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潘红旗

　　在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表示，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今后5年的立法重点。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距全国人大收到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已经过去14年。
 　　1999年，时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张仲礼向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提交“一号议案”——《建议制定国家“反腐败法”的议案》时，他也许万万没有想到，14年之后，他的建议仍然未能成为现实。不知当年有关部门向张仲礼代表作出了什么回复，想来无非是“条件尚不成熟”、“有待进一步研究”之类。现在看来，14年前中国若要制定一部反腐败法，条件的确不大成熟，因为反腐败法应该是一部普通法，其下面应该有一系列相关的专门法（涉及修改刑法、刑诉法、预算法、土地管理法，制定行政收费管理法、企业国有资产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开相关法律等）。尽管普通法并非一定要在专门法完备之后才能制定，但如果专门法的内容大多没有着落，制定普通法自然也无从谈起。[论文网]
 　　反腐败法作为一部普通法，其实承担着搭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任。反腐败法正式出台之日，就当是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形成之时。2005年1月，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2008年年初，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经过今后5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WWW.11665.cOM
 　　2013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二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制订《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工作规划》并抓好落实”。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看，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时间表在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调整；从国家立法的角度看，制定反腐败法的时间表也会随着前一个时间表的调整而作出相应调整。
 　　从纵向上来看，国家立法兹事体大，不可不慎。从人大代表第一次提出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到反腐立法有望纳入立法重点规划，经历了14年之久。这一方面表明，有关部门对反腐立法主动性不够、积极性不高，主观上的滞后导致立法工作一拖再拖；另一方面也表明，反腐立法的确面临许多困难和压力，客观上的闲境使立法工作难以大刀阔斧地迅速推进。现在，反腐立法工作固然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久拖不前，但也不能急于求成搞“立法冒进”，不能要求一夜之间完成反腐立法的所有工作。既然反腐立法已经“拖”了这么久，不如再“拖”一段时间，以便踏踏实实地制定出一部成熟稳健的法律，真正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考验。
 　　从横向上分析，腐败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共性，不同国家的反腐立法也有一些共性的经验可供借鉴，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需要尊重和遵循。据统计，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专门制定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法律，相关法律、法案有100余部。其中，美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甚为完备，包括确立文官行为准则和政治家从政道德准则，规定公职人员必须申报财产，设立直属于国会的特别检察官，限制政治捐款及防范涉外贿赂等。中国反腐立法虽然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但也应当充分借鉴其他国家一些有益的经验，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全球化时代，先进的制度建设经验不只是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可得而免费共享的资源。如果哪个国家在反腐败立法上闭目塞听、抱残守缺，不但是其自身的损失，而且也将成为其他国家的笑柄。
 　　当然，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期，国家治理结构、社会治理结构、法治环境等部尚在构建、形成之中。转型阶段的特点和局面，要求反腐立法给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比如，对于执政党反腐制度和国家反腐制度之间的关系，公众监督、网络反腐和职能部门反腐工作之间的关系，对于要不要有条件赦免部分官员的“腐败原罪”，限制官员权利（如财产公开）的制度设计要不要区分存量（官员的存量财产）与增量（官员的增量财产）等问题，反腐败法既要明确厘清，也要体现一定的弹性，一些短期内悬而难决的问题不妨留给后人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