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秩五；蒙学；教育革新
　　摘要：房秩五以“开通民智、救亡图存”为其蒙学教育的宗旨，认为蒙学是“学堂中第一要紧的”，并且尖锐地批判了传统蒙学教育的诸多积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改革蒙学教育的具体措施：“蒙学的管理要整齐”；“课本的程度要相当”；“教授的法子要活泼”以及“教师的性情要平和”等。其蒙学教育革新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图分类号： g5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51706
　　房秩五（1877-1966），名宗岳，字秩五，晚号陟园老人，安徽枞阳人，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诞生于晚清动荡的年代，水深火热的生活处境和强烈的爱国热忱赋予了他要兴国强邦的时代责任感。［1］41房秩五早年曾襄助吴汝纶创办桐城县学堂，兼任学长，后与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并负责教育栏目的编撰。民国初期，曾任安徽省教育总干事、安徽提学使署学务公所文案等职。1923年，辞官回乡，潜心办学，先后创办了浮山小学和浮山中学，自任董事长。房秩五的教育研究与实践包罗甚广，家庭教育、蒙学教育、女子教育、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皆有涉及。本文就他的蒙学教育思想作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开通民智、救亡图存：蒙学教育的宗旨
　　19世纪末叶的中国，内外交困，社会动荡不堪，百姓民不聊生。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反帝运动相继失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日益深入，晚清政府日渐腐朽黑暗。“横流浩浩沉千古，残日阴阴覆九州。WwW.11665.coM”［2］292在此国将不国，岌岌可危的乱世之秋，房秩五虽为一介书生，然一腔救国保种的热心不减。他时常与友人陈独秀、葛温仲、潘晋华等人纵谈时事，相约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当丁同宣等在安庆藏书楼组织学会，宣传革命时，房秩五闻讯也经常参加会议，时而登台演讲，情辞激昂，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当时社会风气败坏，国民愚昧麻木而不知自强自立，受先师吴汝纶“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等思想的影响，房秩五以为若要救国图存，强我中华，当务之急是启民智、兴教育，而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则在于蒙学教育的发展如何。因此，房秩五关于蒙学教育的所有思想均是建构在兴国强邦、启发民智的信念之上的。
　　房秩五乃晚清秀才，曾为塾师八年，对蒙学及蒙学教育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其蒙学教育思想则集中体现在《安徽俗话报》等有关蒙学教育的署名文章中，而“该报以开通民智、救亡图存为宗旨”［3］41。他以白话为文，直陈教育时弊，问题发人深省，内容新鲜活泼，形式图文并茂，简易平实，通俗易懂，深受读者欢迎。“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教育宗旨虽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彼时房秩五教育信念的真实写照。此宗旨在兼顾教育的个体与社会功能的同时，更加侧重于教育的社会功用，具有浓郁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开通民智”，使人人皆有知识，皆有本领，皆能自食其力、丰衣足食，此谓教育之个体功能；“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此谓教育之社会功能。且“开通民智”和“救亡图存”二者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根本，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需要说明的是，因其时清廷敕令废科举，兴学堂，蒙学这一延续了上千年的儿童教育形式表面上遂告完结，但国力孱弱从而无法普遍建立小学堂，蒙学馆即临时扮演了新式小学堂的角色。房秩五生逢此时，深知这一改革举措对振兴我积弱之中华的决定性意义，故其虽表面上论蒙学，本意却旨在解决当时小学堂之教育难题。
