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保育思想；本土化
　　摘要：民国时期，在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传播的环境下，国人对于学前儿童保育思想的本土化建构具有政治目的性及顶层推动性两个特征，属于一种促发性的建构模式。这种促发性也直接导致了民国学前儿童基本保健思想建构的普识性与其行为领域保育思想建构的缺乏实证性。这种建构努力虽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观念，但其进步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中图分类号： g5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52306
　　清末，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民国时期，国人于反省之余，开始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学前教育思想领域进行着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努力，这种努力分为教、保两个方面。目前，对于学前儿童教育思想的研究较为丰富，而保育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对民国时期学前儿童保育思想的本土化建构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当时学前儿童保育思想本土化的特殊背景及内涵。
　　一、促发式的本土化建构
　　民国时期学前保育思想的本土化建构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近代海外学前保育思想的起源地西欧诸国的原发渐进式建构方式不同，亦与美国的借鉴实证性建构方式不同，民国学前保育思想的本土化建构来自于国难之际的促发式冲动，抗战爆发是这种促发式冲动的关键性时间节点，其特征较明显地体现在政治目的性与顶层推动性两个方面。
　　（一）促发建构的政治目的性
　　近代中国学前儿童保育事业虽在清末已经起步，但在抗战时期才得到长足的进步，形成规模化的效果与影响。www.11665.com抗战爆发后，人口资源的巨大消耗与人口素质的偏低现状使国人逐渐认识到学前儿童保育事业关系着民族与国家的存亡。这一认识促发了国人对次代国民保育问题的认真思考。正如时人对学前儿童对于国家贡献的长远认识，“眼前这些孩子们，我们可以想像他，长大之日，若果能够挣扎于枪烟弹雨之中，献身国家，已万幸于忍辱含羞，做一个亡国奴。”［1］抗战迫切要求国人改变以往落后的育儿传统，于海外近代学前保育思想中吸收有益精髓，以满足抗战建国的需要。“儿童保育乃抗战建国期间主要工作之一。”［2］在国难中，培养次代国民以保存民族的希望，是当时保育事业兴起的主要动因。这是时代与民族的悲哀，也是国人对近代学前保育思想进行本土化建构的一个契机。借助于这个具有强烈政治目的性的动因，国人开始将海外近代学前保育思想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进行建构本土化学前保育思想的尝试。
　　在强烈的政治目的性指引下，国人首先明确了保育的主要对象，即首先关注于战区难民的学前儿童，但保育范围并不局限于学前儿童一类，亦及于全体国民子女。“对于阵亡将士的遗孤，出征军人的子女，以及参加抗战工作人员与劳苦工农大众的子女，为了要使他们能尽力致志的报效国家社会，应该为他们的子女，谋得安全的保育，尤是其阵亡将士的遗孤，是必得到深切的注意。”［3］这种全民性的保育观念是抗战环境下的产物，同时也提升了保育思想本土化建构的层次。“带别人的孩子，是保育第二代小国民呀！”［4］这种认识已逐渐在民国社会，尤其是大后方蔓延开来，成为保育工作者的一个共识。
