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境内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语言，比如倒话、诶话、莫语、回辉话等。这些语言是作为母语传承的独立语言，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们不是由某个祖语继承或分化来的，而是两种（或多种）不同语言深刻接触所导致的语言质变结果，因此难以在语言谱系树中确定它们的地位。
    语言质变不同于语言衰变，它是语言转换的表现形式之一。
    语言质变是一个过程。两种（或多种）语言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它们的语言类型差距是否对接触变异的结果发生作用？或者说，语言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是否会使深度语言接触所发生的语言质变现象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存在指向差别？这个问题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尚未找到相关论述，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也很少，而且也未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文拟围绕语言类型差距与语言深度接触导致的语言质变现象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语言质变的结果是不是“混合语”，暂且不予讨论。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最普通也最神秘，尤其语言接触变异错综复杂，因此，对于什么是混合语、甚至究竟有没有混合语等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比较清晰的、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学者们因各自掌握的语言材料、研究视角方法不同，所持观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国内外学界的语言接触研究仍相对薄弱，理论性著述很少。笔者所读到的美国学者weinreich（1970）、thomason & kaufman（1991）、thomason（2001，2007）等经典性著述中采用的语种语料很有限，中国的语言更是极少涉及。wwW.11665.cOm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中国境内的几种特殊语言进行分析解释，以此为语言接触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案例资料，并基于这些语言质变事实，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讨论。
    2　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2.1　倒话
    倒话是四川甘孜藏区的一种特殊语言。两百多年前一批汉族清兵被派往河口（即今甘孜州雅江县河口镇，倒话主要使用区）驻兵镇守，汉族船夫也被征来经营渡口，他们逐渐与当地人联姻，世代居住繁衍成为如今使用倒话的居民。倒话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一方面，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其基本词汇中来自汉语的词占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在语法结构层面上又与藏语的sov语序和动词的体、态、式、情态等语法范畴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意西微萨·阿错2003，2004：6）。
    倒话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种设想是：倒话是在高度交际压力下形成的家庭藏汉中介语，再经过第二、第三代的石化最终形成的。在汉族军人、船夫与藏族妇女所组成的第一代家庭里，父亲与母亲之间用各自的母语无法沟通，为了生活，他们被迫学习、迁就对方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倒话——词汇主要来自父系，语法主要来自母系。但这一设想的问题是，家庭中的汉族男主人（军人、船夫）能够或有必要掌握复杂的藏语语法吗？而且，交际压力导致产生的皮钦语是相互简化，倒话的语法不仅未磨损藏语的特点，还加入了汉语数量结构、被动句式的特点，似乎更复杂了。
    另一种设想是：当初雅江河口镇驻军营地是藏区中的汉语方言岛，汉族军人及船夫由于其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并无生存上的交际压力，他们可通过当地藏汉双语者（藏族历来有懂汉语的知识分子或商人）与藏族人交流。而嫁入军营的藏族妇女因生存压力学习汉语，逐渐成为双语者，不过，她们的汉语是“不完全学习”的结果——词汇是汉语的，语法则自然带入了藏语的复杂特点。并且，为区别于周边藏区语言，显示其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军营中的藏族妇女因其特殊身份自觉使用了一种既不是藏语也不是汉语的独特语言，并作为母语一代代传承下来。
    2.2　诶话
    诶话（五色话），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乡中自称为“诶[]”族群（其民族成分为壮族）的人们所说的一种作为母语的语言。诶话的特点：1）100核心词62%是壮语的，常用词60%是汉语的（侗台语言里汉借词平均比例为27.6%）；2）词法、句法以汉语为主色调，修饰成分位于中心成分之后的仅占常用词语的8%；3）韵母、声调与当地汉语土拐话十分接近，而清鼻、边音声母则同于侗水语言；变调韵律特征显示出了汉语、壮语两个同等重要的来源。总之，诶话的语言结构与要素各个层面里，汉语、侗台语言的成分是交错融合浑然一体的，它既不是侗台语言，也不是汉语（曾晓渝、高欢2010）。
