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文献中的宋代杂剧片断，具有鲜明的时事剧特色，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关乎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两宋党争，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研究历史和戏剧艺术提供了便利。
　　关键词：宋代杂剧；庆历党争；新旧党争；庆元党禁；和战之争
　　中图分类号：j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116-05
　　一
　　宋代的科白类滑稽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就任二北先生《优语集》所收录的八十余个剧目来看，也多为“时事剧”。这些剧作在反映官贪吏苛、科考弊害、生灵涂炭的同时，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关乎国家、民族及个人利益的两宋党争，主要为“新旧党争”和“以和战为党争”等相关内容，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研究历史和戏剧艺术提供了便利。
　　载于史册的两宋党争有“庆历党争”、“新旧党争”、“庆元党争”。宋杂剧对“庆历党争”没有反映，反映较多的是“新旧党争”。此外，从北宋初以至南宋败亡,宋王朝在辽、夏、金、元的不断胁迫之下，一直是屈辱事敌。朝中的政治派别与政治斗争，往往与国家和战决策密切相关。于是主和主战之争又往往与朝中朋党之争纠结在一起，“以和战为党争”，这在两宋之交的杂剧中有较多的表现,
　　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功过，历史自有公论。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当我们把宋代杂剧中相关剧作与约产生于南宋的话本《拗相公》、元杂剧中反映有关新旧党争中王安石、苏东坡的政治纠葛的剧作，以及拟话本中《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这一系列作品对照研讨时，我们发现在通俗文学领域中，苏轼总是被肯定、被同情的对象，而王安石和他推行的新法以及有关的追随者，则是被鞭挞、被讽刺的对象。wWW.11665.Com
　　宋杂剧中，有两个小戏是写苏东坡的。其中，《不笑所以深笑》是说其文句特点，《头上子瞻》则是赞美其神采的。但此剧与新旧党争无关，而另一则小戏却与党争相关：
　　东坡先生近令门人辈作人不易物赋，或戏作一联曰：“优其几而袭其裳，岂惟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腐囚言之。公笑曰：“近扈从宴醴泉观，优人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一优丁仙现曰：‘吾之文章，汝辈不可及也。’众优曰：‘何也?’曰：‘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上为解颜。”据宋代《王直方诗话》载：“盖元祐之初,士大夫效东坡顶短沿高桶帽，谓之‘子瞻样’。”所以有这个笑剧。这个剧目原本也与党争无关，但到了徽宗朝，君臣崇尚熙宁变法，党同伐异，曾在元祐间风行一时、士人们引以为式的“子瞻样”便成为奸邪的象征。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引《师友杂志》曰：
　　崇宁初，衣服尚窄袖狭缘，有不如是者皆取怒于时。故当时章疏有云：“褒衣博带，尚存元祐之风；矮帽幅巾，犹袭奸臣之体。”盖东坡喜戴矮帽，当时谓之东坡帽；鲁直喜戴幅巾，故言犹袭奸臣之体也。
　　宋代党争是十分严酷的，凡上了党人碑的官员均遭贬放，死去的也要追贬。苏、黄文诗被禁，凡党人子弟不得入京城，不得与党人通婚，甚至连苏、黄所戴巾帽样式，也在禁绝之列。《头上子瞻》杂剧为我们透露了个中消息。
　　但涉及北宋新旧党争相关人物的剧作，更多的是对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及其追随者的讽刺和鞭挞。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本为富国强兵、利国利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行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委，守旧派的反对固然是一方面，但其用人的失误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法非不善,用人不当，原想利民，反为扰民害民，最后误国、误民，也害了王安石自己。晚年的王安石对此有过深刻的反省。他在《与参政王禹玉书》中曾痛苦地说：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波常出于交游之厚。