　　蒙学是学堂中第一要紧的：蒙学教育的作用
　　基于“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蒙学教育宗旨，房秩五在评说蒙学教育作用时，最终总是复归到民族兴衰与国家强弱这一出发点上。他尝道，“近来有识见的人，大半以学堂的多少，定他国家的强弱。学堂办得多的，那国家必定是强。学堂办得少的，那国家必定是弱。蒙学又是学堂中第一要紧的。”［4］22房秩五明确地将蒙学摆在学校教育的首要地位，他的思维逻辑是沿着“国力强弱——学校教育——蒙学教育”这条线展开的。国力强盛则说明教育事业发达，而教育事业的成败则是由蒙学教育决定的。反言之，蒙学办得好，势必给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发达的教育又会极大地促进国力的提升、国家的强盛。
　　房秩五之所以秉持蒙学“第

一要紧”的观点，原因就在于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的身心发展对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奠基作用。他认为，“世间小孩子，勿论贫和富，都是我国家一个国民。若有一个小时先生教得不好，就坑害了一个国民。”［5］21-22换言之，教师现在教授的对象不仅仅是“小孩子”，也是将来要承担民族振兴大业的“国民”。一国之国民如若萎靡不振，愚昧不堪，又何来国家的强盛兴旺呢？在这里，房秩五将“小孩子”与“国民”挂上了钩，蒙学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便会油然而生，其重要性也就自不待言了。
　　不仅如此，房秩五还把中外学龄儿童的学识做了一番比较：国外的儿童懂得许多诸如天文、地理、政治、社会、教育等“普通的学问”，而中国的儿童只“学些无用的时文试帖”。“中国的古制无奈相沿既久，人心渐坏，这些制度都废掉了。”［4］22古今中外蒙学教育状况的鲜明对比，呈现出当时中国蒙学教育的颓废，这也更加坚定了房秩五改革和振兴蒙学教育的信念。也正因为如此，在不惑之年的他辞官返乡后，他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历尽艰辛、费尽周折，首先创办了浮山小学，而不是浮山中学。
　　由上可见，房秩五关于蒙学教育作用的阐发是完全建基于“开通民智，救亡图存”的蒙学教育宗旨之上的。国人只有重视蒙学教育的发展，方才能期待国民教育的发达，最终也才能迎来国家的强盛。他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顺应历史潮流，为复兴蒙学教育振臂高呼、摇旗呐喊，满腔热忱，可谓难能可贵。
　　旧蒙学是“地狱”，旧先生是“阎王”：对传统蒙学教育的批判
　　历史上传统的蒙学教育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本身就说明它具有某些优异的内在特质和必要的外在规定性。我们可以批判蒙学教育的弊病，但不能全盘否定它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批判中有继承，继承中有批判，最终达到“批判地继承”之目的。房秩五曾主要以村塾为例，详列了旧蒙学教育的三大积弊。 管理混乱，毫无章法。房秩五在文中给我们描摹了当时蒙馆混乱场景，言辞之外，不乏愤慨与无奈。“都是借几间小茅屋，黑暗暗的，也不很大亮；地上堆积些灰尘，也不肯洒扫；壁上涂污些墨水，也不肯刷去；这个桌子摆在东，那个桌子摆在西；这个拿了百家姓，那个拿了千字文；今日这个学生来，明日那个学生去……”［4］23教学环境恶劣，课堂秩序紊乱，学生来去自如。教学管理如此乱杂无章，毫无层次，显然不利于组织和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
　　其次，蒙学课本稀缺，深奥难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几乎是当时蒙学教育的唯一入门读本。学童们整日对着那些莫名其妙的“圣经贤传”，摇头晃脑，依依呀呀，不知所云。诚如房秩五所言，“中国蒙学书向来没有好课本，不是太鄙俚，就是太艰深了。”［5］18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联系本地风俗人情的蒙学课本少之又少，再加上教习固守经传，不愿变化求新，学生们就只能无奈地读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和“天命之谓性”这些生涩而又神秘的“天语”了。
