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日益加深，就业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我国就业水平与奥肯定律发生偏离的验证、就业悖论产生的原因及对策等方面，对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探究我国就业悖论问题的文献进行了简要梳理，希望能为我国就业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奥肯定律；就业悖论；经济增长
　　
　　“奥肯定律”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指失业率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存在反向比例变化的规律。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产生了“就业悖论”。对此问题，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一、我国就业水平与奥肯定律偏离的验证
　　
　　孙立(2006)对1978—2002年我国gdp指数数据进行回归，获得计算潜在产出量和产出缺口的估计方程式，估算出潜在产出指数和产出指数缺口率；根据城镇登记失业率，近似计算出城镇平均失业率，用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计算出失业率偏差和失业率变化。通过检验得出结论：失业率在一定范围内上升或下降时，产出增长率与其不存在相关性。郝春虹(2007)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引入英国著名学者希克斯提出的非物化中性技术进步因素后，充分考虑时间因素，建立分析模型，对1952～2005年间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数据进行协整回归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名义就业之间并未形成双向增长，经济增长不是引起名义就业数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时晟蓉(2008)根据1981—2005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的数据，使用奥肯定律模型的数理方程，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从就业增长的弹性看，我国奥肯定律的偏离现象明显。wwW.11665.cOm二是从失业率变化量和gdp增长率的相关关系看，我国奥肯定律偏离现象明显。
　　
　　二、我国“就业悖论”产生的原因
　　
　　(一)我国劳动力制度及供给的特殊性
　　首先，在制度原因方面。唐珏岚(2007)认为，我国的就业制度、企业用工制度使企业在提高有效就业率时，释放或消化大量无效就业人员，因而出现产出增长、失业上升的“奥肯悖论”。此外，服务行业存在的垄断现象，投资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不到位，使得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吸收就业渠道不畅通，这导致我国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沈梦滢和方微(2008)认为，为有效减少国有企业中的冗员问题，各地区纷纷开展“减员增效”的企业劳动制度改革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引发了一轮企业裁员的浪潮，使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失业率明显上升。而“减员增效”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带来失业率上升，却没有直接导致生产率的下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增长与失业的同向关系。其次，在劳动人口原因方面。唐珏岚(2007)认为，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实施了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人口在短期内急剧增加。尽管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了人口增长压力，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员逐渐加入劳动大军，加大了就业压力。殷绛和郭广迪(2007)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市场化的传统农业劳动力向市场化的非农业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我国市场化的劳动人口增长率从最初的不断接近实际gdp增长率，发展到后来的等于和超过实际gdp增长率，在实际gdp增长率高于潜在gdp增长率的前提下，最终导致所谓的奥肯定律“失灵”。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
　　程实和陆志明(2005)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可归结为投资推动型，而非消费推动型，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久，造成了短期失业的增加。李昭校(2004)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含量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会相应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就业率下降。特别是随着新经济在我国的崛起和不断发展及大量高新技术与高新设备的采用，出现了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核能、海洋工程等为重点的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而这些产业在带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劳动力需求则越来越少，进而出现了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经济高增长作用加强但并未带来高就业的现象。杨富荣(2004)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是：在相同费用投入情况下，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或在同一产品的生产上花费更少的费用和劳动。因此，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前提下，完成相同的国民生产总值所需要的劳动投入会更少。吴淑娴(2007)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是导致“就业悖论”的主要原因。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5％，而其他国家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水平上可达50％以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均高于其产值。沈梦滢和方微(2008)认为，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缓慢增长及恩格尔系数的居高不下削减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的不成熟与不平衡，也限制了其本身对劳动力的吸引力。项俊波(2008)认为，我国高增长、低就业问题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必然结果。经济结构失衡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失衡影响就业总量，导致经济增长不协调、不稳定和不可持续，进而导致就业总量不稳定。二是经济结构失衡导致就业结构失衡。

　　(三)我国政府行为的特殊性
　　首先，在政府目标及偏好方面。杨礼琼和胡宏伟(2008)认为，政府作为市场机制的干预力量，具有保护市场和反市场运作的双重特征。而作为理性的主体，政府的行为深受其目标、偏好和政策的影响，收益最大和成本最小也是政府的根本目标，这导致政府笃信“快速增长万能”信条、偏爱大企业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企业、认为“经济增长条件下就业必然增长”。刘晓英(2008)认为，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典型的转轨经济体制特征，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过度介入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事务。这一种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及这种模式下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直接影响各地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重要外生制度因素。其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张希君(2007)认为，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显著拉动了经济增长，但由于其引导的投资方向主要是资本密集度高、就业吸纳能力低的行业，从而导致反周期措施拉动就业的效果比较微弱。最后，在法律制度方面。程连升(2007)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事实上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但由于我国劳动保障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满足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需求的方式却发生了部分变异，即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是完全通过正常的增加劳动力雇佣人数的方式来满足的，而是部分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来解决的。成为导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这一特殊现象的主要力量。
　　(四)奥肯定律产生的背景和前提的不同
　　首先，在失业率统计方面。姜巍(2005)认为，奥肯定律产生于美国，并在许多发达西方国家得到验证，这就决定了奥肯定律中的失业率是指“市场失业率”，而我国公开的失业率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统计指标并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市场失业率。其次，在奥肯定律使用条件方面。孙敬水和陈娜(2007)认为，明确奥肯定律产生的背景及其假设前提不难发现，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奥肯定律适用的前提是明显偏离的。与发达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的是，中国经济正处于双重转轨时期，即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升级，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调整和变化，失业问题才显得尤为复杂与特殊。
　　
　　三、解决“就业悖论”的对策
　　
　　首先，要改变唯gdp的政绩标准，实行就业优先政策。吴淑娴(2007)认为，gdp是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考核标准。因此，政府在显性政绩的引导下，一味强调gdp的数值，忽略就业增长。若把就业率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就会加大政府促进就业的动力，从而缓解就业压力。其次，要建设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和谐发展模式。汪志强、胡力文(2008)认为，第一产业劳动力现已严重过剩，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产值增加拉动就业的能量不断加强，这就决定了第三产业在今后将承担起吸收新增和从其他产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任务。李勤炜和雷蕾(2004)认为，要促进就业，就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要放宽限制，简化手续，减轻负担，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这既能加强国民经济的微观活力，又能提高就业量。李颖(2007)认为，在促进正规就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非正规就业；逐步发展弹性就业，并且将此纳入正式统计；建立就业保障基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非正规就业和弹性就业提供保障。第三，要深化就业统计工作改革。王振颐和钟高峥(2007)认为，目前得到的失业率数据只是登记失业率，而很大一部分下岗居民，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应扩大失业登记范围，鼓励各类失业者主动登记，从而完善失业登记的数据资料，使全国总的失业率达到完全透明，减少隐性失业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