　　宋杂剧中对那些阿附王安石的无耻小人，也对王安石急于用人、不加选择的做法给以辛辣的讽刺：
　　熙宁间，王介甫行新法，欲用人材，或以选人为监司。赵济、刘谊皆雄州防御推官，提单常平等事。荐所部官改官，而举将自未改官。盖用才不限资格，又不欲便授品秩，且惜名器也。其时多引人上殿，伶人对上作俳，跨驴直登轩陛，左右止之。其人曰：“将谓有脚者尽上得。”荐者少沮。庙堂之上，官府之中，“将谓有脚者尽上得”，连四条腿的驴头马面都可横行一时，新法执行的效果，可以想见。
　　王安石新法施行，逢迎者唯其马头是瞻，顺承其意者大多官运亨通。面对这一群官僚动

物，苏轼曾讥之为“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这样，新法的施行很快变了味儿。原本是王安石任下层官吏时行之有效的“青苗法”，变成了各级官吏摊派聚敛、搜刮民财的“政府行动”。所谓“青苗钱”，是指春秋播种之际，一些贫民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无力耕种，政府便向他们借贷种子钱，等耕种有了收获之后，再连本带息归还政府。这本是于国于民均有利的事情，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百姓上交“青苗钱”的多少成为一个官员升迁的资本和朝廷衡量一个官员政绩的“硬件”，于是这项利民之举，很快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摊派——你借也得借，不借强行让你借。贫苦农民耕种有困难，向政府借贷在情理之中。家道殷实的农户，个人可以解决耕种问题的，“青苗钱”也被摊派到头上。不仅农村摊派“青苗钱”，而且城中本不种田的“染坊”、“酒坊”之类工坊也被强行摊派。更有甚者，有些府县为了鼓励农民多借贷，竟在衙门外摆设酒肆摊点，让妓女侑酒，鼓励借了钱的无知农民“高消费”，然后用完了再借。于是宋诗中有“过眼青钱转手空”之叹。由于利息奇高，加上官府的错误引导，许多借贷了“青苗钱”的农民还不起钱款，被逼得卖儿卖女，流离失所。
　　由于要以“政绩”作为升迁的资本，并且要以是否具有“改革意识”作为判别对王安石新法的态度或原则，于是在王安石整体的“变法”背后，就产生了许多地方性的、部门性的、官员个人行为的变革举措。王安石的“新法”在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透出了危险的迹象。
　　黄河水利问题一直是历代政府头疼的问题，把水利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放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说是王安石新政极具眼光的地方。但具体做法则南辕北辙。据有关资料载，为解决黄河水道泥沙沉积问题，有人建议用“铁龙爪”治河。方法是，用两只大船，反复拉动一个大耙子，耙齿长达八尺，搅起泥沙，让它流到大海去。当时很多人认为不起作用，而王氏认为切实可行，于是船造了，“铁龙爪”有了，但搅起的泥沙马上又沉了下去，黄河淤积如故。因此黄庭坚在囚禁中仍掷地有声地说：“用铁龙爪治河如同儿戏!”
　　人们常说有些政令举措是拆东墙补西墙，是剜肉补疮，但实际生活中往往是东墙拆坏了，西墙也没补好。但这种“变革”措施，由于可以受到赏识，可以升官发财，所以一批官员乐此不疲，有关杂剧对这类官员和社会现象给予了尖锐的讽刺：
　　熙宁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献香杂剧。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卒，伶&t仙现假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诘其出神何所见，道士云：“近者曾出神，至大罗，见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 乃本朝韩侍中也。手捧一物，窃问旁立者，曰：‘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僧曰：“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窃问左右，云‘为奈何水浅献图，欲别开河道耳。”’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赏，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语。职业官僚的“职业病”，即使已经到地狱，仍为希图恩赏，故伎难忘，可为千古笑谈。
　　王安石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科举考试，但最终王安石的良好愿望都化为了泡影。宋代杂剧对此也有所反映：