　　第三，教师消极怠工、教不择法。教学管理的混乱和蒙学课本的稀缺，这些都是影响教学成效的外在消极因素，而教师的消极怠工、教不择法则从根本上导致了蒙学教育质量的低劣。房秩五将当时的蒙学教习分作两种，一种是“全不过问学生”，“只想弄他几个学俸钱”；另一种是严厉古板，不讲方法，热衷体罚，“错一点儿，便一板子抽下去”［4］24。除此，他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教习百态图”。“天气阴了，整天地打打瞌睡，就是睡扁了头，也不知道。天气晴了，穿一件破大褂子，拿一把小洋伞，走到街上去望望，跑到朋友家里谈谈。”还有，“一屁股坐在那张太师椅子上，愁着眉儿，瞪着眼睛，黑着脸，好像那阎王待小鬼一般。手上拿着五寸长的小木头，拍来拍去……”［4］23真真形象生动而又不乏讥讽调侃之意味！试想，如此鄙俗龌龊的教习，怎么能担当得起振兴教育、培植国民的重任呢？无怪乎，房秩五痛呼道：“唉！这些蒙学，真真是地狱。这些先生，真真是活阎王。你道这班小孩子怎么能够有成才呢？”［4］24
　　从课堂到课本，从教师到教法，房秩五对旧蒙学的批判是全面的，几乎涵盖了蒙学教育的所有核心要素。不仅如此，他的每一条批判都遵循着教育、教学的内在理路和规律，因此，它又是深刻而令人信服的。比之前人对旧教育的批判，房秩五的论断更加富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且极具现代

育的意蕴。当然，恨之切，方显爱之深。房秩五对旧蒙学的无情严厉的批判，却恰恰映照了他振兴教育、救国救民的良苦用心。
　　多管齐下，“尽心”为要：蒙学教育革新的路径
　　针对当时旧蒙学教育的颓败惨状，房秩五本着救国兴邦、启蒙民智的坚定信念，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习经验，在揭露蒙学教育诸种弊病之后，又为改革蒙学教育开了一张精细而周到的“处方”。该“处方”集中反映了房秩五改革振兴蒙学之要义，同时也进一步折射出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之旨归。其蒙学教育革新的途径主要有四，分述如次。
　　（一）“蒙学的管理要整齐” ［5］17
　　房秩五以为，“中国这个时候，学堂的风气，没有大开。必定把乡间的蒙馆一律改做学堂是很难的事。救急的法子，只有就蒙馆变通些，略像那学堂的样子一般。”［5］17有鉴于学堂新兴，无法普遍设立，而彼时蒙学教育又零散而不成系统这一窘境，应急的办法只有以蒙学馆为基础，在教学管理上最大限度地向新式学堂靠拢。这的确不失为一个变通的法子。具体的实施办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讲究”。
　　其一，讲究教学的样式。“授讲的时候要另拣一处，摆几条桌子，先生桌子高些，学生桌子低些；先生桌子向前面，学生桌子就向后面；先生桌子向左边，学生桌子就向右边。先生和学生总要紧相对，那先生的精神才能够照顾学生到。”［5］17这一颇具现代班级组织的课堂教学形式要求师生时刻相对，为的是教师能够更好的观察学生的表现，及时地了解学生的动态；同时，学生在下面也不敢懈怠，必也时时专注用心。教师外部的教学管理活动，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学生的自主管理。换言之，“管”是为了“不管”。如此组织课堂教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课堂教学秩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更好更快地培养人才。
　　其二，讲究教室的布置。房秩五是从室内和室外两方面来讨论教室布置的具体要求的。室内，诸如“屋里朝南方的处所，必多设个窗子，好通光亮。窗子要能开能闭的，尽那空气好流通。……壁上不可太黑，也不可太白，灰色好，淡黄色也好；太白太黑了，都于学生的目力有害。”［5］17室外，则诸如“四围要栽常年不落叶子的树，但不可太近，反遮却屋里的光；也不可太密，反遮却外面的风。”［7］18行文所限，实难穷举。房秩五对教室布置的要求真可谓细致入微，面面俱到。室内室外，窗子座位，桌椅行李，甚至树木茅厕，尽皆囊括其中，且每一项布置都有其缘由，实为难得可贵。其实，讲究教室的布置，实际上反映的是教育者对教育环境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以生为本的理念。教育环境或者“学校活动场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定教育观的物质体现”。［9］19对此，房秩五早有精辟独到的论断，他说：“教育必注重环境，乃足以养优美之感情；学校必远离尘嚣，乃足以发高尚之思想；盖自然境与自然人影响极大，地文学与人文学感召至灵，其理易明，其效至速。”［11］
　　（二）“课本的程度要相当”［5］18
　　当时诸如“三、百、千”之类的蒙学读本鄙俗艰深，毫无意味，难以达到启迪智慧、增长见识的目的。因此，房秩五强烈要求各蒙学馆应慎重选择蒙学课本。他所讲的“课本的程度要相当”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蒙学读本的内容难度要契合儿童的的心智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习俗，“由浅入深，由简入繁”，“循序渐进……无一毫躐等的工夫，并无一毫无用的学问” ［5］18。二是教师应按照学生学业水平将他们分成若干班级，每班的学生当学习难度相同的课本，以便于教师的教学和管理以及学生之间的相互讨教。