    在广西，尽管长期以来汉语和壮语作为优势语言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很大，但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依然具有独立性，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可是，诶话却是一个例外。根据当地传说，诶话族群与明朝的“以蛮制蛮”政策相关，他们的先民很大可能是来自壮族为主的侗台民族与汉人共同组建的当地驻军，因为历史上融水县地处军事要塞之地。对于诶话的形成机制，我们也有两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在相对集中封闭的军营里，以壮族人为主的士兵们与当地其他侗台民族的妇女（相当部分来自侗水语支民族）通婚组成家庭，这样，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母语的交际压力度是相当高的；同时，一般说来军营里的汉人具有优越地位，所以，士兵及家属们还不得不对外以汉语交际，于是开始有了侗台、汉族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中介语。这中介语逐渐固化，形成了这个特殊社团的母语诶话。
    第二种设想：作为以壮族为主的士兵和以当地仫佬族为主的家属们基本上都是汉语和本族语的双语者，由于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集中的以汉族军官为权威的军营中，日常用语更多地使用汉语，他们的汉语中自然要带入自己的母语成分，而母语中又自然带入了许多汉语成分。值得强调的是，这群军人及家属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语言要区别于周边老百姓的“别同”心态，而这种语言态度决定了诶话的形成，并作为母语传承下来。
    2.3　莫语
    莫语是贵州荔波县莫家人和锦家人所讲的语言，莫语与水语同属于侗水语支。莫话、水语、布依语都属于侗台语族，就核心词而言，莫语水语关系词在90%以上，莫语布依语关系词不到80%，但是在常用的一千词中，莫布关系词的数量有超过莫水关系词的趋势。语法方面，三种语言十分相似，只是在极细微的地方布依语和水语略有差别，这时，莫语往往和布依语一致。莫语与布依语的接触是深刻的，与水语相比，莫语无论在语音、词汇及语义、语法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布依语特征（王宇枫2005）。
    设想早期莫家、锦家人从以水语为主的环境中迁离至布依族聚居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他们内部用莫语，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当地强势的属于壮傣语支的布依语。根据田野调查，莫家人与布依族彼此认同，他们普遍结成婚姻关系，莫语者的民族成分是布依族。可以认为，莫语产生的最直接的动因在于莫家人内部普遍的双语制，与布依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社会生活，促使莫语逐渐形成了“水语布依语化”的独有特征（参见王宇枫2011）。
    2.4　回辉话
    回辉话是海南三亚回辉、回新两个村庄回族人所讲的语言。回辉话的主要特点：1）100核心词中63%来自占语拉德语，日常用词则55%来自汉语（其余的约18%回辉话特有词，23%占语拉德语词，3%侗台语词）；2）基本句型为svo，与汉语、侗台语以及南亚语的语序一致，修饰语基本中心语之前；3）声母、韵母、声调结构系统及单音节语素特点与当地汉语闽方言和黎语有很高相似度。因此，回辉话是由占语与汉语、黎语等长期深度接触而发生质变的一种特殊的独立语言，已蜕变了南岛语的基本类型特点（曾晓渝、尹世玮2011）。大约自宋代开始，三亚的回族先民或因经商或避难迁徙，从占城来到三亚，近千年来，回辉话的先民在与当地汉族人和黎族人的交际过程中，成为熟练的双语者甚至多语者，同时，又由于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使他们始终保持营造着本族群的语言特色，于是逐渐形成了回辉话这种特殊语言。可以说，民族别同心态是产生回辉话的根本动因。
    2.5　小结
    一般说来，语言质变的根本动因亦即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产生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另一类是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
    上述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均无文字记载，根据田野调查研究，我们只能推测其形成机制有的既可能是第一种，也可能是第二种，或者两种交错，因为这两种情形不是绝对对立的。不过，我们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大些，即这些特殊语言很可能是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的。无论是哪一种动因机制，都造成了语言的质变。那么，其质变结果是否因为相关语言的类型差距大小不同，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中存在指向差别呢？

    3　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比较分析
    语言接触及变异研究中，通常依据说话者的身份、言语态度及语言现象将相接触的语言分为始发语和目标语。根据对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以及与之性质相同的五屯话、唐汪话、扎话（孙宏开等2007：2508-2620）这些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它们在100核心词、语法、语音特征上有明显的类别差异，而这种差异和始发语与目标语的类型距离大小存在一定关系。如表1：①
   
    在表1的基础上，提炼归纳出表2作比较。由于丙类的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存疑，暂不作重点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甲、乙两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其语言质变结果在核心词和语法特点两方面所体现的目标语、始发语主要特征正好相反；二者的一致之处在于语音要素以始发语为主，一般常用词以目标与为主，这说明语音的底层干扰力很强，而一般常用词是比较容易习得改变的。
    那么，这甲、乙两类反差现象的发现，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4　相关语言接触理论的思考探讨
