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佚名

　　不久前，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有关我国地下水污染情况的调查结束，会全面向社会公布。现在，有一个治理规划已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环保部愿意公开我国地下水调查数据，很好。此前，关于“国家机密”的说法引起了争议。公开地下水调查信息将构成我国环保信息公开的一个进展，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使公众对我国环保信息的公开抱有新的期待。
 　　当前，环境保护是一个社会热点，它反映出来的不是某种社会趣味，而是我国的环保问题到了集中爆发期的现实，公共环境事件层出不穷。全国两会前波及全国的雾霾现象、山东潍坊企业向地下排污传言等，凸显我国环保形势严峻。
 　　中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政府也把治理环境污染提上了议事日程，这都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要参与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前提是对国家的环境家底知情。只有知情，公众才有环保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并见诸日常的行动。当然，目前每个人并非没有切身的经验与感受，但也不乏有人在给他们“减压”，希望他们在环境问题面前淡定一点儿。
 　　有关部门拒绝公开某些环境污染信息，或许自有某种难言之隐，比如我国土壤污染范围广、重金属污染重，污染很容易迁衍到各种食物中，一旦信息公开，可能引发公众恐慌。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公众对环保的麻木。不打一场环保的“人民战争”，单靠政府，其实很难达到环保目的。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公开我国环保的家底很可能利弊相随，比如知情的民众可能物议纷纷，对环保部门将形成巨大压力，但民意压力也可以变成政府推动生态建设的动力。wWW.11665.CoM没有压力，政府部门有了转圜空间，就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安排环保的进程，但它带来的很可能是推诿、拖沓和低效。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拖不起了，任何鸵鸟心态只会使问题不断积累，进一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总成本。（杨于泽，《长江日报》）[论文网]
 　　告别“中国式求人”，该做些什么
　　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讲的一个故事，引起很多代表委员和民众的共鸣。他说：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女儿在他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周新生委员所说的“中国式求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这意味着人情这种制度之外的因素，深刻影响着资源分配、纠纷处理以及行政审批等诸多方面。因而，“中国式求人”这个草根话题背后，是权力影响资源配置、精简行政审批等严肃的改革议题。
 　　好在，正提请人大审议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此已有所“回应”，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真正放权让利，市场主体才能自由地在市场中一较高下，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全社会成员的福祉，才能减少“中国式求人”的尴尬。
 　　当然，作为“求人”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新京报》）
　　“严惩楼市税负转嫁”如何实现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住建部副部长齐骥接受记者访谈时说，40个重点城市的住房信息基本上已经联网，将交易所得税转嫁给购房者的行为严重违规，国家将会出台保护购房者利益的措施。
 　　住建部的表态很温暖人心，但我们必须认识到，20%的新政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还得看配套政策给市场怎样的预期。如果宏观调控的手狠一点儿、保障房真切一点儿，大家都看跌楼市，不用住建部表态，这税负自然会埋单在卖家的收益里；反过来说，如果看涨的理由仍然铿锵，即便住建部的表态很吓人，最后的转嫁一定会“完美实现”。市场，从来就是靠供求与价格说话的地方。煽情少一些，行动快一点儿，老百姓的盼头才稳固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