　　因其时“中国学堂未齐，亦无一定的课本”［5］18，房秩五通过调查分析，向蒙学馆分别推荐了当时较为完备、适宜的蒙学课本，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普及了这些学科的知识及各门学科的教授方法。在《蒙学应用各书的说》一文中，他依国文、历史、地理、物理、算学、卫生六科，将所推荐的蒙学读本的名目、册数、价金和发卖所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图文并茂，夹叙夹议，浅显易懂。例如，在讲到国文读本时，房秩五认为国文是其他所有学问的基础，“国文不通，譬如那做屋的一般，墙角不打造好了，怎么能够架屋呢？就是架起屋来，怎么能够经久呢？”［8］14同时指出了传统国文教育的失败，“乡间小孩子，常有念了七、八年的长学，还是一个信也写不来，一笔账也记不来。有了这种

，那一些不念书的人，都当这念书是好难的事。大家都怕把子弟念书了。”［8］14究其原因，则在于“那些先生，既不懂得教法，又没有好课本”。［8］14再如，卫生（体育）一科对时人来说是一门新鲜的学问，房秩五却不以为然，认为“就是我们中国书上，也曾说道童子舞象、舞勺”［9］19。体育卫生的知识自古就有，只是人们不注重宣传和实践罢了。他以为，孩童的身体正处在“生长力鼎盛的时候”，“神经发达”，活泼好动，大人们既不可“过束缚他”，亦不可“过放任他”，而应依据卫生学之相关读本，教他体操活动的方法和浅近的生理卫生知识。［9］19此外，他还就衣服、饮食、沐浴、空气等方面分别做了简要的阐发。 降，直至清朝末年，两千多年间，锐意教育改革者大有人在，然明确而彻底地主张冲破儒学藩篱，改换教育内容之人寥寥无几。“先生器识宏远，思想与时俱进。”［10］8在清廷统治摇摇欲坠、封建主义行将枯朽之际，他能大胆地提出学校教育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主动更新教育内容、置换教学课本这一改革之举，不仅在当时有着革命性意义，就是现在看来，先生之慷慨激昂、敢为人先的豪迈气概依然让我辈叹服不已。
　　（三）“教授的法子要活泼”［5］19
　　传统的蒙学教育更多的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不求甚解，标榜“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读书之道。蒙馆先生的课堂教学，除了机械地重复着读书——背书——读书的单一步调，根本谈不上任何教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现代教育科学认为，教学方法是教学原则的具体形式，而教学原则是教育规律的直接体现。进言之，即教学方法的单调是没有遵循教学原则的反映，亦即没有充分把握和尊重教育教学规律。试想，一种不遵循教育规律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如何能达到教化的目的呢？
　　教学方法单一可谓是传统蒙学教育的积弊和硬伤，对此，房秩五深以为痛，并将其上升到国家强弱的高度。他指出，“中国致弱的病根总由于太文”，而“乡间做蒙馆的先生更甚。终日坐在学堂内，几同泥塑木雕的一般，生怕活动点儿，便失了斯文体。不知教小孩子，太拘板很了，便不能长小孩子的记性，发小孩子的心思”［5］19。这里，房秩五不仅道出了教学方法应用的重要性，而且揭露了教学方法单一的恶果，即不能长其记性，发其心思。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丰富教学方法的几条要则。一是教师应针对不同的学科内容采取不同的讲解方式。比如地理教学，教师应“先要教他晓得自己的乡里，晓得自己的国家，渐渐推到外国和本国的关系，地球和天体的关系，这才是有层次咧！”［9］18而且要“随时指点，随地指点，那小孩子自容易领略了”［9］18。房秩五还特别谈到了教师肢体语言的使用。“譬如教授历史时，讲到张飞，便要学那虎跳龙拿、男气凌然的样子；讲到孔明，便要学那羽扇纶巾、儒将风流的样子。”如此以来，“那小孩子自不知不觉地把这段历史印入脑筋了”。［5］19二是学生的日常学习应注重劳逸结合，张弛有度。房秩五先是从生理学的角度来阐述道：“人的脑筋都不止一条，用了这条，就要换那条，用了那条，又要换这条。专用一条，那脑力便容易疲倦。”［5］19“且伏案的时候过久，周身气血就有郁滞不行的弊病。不时时活泼他筋骸，便于儿童的身体发达有害了。”［17］20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指出：“凡小孩子念书，总要使他心上常欢喜，切不可使他觉得愁苦。一觉愁苦，那躲学的弊病就出来了。就是勉强在学中，也不能得念书的益处。”［5］20他继而进一步提出实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具体做法：（1）每日教授时刻“不可不少”，教授科目“不可不多”；（2）“以繁难的课目教在先，以平易的课目教在后”；［5］20（3）教师应带学生做各种课外活动，或出游，或赏花，或做游戏、或练体操。话虽朴实平易，但道理深刻，发人深省，极尽微言大义，言近旨远之能事。
