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与中国地区间经济差距发散

一、国际贸易与中国地区间经济差距发散
　　
　　地区间经济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各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差异和产业带动的经济增长程度参差不齐这两个方面。而国际贸易对这两者的影响，可谓显而易见。它一方面对劳动力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进而影响了全国收入分配格局；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我国经论文联盟http://济的追赶型发展推波助澜。
　　1、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区域效应
　　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是当代贸易理论探讨的重要命题。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在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在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将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他指出，国际贸易在引起本国要素收益变化的同时，也会使不同国家的要素价格趋向一致，这一结论又被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的“趋同”过程。
　　实际上，对于不同地理位置、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背景的国家，由国际贸易带来的收入分配影响是不同的，国际贸易并非必然导致国家间的收入趋同。而同样，国际贸易对于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国际贸易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过程具有明显的区域效应。国际贸易不仅对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一国内部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内部存在广泛的区域差异与要素禀赋条件不一致，一方面不同地区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对外贸易带来的要素收益变化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难以扩散。WwW.11665.cOm
　　（1）泰尔指数与三地带现状。收入不平等程度是描述区域经济差距的基本尺度。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包括人均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或消费支出水平等绝对指标，通常是在这些绝对指标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统计计量方法可以获得描述不平等程度的相对指标，如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等。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泰尔指数分解描述。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地区数，yi为i地区的gdp占全国的份额，pi为i地区的人口数占全国的份额。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最终计算结果显示：泰尔指数显示的我国省区间的经济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最大，且对我国地区经济总体差距扩大的贡献最大，但近年来这种影响趋于减少；区间差距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影响不断扩大，近年来比重上升较快。
　　（2）国内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区域效应。由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缘、人缘和先行开放政策等优势，东部的国际贸易活动持续升温，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渴求，于是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开始东移。总体来看，劳动力的迁移是东西部地区双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不仅支撑和促进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而且为西部的人们谋得生路，减少了失业率（见表1）。同时，来自西部地区的民工每年汇款回家，而其款项占该家庭总收入的28.7％，对提高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然而，尽管纵向比较，西部外来民工的收入有较大的提升，但横向比较，其与广东本地职工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经调查显示，平均下来前者收入约占后者的74.55％。而且，外来民工社会福利待遇低。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隐性收入基本为零。由此，西部民工的全部福利收入与东部本地职工相比，差距更大。
　　因此，单从收入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实际上是一种互利不等利的经济关系。并且，相对低收入的外来民工创造的价值，极大地拉动了东部地区整体经济状况，与此同时，又进一步提高了东部本地职工的福利、消费和收入水平，形成了蛛网式的差距发散效应。
　　蔡昉等人（2002）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了1978年以来东中西地带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劳动力的要素边际收益，结果显示地区间物质资本边际收益呈不断缩小趋势，但地区间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差异均存在着扩大的趋势。作者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不同要素边际报酬差异的变化趋势与要素流动性及其市场发育状况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对外贸易给东部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带来的要素收益受到国内要素市场条件限制，无法实现向中西部地区的扩散，这使得国际贸易促进要素均等化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反而成为扩大东中西三大地带收入差距的主导力量。
　　 表1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在广东地区劳动收入及家庭收入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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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
　　不同地区产业发展与增长的动力源泉发生了巨大变化，沿海地区大部分产业已经形成了以非本地市场为动力的发展格局，60%以上的产业对非本地市场的依存度在50%以上，而内陆广大地区，其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其本地市场。
　　这种巨大的差异导致了产业发展潜力的差异和地理集中度的变化，导致许多产业向沿海集中。这种态势也预示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在产业竞争力培育与市场拓展方面面临较大挑战，也是必须给予政策扶持的重点。
　　（1）贸易依存度与三地带现状。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是反映贸易规模的两个重要指标。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差异，而国家内部的区域差异通常也与比较优势差异密切相关。蔡昉等（2002）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比较优势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区域比较优势差异不仅体现在专业化分工与产业结构的差异，同样也会影响区域对外贸易结构。
　　由表2可知：中西部地区不仅出口规模小，出口中初级产品比重高，初级产品出口虽然也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但初级产品贸易的利润率长期趋于下降，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能力，对提高中西部地区收入的长期贡献能力是呈下降趋势的。
　　（2）出口退税利益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流人支撑了广东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按照我国的增值税分配制度和出口退税政策，增值税收缴后中央与地方是三七分成，而出口退税款却全部由中央财政支付。这种税制安排有利于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事实上是少交多退，用中央税款鼓励本地出口。因此，出口退税也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这一政策有利于出口规模占我国绝大比重的广东和其他东部省（市），而不利于出口规模小得多的中西部地区。
　　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广东省与中西部地区出口规模相差很大，获得的退税收益相差悬殊。广东获得的出口退税额是全部中部省（区）的6.1倍，是西部省（区）的13.5倍；若以人均退税额来看，广东人均退税额是中部的37.1倍，是西部的52.9倍。因此，对外开放度高和出口规模大，不但拉动了广东省产业的升级，提高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且还通过出口退税机制每年从中央财政中获得了超过中部和西部近50亿元的转移支付资金，增加了本地的资金积累和资金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