　　王荆公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教坊杂戏亦曰：“学《诗》于陆农师，学《易》于龚深之。”盖讥士之寡闻也。全面研究王安石新法对科举的影响，我们认为王安石为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而改革科举制度，或者说为变法培养人才而改革教育，都是应该肯定的。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欲以新法风行天下，运用行政手段使上令下达，甚至在学术教育上也采用以一人之观点而一统天下之学术观点，使主考者以其观点为取舍标准，学子们为了自己的前途趋之若鹜，其弊不可胜言。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指出，王安石在学术思想上的专制引起文坛的凋弊，“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王安石诗、词、文赋俱佳，但其弊病在于“好使人同已”。欲以一家之学术，统一天下之学术，以一家之文风，笼盖天下之文风，只能是一花独放，百花凋零，“弥望皆黄茅白苇”。更为可怕是，科举指挥棒造成了人心的败坏。据《渑水燕谈录》载：荆公在位，急进之徒争趋门下，及朝廷诏令禁用《字解》，群相诋之。时人挽词曰：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及后

配享宗庙，赠官并谥，昔从学者，又复称门人。时人易前词一字曰：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俱道是门生。其弊害绝不仅仅是把秀才变为学究而已，而是从政治、学术到科举，满目荒败，不可收拾，最终在民众诅咒、朋友出卖、皇帝厌倦、旧党反对声中走向金陵。宋人杂剧对新法不可收拾的局面给予了艺术化的表现：
　　顷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无不从。一日御宴，教坊杂剧为小商，自称姓赵名氏，负以瓦瓿卖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误踏瓿倒，糖流于地，小商弹指叹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语以王姓为“甜采”。王安石变法最终成了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追随者利用的偶像。北宋末，其婿蔡卞兄弟擅权，王安石配享孔庙。于是杂剧舞台上演了这样一场喜剧：
　　蔡京作宰，弟卞为元枢。卞乃王安石婿，尊崇妇翁。当孔庙释奠时，跻于配享而封舒王。优人设孔子正坐，颜、盂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名世真儒，位貌有间，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惧拱手，云：“不敢。”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情愤不能堪，径趋从礼室，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为窘迫之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意以讥卞也。时方议欲升安石于孟子之上，为此而止。
　　二
　　宋代杂剧所反映的两宋党争的内容，另外一个较为集中的内容即是对和战之争的多角度折射。实际上，纵观两宋，和战之争几乎贯穿始终：宋辽之战、宋与西夏之战、宋金之战、宋与蒙古人之间的战争……宋杂剧对此也给予了较为集中的反映。
　　宋王朝对外作战，十战而九败，往往是屈辱求和，割地纳款。《土少不能和》一剧反映了宋王朝内部对战和的复杂态度。从中可以看出，在战场上总是“赢得仓皇北顾”的宋人，在谈判桌上同样丧权辱国：
　　乾统初(崇宁四年)，(牛温舒)复参知政事，知南院枢密使事。五年，夏为宋所攻，来请和解。温舒与萧得里底使宋。方大燕，优人为道士装，索土泥药炉。优曰：“土少不能和。”温舒遽起，以乎藉土怀之。宋主问其故，温舒对曰：“臣奉天子威命来和，若不从，则当卷土收去。”宋人大惊，遂许夏和。
　　宋王朝曾联金以灭辽，联蒙以灭金，但即使在辽、金残余军队面前，仍是不堪一击，于是那些平时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在战场上抱头鼠窜的将帅成为杂剧中讽刺的对象：
　　宣和申，童贯用兵燕蓟，败而窜。一日內宴，教坊进伎为三四婢，首饰皆不同。其一当额为髻，曰蔡太师家人也；其二髻偏坠，曰郑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满头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问其故，蔡氏者曰：“太师觐清光，此名朝天髻。”郑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懒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可谓对童贯之流的绝妙讽刺。