　　政治环境决定了保育工作的主力军。因为保育工作的先天特性，以及抗战期间劳动力配置结构的转变，妇女被更多地推向保育第一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有男性参与民国时期的学前儿童保育工作，并在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实践领域，实非主流。“抗战八年中，妇女们贡献于抗战工作中，最实际、最鲜明、也最有成绩的，要算是儿童保育工作了。”［5］15妇女成为中国保育事业的主力军，既符合中国女性自身先天条件，也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必然结果。“保育工作主要的领导者和工作者都是妇女，她们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方式，留下了许多好的工作经验。” ［5］18
　　（二） 促发建构的顶层推动性
　　与欧美等国自下而上的建构顺序不同，民国政府的顶层设计为学前保育思想的本土化建构作出了指导性的贡献。抗战之前，民国政府在这方面曾做过一些努力。抗战时期，政府的保育政策有了极大的进步，由政府所倡办的保育组织成为学前儿童保育事业的主流。1938年，迫于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保育形势，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全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在宋美龄的领导下成立。两年不到，已在全国成立各类保育院50余所，收容儿童2500余人。这个

成绩，被时人形容为“造成了中国古今未有的伟大儿童保育运动”［6］。政府对保育事业也有监管与引导的措施，尽管出于客观形势的限制，但相对于清末，国民政府在儿童保育事业上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如针对保育事业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国民政府曾牵头各方专业人士，召开过数次儿童福利人员工作会议，对学前儿童保育工作的缺点加以总结，进行未来工作的规划。其他官方的社会服务团体，如赈济委员会领导下的教养院，社会部领导下的救济院，以及盐务管理局主办的慈幼院等都有关于学前儿童保育的关照。［5］15
　　为抗战而服务的政治目的性与自上而下的顶层推动性为民国学前保育思想本土化建构的促发性作了注解，这种促发性也直接导致了民国学前儿童基本保健思想建构的普识性与行为领域保育思想建构的缺乏实证性。
　　二、普识性的基本保健思想建构
　　在学前儿童基本保健思想领域，国人吸收了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中保育领域的营养，结合本国实际，提出了一些零散的观点，其中不乏精彩之论。但限于学前儿童基本保健思想的应用领域，更限于国人在此领域进行本土化思想建构的稚嫩程度，与海外近代学前保育思想相比，有相当的距离，在层次上明显处于一种普识性的范畴。
　　父母需要掌握学前儿童保健的基本知识，是部分国人在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熏陶下的观点，并通过媒介的宣传，成为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共识。如林仲达所称：“我觉得新社会的父母，尤其是妇女应有上面各项关于儿童教养的基本知识。”［7］如果要进一步地科学保育学前儿童，则对于学前儿童的生理及心理乃至儿童社会学的基本知识都应该有所了解。父母单纯的生物性本能不能胜任新时代的保育责任。“必须对于儿童教养原理有彻底的了解，对于儿童教养技术有专门的训练，才可以担负。”［7］ 这种认识是对中国传统育儿理念中经验模式的批判。这些学前儿童基本保健思想的本土化建构，主要体现在学前儿童的卫生保健及身心发育、饮食、衣着等方面。 生保健及身心发育