　　（四）“教师的性情要平和” ［5］20
　　“学校工作有三个主题，教材、方法和行政或管理，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18］175上面提到的三条改革方法已经很好地涵盖了“管理”、“教材”、和“方法”这三个方面，但是，教师作为学生的引路人，在教育活动中始终扮演着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角色。无论是教学活动的组织与管理，还是教学内容的甄别与筛选，抑或是教学方法的采择与使用，都离不开一个敬业而优秀的教师。而在师生之间的交往与沟通中，教师的性格和情操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教师如何做到性情平和呢？他以为，“作先生的，平心静气，把话诱他，把情感他，那小孩子们才有一种依恋先生，不肯舍去的意思。有这种意思，将那先生说一句话儿，讲一句道理，他自看同圣旨一样，时刻在心了。”［5］20具而言之，教师应同时具备“热心”和“耐心”这两种心态。“热心”指的是教师要从心底热爱教育事业，心存“造就国民”之念，对学生一视同仁，敏而好学，循循善诱，乐此不疲。房秩五本人就是一位热衷教育事业、眷恋学校生活的典范。他“少时应试府县，一时才气卓然，吴挚甫先生拔为桐城县学堂学长。一九○四年，留学日本，习速成师范”［10］8。后来因“愤时事不可为，思以教育植国本”，遂辞官回乡，“与友人李晦庐先生创办学校，由小学而中学，凡筹集经费、建筑校舍皆出先生之手，虽屡遭挫折而志不稍衰，维护发展，三十年如一日，培养革命人才甚众。”［12］391房秩五曾感校事，作《饲蚕吟》诗一首，“一叶复一叶，叶叶恣如啮。叶稀汝身肥，缠绵心不绝。一枝复一枝，枝枝疗汝饥。枝枝汝身老，辛勤汝自知。谓汝能利人，汝胡先自缚?谓汝善藏身，汝胡不解脱?牵缘汝自累，苦恼汝自寻。抵死汝无悔，恙谁鉴汝心？”［12］275他以饲蚕人自比，“虽苦恼而不求‘解脱’，虽劳累却‘抵死无悔’”，质朴而本真地表达了自己献身教育、死而后已之崇高情怀。
　　“热心”是教师从教之先决条件，但徒有热心是不够的，在具体的日常教学中，教师还要有“耐心”。耐心指的是教师应针对不同资质的学生，施以不同方式和程度的教育。尤其对于资质鲁钝的学生，教师既“不可发烦”，更不可“信口辱骂”甚至拳脚相加；而应“总把好言劝导他”，莫要“失他的羞耻心”，“伤他的脑气筋”。［5］21-22何以如此？原因在于“小孩子们，心花未发，总要委曲训他，好启他的灵性。过于急迫，生他畏惧的念头，便是窒他的思路了。”［5］21-22概言之，教师只有同时拥有“热心”和“耐心”两种精神，才能做到心性平和，不急不躁。而教师一旦做到了这一步，教育事业的成功便指日可待了。
　　房秩五的蒙学教育革新的方法完全是建立在其对旧蒙学教育的批判上的，主要涉及教学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师素质四大方面，内容不可谓不全面翔实，观点不可谓不新颖独到。照房秩五的话说，“以上四条，不敢说蒙学改良法子已尽于此，但照此做去，尽一分的心力，自有一分的效验。总望天下有蒙师责任的人，切不可以我所说的太俗漫不经心，这就是后来儿童的幸福了！”［5］21-22
　　结语
　　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3］150以上所述房秩五的蒙学教育革新思想是他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又是建立在他的“救亡图存、开通民智”的基础之上的。也正因如此，他的教育革新思想在当时很受广大人民的欢迎和认可，其对蒙学教育的发展及对新式教育的宣传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这从《安徽俗话报》在当时的发行量上可以体现出来。房秩五曾坦言当时此报“风行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12］389当然，受彼时历史环境的局限，他在论述蒙学教育的某些问题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经验的描述和总结上。尽管如此，他的蒙学教育革新思想在今天对于素质教育视域下的儿童教育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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