　　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和外交屈辱，宋王朝似乎无计可使，这情形正如被称为“亡宋诗史”的汪元量诗中所说：“十数年来国事乖，大臣无计逐时挨。”而宋杂剧对这种君懦臣庸、士气不振、民气涣散的现状也给予警醒：
　　金人自侵中国，惟以敲棒击人脑而毙。绍兴间，有伶人作杂戏云：“若要胜其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且如金国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凰弓；金国有凿子箭，我国有锁于甲；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人皆笑之。[17](p425)
　　有人说，首二句应该是：金国有兀术,我国有秦太师。若是，则显得太直太露，不如上文，曲终奏“雅”，让人一笑之后，进行思考。金人能征惯战，宋人不和即降,遭殃的只有老百姓。
　　对于“和战之争”的双方，只要主和不是为了降敌，我们不应以和战为是非。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只有有了强大的军力、财力与综合国力，才能把握和与战的主动权——和战在我。反之，和战在敌。和与战的辩证关系应该是针对局势，权衡利弊，当和则和，当战则战。从长远观，和是为了战。因为面对异族入侵，主权问题，国家民族之荣辱是没有谈判的余地的，最终只有用战争解决问题。但从局部看，当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克敌制胜，需要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时，量时度势，就应同意维持一定时间的和平局面，甚

不惜以战促和，再以和备战。
　　但理论上的认识和现实生活中的把握是两回事。宋人的失误在于不当和时主和，不当战时主战。于是主和者有卖国之嫌，主战者往往因战败被攻击。用宋杂剧中的话说，即“樊恼自取”：
　　韩侂冑用兵既败,为之两鬓俱白，困闷莫知所为。优伶因上赐侂胄宴，设樊迟、樊哙，旁有一人曰樊恼。又设一人揖问：“迟，谁与你取名?”对以“夫子所取”。则拜曰：“是圣门之高弟也。”又揖问哙曰：“尔谁名汝?”对曰：“汉高祖所伞。”则拜曰：“真汉家之名将也。”又揖恼云：“谁名汝?”对以“樊恼自取”。
　　韩诧冑北伐用兵，是为了以主战固宠。因此当辛弃疾认为量度宋金双方实力，宋欲北伐，需养精蓄锐二十年时，韩侂胄却一意孤行，一败涂地，最终丢了性命， 烦恼自取”。
　　由此生发出另外一个问题，韩诧冑以战邀功，以功固宠，最终惨败，固然可恨，但此时朝中主和派竟为了主和，擒杀韩伲冑，函首以献金人，实在有辱国体。因此我们发现，新旧党争与和战之争的各方，均有利用政治斗争谋一己私利的目的。主战与主和，变法与守旧，只不过是他们随时可以打出的一张牌而已，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宋代相关杂剧极为犀利地揭示了这一点：
　　崇宁初，斥远元祐忠贤，禁铟学术，凡偶涉其时所为所行，无论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对御为戏：推一参军作宰相，据坐，宣扬朝政之美。一僧乞给公据游方，视其戒牒，则元祐三年者，立途毁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度牒，闻被载时。亦元祐也，剥其羽衣，使为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获荐，当免举，礼部不为引用，来自言，即押送所属屏斥。已而主管宅库者附耳语曰：“今日在左藏库，请相公料钱一千贯，尽是元祐钱，合取钧旨。”其人俯首久之，曰：“从后门搬入去!”副者举所持梃杖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来也只要钱!”是时，至尊亦解颜。另一则杂剧为：
　　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丁丑，賜银绢万匹两，钱千万，彩千缣，有诏就第赐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椅从之，恢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椅，忽坠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环，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环?”曰：“二胜环。”遽以朴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例物，此环掉脑后可也。”一座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于是语禁始益繁。
