流无意有意的雕琢着明朝皇帝们。
第一，自由思潮的盛行。现在的明朝史学界都指出，明朝在中后期出现了一股“自由之风”。这种自由之风由下及上，也影响着皇帝们在登基前后都会有一种自我“松懈”的状态，而这样又由上及下，行程了一种“自由”的循环。傅衣凌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在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而到了雍乾两朝则严肃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方志远先生也曾提到，这种自由奔放是从成化时代就开始行程并传开：“一方面，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财富积累了，于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奢靡之风兴起；社会生活安定了，于是追求身体健康的养生之风兴起；文化生活丰富了，于是追求精神享受的玩物之风兴起；社会环境宽松了，于是追求政治地位的求官之风兴起。人们都打着自己的算盘，追求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心态也影响着最高统治者的心态。”
第二，商品经济带来的私欲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影响整个社会。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化是在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市民文化反对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肯定人的价值、世俗生活，对理学的冲击作用不可低估。张翰先生在《松窗梦语》中形容过那时商贾贩夫“趋利欲，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追逐锱铢之利致富的情状说：财利之于人，甚矣哉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反对蒙昧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宣扬人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世俗生活，一股不安分守己和别开生面的新鲜文化——市民文化的潮流涌动于传统文化的结构之中。市民文化反对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肯定人的价值、世俗生活；市民文化没有建立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但它打破偶像崇拜，肯定人的欲望和私欲的合理性，对理学的冲击作用不可低估。明史学者方志远先生针对这个现象说过“传奉官现象导致了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加速了成化时代开始的由讲究节俭到追求奢靡、由政府控制到个性发展、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明代社会的转型”。
四、结语
本文是在李秀丽《角色失范——明代问题皇帝研究》分析明朝“问题”皇帝出现原因的基础上，以教育为视角浅浅分析了明朝皇帝出现“问题”的原因。总结明朝皇帝出现问题，归根结底是责任心的缺失，对国家的责任、对朱明江山的责任、对自己妻儿的责任、甚至对自己的责任，随着个性的发展而泯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