　　从妊娠接生开始，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接受以近代科学为指导的卫生保健方法。“生产时，必须延请新式助产士护理，如能延请产科医生，则更佳。”［8］279这种方式与传统在家中请人接产的方式有很大区别。至于“遇难产及一切意外事项，必须立延产科医生诊治为要。" ［8］279这种观点实际上全面接受了近代医学对于生产的要求，否定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在民国中后期的一些大中城市，已然成为常规的做法。其次，国人已具有初步的近代学前儿童防疫知识，并有自己的探索。如对身体虚弱、发育不良的学前儿童，“应即给予鱼肝油，欲求速效起见，可用haliverol或vigantol或ostelin等丁种维他命制剂，同时仍应就医检查。” ［8］284还有诸如种痘消灭天花，“锡克氏”白喉感应试验法等都已有所流行。再次，近代卫生知识的启迪使得国人对学前儿童卫生的关注也日益重视。“为父母及牧师者，当时加训练，一样撑其爱护身体之习惯，使得常保健康。”［9］ 如对于学前儿童吮手指的行为，有国人就指出“手是时时和外物接触，难免附有致病的微生物，因此就乘机传入身体发生疾病。”［10］希望广大家长注意并帮助儿童戒除这一行为。又如遗尿问题，学前儿童因为膀胱筋肉的管制力比成人弱，所以常在梦间排尿，即为遗尿。被尿浸了的衣服和被褥，除了刺激皮肤，发生皮肤病外，还能招致伤风的病症。亦有国人认识到超过一定年龄与频率的遗尿不是学前儿童常态的反应，而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通过科学的安排饮食，可以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如建议父母“必须提早给儿童的晚餐最好勿过下午四时后，在晚饭后勿吃其他有汤汁的饮食物，睡前须有一次排尿，又应按时叫醒儿童起床排尿一至二次或者床边置一闹钟按时发响，养成儿童闻声可自动起床排尿，较小的儿童可由大人帮助，能按照上面的方法实行，相信绝对不会再有遗尿事情的发生。”［10］这些认识都超越了传统育儿理念于学前儿童保育的范畴。
　　借助于近代科学，国人对中国学前儿童的身心发育状况也有进一步的了解，并作了初步的总结。例如李兆萱阐述民国学前儿童身心发育的规律，在生理方面，学前儿童的身长，一周岁增一倍半，五岁增两倍；体重则六个月增两倍，一周岁增三倍，到五岁增加五倍；脑重为一周岁重两倍半，五岁半时已长至十分之九；骨肉主要成分为软骨，粗化的程度很慢；粗肌肉逐渐长成，细

肉尚未成长。［11］22在心理方面，所谓“三岁以前儿童区分味的是嘴，非常会动，会说，儿童自己也觉得他的嘴顶有味，四肢也能做些事了，会爬会跑，对于环境中的事物感觉兴趣，能模仿，能记，而且能思想。……六岁儿童的心理并非本能了，会冲动，学大人，加上自己的思想。”［11］22虽然这些总结尚嫌粗糙，但这是针对中国儿童所作的分析，较之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中的欧美学前儿童身心发育规律更有针对价值。
　　（二）学前儿童的饮食
　　在学前儿童的饮食方面，通过实践与研究，国人亦有自己的思考。如在饮食内容方面，他们认为“饮食须依孩童身体发育的程度，而定其食料和食量，饭前饭后，勿使做剧烈的运动，还有一件要注意的，就是有刺激性的东西，如烟酒等，勿使轻尝。”［12］这个观点与以往传统育儿理念中填鸭式喂养模式及无科学内涵指导下的进食禁忌有明显的区别。国人还开始依据近代科学知识的指导，从营养元素的角度去分析学前儿童的饮食内容。他们除了对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碳质盐和水分的吸收有一定了解外，还对维他命对于学前儿童生长发育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维他命的根本来源是植物，但也可从动物的肝脏、卵黄、乳汁、油酪等中，间接摄取的，……然则维他命中也有因烹煮的不得宜而致完全丧失。”［13］国人对缺乏某种维他命影响学前儿童发育的具体案例亦有研究。如c种维他命缺乏，儿童易生佝偻病；d种可促进儿童生长发育，免除软骨病等。