    4.1　关于母语转换结果的质疑
    thomason & kaufman（1991：50）论语言接触，对“母语坚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有比较经典的论述，概括如下：
   
    表3表明，在深度接触的层级上，“母语保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的结果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核心词均指向目标语，这种深度接触的语言形式经过石化，语言质变得以实现。
    根据前文论述，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回辉话应该大致划归于表3中的“ⅱ母语放弃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底层干扰”一类。在前文提到，甲类的倒话、五屯话、唐汪话的100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这与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不矛盾；可是，乙类诶话、莫语、扎话，以及丙类的回辉话的100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这些语言事实对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认为，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他们所掌握的语言材料基本上是相接触语言的类型差别较大，所以，对于语言结构类型相近、相同或存疑的深度接触结果，如中国的诶话（五色话）、莫话、回辉话，核心词均以始发语为主的现象，这一理论就缺乏解释力了。
    4.2　关于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
    世界上语言质变现象的发生几率很低。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语言会发生质变呢？
    根据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观察分析，结合前文所述，语言质变的主要条件有：1）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比如，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导致双方语言发生质变；2）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比如，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3）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关乎生存的言语社区）。
    上述三个条件中，有客观性的，也有主观性的。对于第一条“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这一客观条件人们普遍认同，体现了语言是交际工具的本质特征，毋庸赘述。
    第二条“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这一主观条件，人们对此认识不足或存有疑虑。因为双语现象普遍存在，双语者可以根据不同环境自由选择使用a语言或b语言（事实也如此），一般不太可能产生、也没必要转用一种新的“a+b”语言。那么，是怎样的双语人群偏偏要转而使用一种新的“a+b”语言呢？答案是：双语中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足以明示他们想要彰显的、与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特殊族群身份，这样的双语人群会蓄意造出一种既不是a族语言也不是b族语言的非a非b语言——“a+b”新语言。对于这样的特殊族群，语言首先是本族群身份认同感、凝聚力的象征，这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条“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以往未予以强调，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在语言交际压力下形成的“中介语”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如像洋泾浜英语、云南的“傣汉语/汉傣语”（陈保亚1996）、吉林的“珲春朝汉语中介语”（贾敬杰2006）等就不会石化，更不会作为母语传承。另外，如果没有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没有相互交际的言语社区，即使“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再强烈，双语者也不可能实现“a+b”新语言的转用。
    因此，基于对语言质变三个主要条件的分析阐释，笔者认为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应该是：“1）+3）——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2）+3）——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质变充要条件之“2）+3）”。托马森（2011）指出：“成年说话者的蓄意选择既可以改变语言的词汇，也可以改变其结构，这种变化对语言的影响绝非微乎其微。……虽然比较方法适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但要是说话者的选择严重扭曲了一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比较方法就必然不能派上用场。”文章引用了分布于西欧、南非、南美、南亚的若干语言案例来予以论证。对此，中国境内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等，也可以用以支持托马森的观点。
    4.3　关于语言质变结果的预测
    对语言质变的结果能否预测，目前具有代表性观点的论述如下。