　　两个杂剧，一个写在北宋党争中得势的一位宰相，“元来也只要钱”，可谓一针见血!后一个杂剧则是讽刺秦桧迎合高宗之意，力主和议。因为只要保有半壁河山，便可享有荣华富贵。至于收复河山，迎回徽、钦二帝，则“掉脑后可也”。宋代杂剧反映现实政治的大胆犀利，令人叹服。
　　三
　　综观宋代与党争与有关的杂剧，首先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它们从一个独特角度，以特有的艺术形式，对新旧党争、和战之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给予了较为集中的反映，典型地体现了杂剧关切现实、反映现实的“时事剧”特点。
　　其次，我们在把握研究这些剧作时，不应把剧中人物和历史人物划等号。比如剧中的王安石，与历史中的王安石就有一定的距离。王安石是一位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其历史作用，不可抹煞。但其推行的新法，愿望与结果之间有太大的距离。特别是他用人不当，至有“率兽食人”之讥。宋人笔记、小说中即有他儿子死后下地狱备受惩戒之说。还有一部小说，写他由京城返金陵之时，有反对者侦知了他南归的路线，在客栈写满了攻击甚至是谩骂他的诗。借宿的民家，一个控诉新法逼死了全家十余口人，一个则因新法扰民，把家中的猪、狗、鸡、鸭都叫做“王安石”，以咒其死后脱生为猪狗。这里就涉及第三个问题，即党争的双方是否有利用杂剧去攻击对方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有关资料印证了这一点。宋樵川逸叟《庆元党禁》载：
　　韩侂胄……自谓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宫掖，居中用事。……朱熹……奏疏极言之。……大怒，阴与其党密谋，去其为首者，则其余去之易尔。所谓“首”者，盖指熹也。乃于禁中。令优人效熹容止为戏，荧惑上听。《宋史·韩伲冑传》亦载：“朱熹奏其奸，侂胄怒，使优人峨冠阔袖像大儒，戏于上前，熹遂去。”
　　这是写韩侂胄为了扫清自己擅权专国的障

碍，利用杂剧排斥朱熹。还有在仁宗景祐末，有内臣卢押班利用杂剧讽刺范壅的记载：
　　景祐末，诏以郑州为奉宁军，蔡州为淮康军。范壅自侍郎领淮康节钺，镇延安。时羌人旅拒戍边之卒，延安为盛。有內臣卢押班者为钤辖，心常轻范，一日军府开宴，有军伶人杂剧，称参军梦得一黄瓜，长丈余，是何祥也?一伶贺曰：“黄瓜上有刺，必作黄州节度史。”一伶批其颊曰：“若梦镇府萝卜，须作蔡州刺史?”范疑卢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为城旦。因此，研究宋杂剧，除了研究其剧作内容的复杂性之外，还应注意其创作及演出背景的复杂性。
　　研究宋杂剧与宋代党争的关系，还引发了我们对这部分剧作艺术特点上的一些思考。
　　首先，“寓庄于谐”的表现手法是这些剧作的突出特点。宋杂剧与传统的一些笑话作品有明显不同，也同先秦的“优笑”、“优戏”不同。它们不是仅仅供一时之笑乐，而是借用喜剧的艺术手法，用幽默诙谐的动作和语言揭示某种人物、社会现象的本质。它运用喜剧的艺术手法，表现严肃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一特征在宋代基本形成，且影响深远。元杂剧中诸如《风光好》、《李逵负荆》、《陈州粜米》都继承并发扬了这种风格。
　　其次，由于上面称引的资料都是对相关杂剧演出的片断记载，不是宋杂剧演出的“全本”和原始面貌，因此，对于这些剧作演出时，不同剧作不同演员的表演手法也不能确悉。但以今度古，可以推知一二。在当日的杂剧舞台上，演员的唱念做打，一定是疾徐有致的，演员会把握节奏，营造气氛，创造出特定的戏剧效果。如《我国有天灵盖》一剧，用快节奏的语言表达方能出彩，没有了语气节奏的把握将全无意味。
　　再次，现有资料仅记载的是剧作内容的基本梗概，具体的表演对白如何，难以尽知。翻检有关文字，宋人庄绰《鸡肋编》中的一条资料特别值得注意：“崇宁中，方严党禁，凡系籍人子孙，不听仕宦及身至京畿。……晁十二以道，自为优人过阶语云：‘但仆元祐间诗赋登科，靖国中宏词人等，尚之唤作哥哥，补之唤为弟弟。甚人上书耶?甚人晁咏之。’闻者莫不绝倒。”
　　任二北先生在《优语集》“语比”中曾写了一段按语：“以道非优人，而袭戏词口吻，以讥党禁，故人语比。此真戏剧史料。缘北宋剧本无传，何谓‘过阶语’?亦向无说明。赖有此番摹仿，方知‘过阶语’乃优戏脚色初登场时，自道身世阶历，俾观众了解剧情之说白，犹之后世戏台上‘自报家门’，其文体则骈俪也。”
　　这段文字有两点价值，一是它透露了北宋末党争禁锢士林的严酷，二是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宋杂剧舞台上“过阶语”的内容和格范。《原来也只要钱》一剧中的读书人上场后自报家门应与之相仿。循此例，则剧中一僧一道一宰相自报家门之情形可以想见。那么，加以合理“加工”，“复原”宋杂剧之演出剧本不是没有可能。
　　以上是笔者对宋杂剧与党争做的一点粗浅探讨。现在《全宋文》已完备，若用心检讨，一定会有新收获。网罗相关资料，对宋杂剧的研究定会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