　　又如对“饮食有时”原则的说明，传统育儿理念中，喂养没有时间限制的。其时开始有一些具体的程序设计，对学前儿童的饮食时间进行控制。如根据江西第一保育院的规定，学前儿童进食的时间被限制在30分钟内，“三十分钟后，停止令下，大家都放下碗来，虽然儿童对于吃饭的食欲很强烈，但在开动之前，停止以后，从五岁的幼儿起，直到高年级的儿童，从不会争先恐后，也从不讲话，这是他们吃饭的纪律。”［14］夏贞德所考察的托儿所中的进食程序则是这样的，“在每段饭前，这些小朋友只要一听到铃声，便知道是预备吃饭，要洗手了。他们一个个都会知道离开或放下玩具，挨次排队，要是有小朋友没有去洗手，其他的小朋友也会提醒他们，他们也互相纠正着，当热腾腾的饭摆上桌子时，他们便开始唱他们的歌了，等到歌唱完了，妈妈们把饭移近每一个小孩子前，这时齐声说：‘小朋友请用。’于是开动了。”［15］当学前儿童不喜欢吃饭时，不应通过打骂或利诱的方式强行逼迫他进食，因为疾病、疲劳、批评、零食，都足以使儿童厌食。应当找到原因，再去治疗。甚至连学前儿童的零食问题也有人关注。有人提出喜欢吃零食是学前儿童的天性，要在适当的时间给予学前儿童以适量的零食。亦有观点认为要严禁零食，因为这是造成学前儿童消化不良的主要原因。“据小儿科医师的谈说，儿童疾病率最多者莫过于消化不良的疾患，而消化不良的主因，由零食所致，做父母的应按时给儿童饮食，千万要禁止零食。”［10］围绕这两个观点，也有相当的争论。
　　（三）学前儿童的衣着
　　关于学前儿童的衣着，国人多有讨论，各类儿童学杂志亦有相关文论。在一些国人的设计理念中，学前儿童自出生至六岁期间的穿着各有讲究，且其设计与学前儿童的身心发育有极大关系。一周岁以内的儿童因其大部分时间躺于床上，自己不会走路，所以衣服样式比较简单，不分性别。而卫生起见，该阶段的儿童衣服需要频繁更换，所以采用白色绒布的质地为最佳，便于洗涤，且容易观察衣服脏污程度。对于一些家长喜欢为孩子穿绸缎衣服的做法，有国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绸缎难洗，昂贵，而与儿童身份、天性不相称。“初生婴儿衣服的样式，大抵外衣是长过足踝三寸的长裙，内衣是用对褂的丝上衣，外面加上一件毛线衣或薄棉衣，无须穿裤，因为尿布就可以把下部全包起来，衣服上最好不要用扣子花边之类，拉拢处可用带子，要朴素而不要华丽，到六个月以后，可以开始穿裤子。”［16］周岁至五岁的儿童已经学会自己走路，而且开始淘气，衣服容易脏。所以此时的衣着布料还应以布质为宜，只要经洗耐用的就好。与未满周岁时不同，儿童在该时期已经产生对颜色的喜好，有颜色的衣服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颜色最好多用浅颜色，女孩子可用浅红色或浅粉色，黑色黄色最好少用。”［16］同时也要注意男女儿童衣着式样的不同。但限于经济状况与物质条件的缺乏，民国时

期普通民众家庭的儿童穿着并未完全按照理想的标准而置备。“老大的衣服小了，老二的衣服破了，这年头买布买不起。”［16］抗战时期的江西第一保育院即使是官办性质，其保育儿童的穿着依然十分寒碜。“孩子的衣服，冬季的时候，每人有一套棉衣，衬衣虽各人有两套，因为经过两年多，有的已破坏了，保育会正在设法补充，孩子睡眠的时候，有棉被一条。活泼好动的孩子，鞋袜消耗最快，他们的鞋子都是自织的草鞋，冬季的袜子，是成问题，棉袜购不起，只得赤着脚，幸而孩子们好运动，常跑常跳，都还没有发生冻疮。”［14］ 基本保健领域，国人们的认识比较丰富，但较为散碎，都是出于实际需要而进行的一些发挥。这种普识性的建构认识大多受近代海外学前保育思想的影响，是对民国促发式学前儿童保育思想本土化建构中最急迫与现实问题的回答。
　　三、缺乏实证性的行为领域保育思想建构
　　国人对学前儿童保育范畴内的基本行为规范进行了一些限定，但这些限定大多建立于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中直接抄袭的基础之上，普遍缺乏实证性的支撑。