    其一，“皮钦语产生的最好的起点是相互简化，而这种简化的结果基本上是由相关的语言中的共有标记性特征和类型差距的结合来决定的。”（thomason & kaufman 1991：167-168）
    其二，“通过对蓄意演变和蓄意抵制演变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重要结论：a.语言接触是无界的，接触引发的演变总是受制于特定的语言学/社会条件；b.我们既不能给接触引发的演变圈定理论围栏，也无法预测接触带来的影响；c.有些学者试图发展出一套能够准确预测接触引发的演变的理论模型，但这样的理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为达到该目标所做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thomason 2007）
    从两方面概括理解上述观点：一方面，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彼此妥协简化对方的语法规则，由此产生的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的结果是语言结构相对简单；另一方面，双语者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意愿“蓄意造出”的新语言在词汇、语法、语音系统诸方面发生演变，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那么，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事实能否支持上述理论呢？
    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这六种语言，且不论究竟是被迫形成还是蓄意造出的，也不论它们哪种简单哪种复杂（因为难以确立可比项来界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前文的观察发现，这些特殊语言显示出了明显的类别区分、特征反差以及共性表现（参见表1、2），即：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甲、乙两类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显然，这种呈规律性的模式，对“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是不支持的，因为这种规律现象告诉我们，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不一定是不可预测的。
    基于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甲、乙两类现象的研究发现，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
    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如果深度接触的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其语言质变结果往往是核心词指向目标语，语法特点指向始发语；如果类型差距小，那么语言质变结果则相反，核心词指向始发语，语法特点指向目标语。不过，无论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距离大小，其语言质变结果均在语音要素上偏向始发语，常用词偏向目标语。
    当然，上述预测只是根据我们所了解或调查研究过的语言材料提出的，也许仅限于解释中国的特殊语言事实，②至于是否对世界上类似的语言现象也具有解释力，尚待研究证实。
    5　结语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现象的深入研究分析，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接触理论进行思考和探讨。主要的观点概述如下：
    1）语言质变现象有类别之分，即如：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以倒话、五屯话、唐汪话为例）；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以诶话、莫话、扎话为例）；甲、乙两类的共性在于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2）语言深度接触的质变结果，不一定都是转用目标语的核心词，中国的诶话、莫语、扎话可予以证实，这是对相关理论的修正补充。
    3）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是：“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说话者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尤其是后者值得充分认识，“蓄意选择可严重改变语言结构”的观点，中国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的形成机制可予以证实。
    4）鉴于中国特殊语言所呈现的规律性模式，可知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因此，可以以核心词、语法特点、语音要素、常用词作为四个参项，对深度接触引发的语言质变结果进行预测。因此，“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值得商榷。
    注释：
    ①表1说明：1）倒话、五屯话、唐汪话的100核心词依据阿错提供的数据统计，诶话、莫语、回辉话的据笔者统计；扎话的依据“藏语在词汇上未能彻底进入扎话的最核心部分”（孙宏开等2007：2608）；2）回辉话始发语的占语究竟是属于南岛语vso型还是南亚语svo型，或者是南亚语中的混合语，学界的说法不一。我们推测，占语可能不是典型的南岛语类型，古占婆国在被越南攻占并最终被吞并的近800年间，占语很可能发生了结构性的深刻变化，其语序可能已经不是典型南岛语的vso，而变成了类似越南语的svo型，这与汉语是一致的（曾晓渝、尹世玮2011）；3）表中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语、扎话、回辉话的常用词均以目标语为主。
    ②孙宏开等（2007）主编出版的《中国的语言》中总共收了129种语言，其中“混合语”类所列的5种语言是五屯话、唐汪话、诶话、扎话、倒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