　　抗战时期，赣县妇女指导处曾编订了举办托儿所的几个原则：“1、保育项目必须适合幼儿心身的发育程序。2、身体的保育重于知识的教导。3、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其处世习惯，发展其个性。4、注意儿童自发的活动，采取适当的诱导方法，不干涉亦不放任，绝对禁止体罚。5、于单简之设备中培养其朴质整洁之习惯。”［17］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五个原则可以代表当时绝大部分关心学前儿童保育事业的国人的认识，是中国保育工作者长期实践的思想结晶，其中所蕴含的对于学前儿童行为领域保育的种种科学性内涵，不但符合近代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主流观点，亦与中国当时的特殊国情相契合。同时，有国人提出：“关于保育儿童，不是如一般救济事业，而只想到儿童目前的生活，必须要计划到如何教保？才能为儿童策定将来的路径，所以应该施以合理教保，合理的教保应该从管教养卫四字，兼筹并顾。”［3］这里所谓的“教保”是从保育领域出发，其思考的深度是民国以前的国人所没有达到的层次。一些国人开始将学前儿童保育范畴内的行为规范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去主动研究。林仲达称：“我们要明瞭儿童身心发达之基本事实和原理，据此可以改进我们对于儿童教养的方法，以期次代民族之健全的发展。”［7］ 这种行为领域思想的本土化建构体现在学前儿童的起居训练、行为习惯的培养与游戏观的改造三个方面。
　　（一）起居训练
　　在学前儿童的起居训练方面，国人有了自己的初步标准。如与传统育儿理念中对于婴儿睡眠的放任自由相比，国人开始对学前儿童的睡眠进行有针对性的观察与控制。有人以为学前儿童需要保持每天10至12小时的睡眠时间。［12］而且每晚必须“养成其早眠早起之习惯”［18］。 他们以为大约18个月的婴孩，即可自己吃饭。20个月后，可以自己撸鼻涕。21个月后，自己可以洗刷牙齿。2岁半时，应自己学穿衣服；3岁时，应该自行洗澡。3岁时，须能自己穿衣服，着鞋子。男孩满了3岁，应能够站着小便，晚上如有手电和便器，他应自己静悄悄起床小便，不致弄湿床褥，惊醒保姆。4岁时，应能完全自穿衣服，洗刷牙齿、漱口、梳刷头发、穿大衣、戴手套。［19］129-130这些评价标准也是结合民国国情的成果。
　　（二）行为习惯培养
　　一些国人认为对学前儿童习惯性的培养，有利于保育的进行。陈鹤琴认为，学前儿童生来即有几种基本的能力：“一、接受外界的刺激；二、这种刺激在脑筋中肌肉里或者可以保留着；三、他受到那种刺激，相当时期，有相当的反应。”［20］266这即是儿童一生做人的基础。“他听见家庭里常常骂人的声音，到后来就不知不觉的也会骂人；他虽然不晓得骂人是好是坏，他看见成人是这样做的，就这样做。他看见成人随地吐痰，他也不知不觉的对地吐痰，他不晓得随地吐痰是好是坏，他看见成人这样做，就这样做。反过来说，如若他所居的环境是很优美的，所听见的音乐是很好的，他就不知不觉地很高兴的唱起来。”［20］266再如儿童的啼哭，一些国人认识到儿童非病理性的哭泣对身体方面并无太大的阻碍，甚至学前儿童需要适当的哭泣。“因为哭可以扩张肺部、增加呼吸的机能，而促进心身的健康。”［19］39有的父母为了阻止学前儿童的哭泣，购买橡皮乳头放于孩子口内，反促使儿童吸啜的恶习，并成为其他疾病的诱因。

有人认为，在保育的过程中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以往传统育儿思想中对于儿童的照顾十分细致，但不科学，干扰了儿童自我学习与成长的轨道。如学前儿童在哭泣，应该检查他哭的原因，按其原因去处理好了，不要无谓地抱他，抚弄他，或喂奶给他吃。会走路的儿童在跌倒后，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也不要立即上前安抚，“可以叫他自己爬起来，叫他拍掉身上的灰尘，对他说：‘你为什么跌倒的？’‘跌痛了哪里？自己揉一揉。’如果是过门限跌倒的，便叫他小心地再走过两次，以至于不再跌倒为止。”［19］129通过习惯性的培养促进保育，是国人的一个创新。
　　（三）游戏观的改造
　　游戏是学前儿童最主要的行为内容。通过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中关于游戏的介绍，国人对游戏的看法已经大大的转变了。他们充分肯定游戏在学前儿童成长中的作用。提出“要有充分的玩具与游戏”［11］24以及“动是儿童的本能，以游戏为生活”［11］25等观点。陈鹤琴在《为儿童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文中，曾形容了一个典型的事例：
　　前几天，我到南京去，在火车上，看见一个母亲带了两个小孩子：一个大的，大约四岁；一个小的，大约二岁。小的抱在手里，大的坐在椅子上，母亲叫大的坐好不准动。大的小孩子坐了一息，就吵起来。他要弟弟的摇铃。他母亲不给他，他就哭了！母亲叫他不要哭，对他说：“你做哥哥的，年纪大了，还要哭吗？不许哭！不许哭！”但是他还是哭，还是吵。后来母亲打了他几下，他更加哭得厉害!那时候我就想到这样小孩子，那里可以像成人一样地坐得牢，他应当有东西玩玩，图书看看，有事情可作，不致长途厌倦。果然他哭了一息，那母亲另外买了一个摇铃给他，他一拿到之后，揩揩眼泪，就笑嘻嘻的玩了。［20］266
　　陈鹤琴认为，上述的现象在民国传统家庭中很普遍，父母们普遍认为儿童游戏是一种不好的顽皮的举动而去管制他们，结果导致儿童的“那种烂漫的天真，好动的心理，活泼的精神，都渐渐消灭于无形！这是何等可惜的一椿事！”［20］266-267在民国的一些近代学前教育机构中，游戏也是学前儿童最主要的活动内容。在夏德贞的《闲话托儿所》中，描述了一个普通托儿所儿童游戏玩耍的情况。
　　吃过午点又开始他们的活动了，有的三五成群在一角上玩布娃娃，有的将鞋袜脱去在沙箱里灌沙子，或者拿着铜碟子做模子做成馍馍、或者饼子，有的推着小汽车正准备启程到重庆去，有的居然把小汽车停下来修理，有的推着小土车做小买卖，有的在沙船边购票登船，有的拿着小菜叶子喂兔子，更有的作摇鸭子和马竞赛，真是形形色色，然而大的孩子一听到哨子声便放下玩具，知道认字的时候到了，他们有时被组织起做集体游戏，像丢手帕、捉迷藏、抢球都是他们最乐意玩的，他们对于到田野散步、拔草、喂兔子及鸡鸭等是最感兴趣了。隔不多时在晚饭前后总带他们出去玩一次，他们简直成了无瑕的白蝴蝶飞舞在田野中，真是乐趣洋溢。［15］ 《江西保育工作的回顾》中，也有保育机构关于学前儿童游戏玩耍的安排。［21］这些游戏玩耍是学前儿童成长发育过程中所需要的，通过游戏玩耍，可以促进他们身体的发育、智力的开发。民国时期，国人对学前儿童行为领域思想的本土化建构大多采用近代海外学前儿童保育思想中的观点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虽有其科学性与理论基础，但普遍缺少实证的支撑。围绕中国学前儿童行为领域进行的实验十分匮乏，影响了建构的层次与可持续性。这也是民国学前儿童保育思想本土化建构的促发性所决定的。
　　至此，民国时期，在近代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传播的基础下，国人对于学前儿童保育领域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认识与创造虽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观念，但其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其促发性的建构过程中所表现的政治目的性及顶层推动性两个特征，是对抗战环境的合理诠释。而民国学前儿童基本保健思想建构的普识性与行为领域保育思想建构的缺乏实证性是历史时空的局限所致，也对我们今天的实践与认识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如何摆脱单纯依靠西方保育理念的指导，加强本土实证，将中国当前的国情与理论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保育思想理论体系，以造福广大中国学前儿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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