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理论方面以理性预期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提出了货币区的内生性，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此外，应用最新的计量经济技术针对欧洲等国家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大大丰富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理论发展实证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下半期和80年代初，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其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自80年代末期开始也随之复活了，这一时期的oca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的发展，催生了“新”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二是oca实证方面的研究。
　　
　　一、新最优货币区理论
　　
　　1.理性预期下的oca理论。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理性预期被应用到oca理论研究中，进一步从可信度、时间的不一致性和政策规则等方面对货币联盟可能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重新评价。
　　传统的oca理论主要基于工资的“货币幻觉”和向下倾斜的菲里普斯曲线这一假设前提，而且国际金融一体化是有限的，外汇和资本普遍受到控制。因此，独立的货币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政策工具。但是，这种通胀与失业相互替代的观点受到了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质疑。他们认为，在长期，菲里普斯曲线是垂直的，失业率是与自然失业率相关，与通货膨胀率无关，在平衡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方面，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虽然可能存在短期向下倾斜的菲里普斯曲线，但货币一体化的成本降低了。wwW.11665.cOM
　　另外，传统的oca理论将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组成货币联盟的重要条件，但是现代理论证明了当通货膨胀率差异非常大时，只要中央银行能够建立一个可信的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规则，货币一体化的收益更大。这是基于理性预期理论和可信度、时间的不一致性和政策规则的结果。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是由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e & prescott e，1977）以及巴罗和戈登（barro r & gordon d，1983）做出的，格劳威（de grauwe p，2004）对基于巴罗—戈登模型的oca理论进行了分析。该模型采用了理性预期假定，即只有不被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才会影响失业率。货币当局既关注通货膨胀又关注失业，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若当局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政府宣布零通货膨胀率政策是不可信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只要实现完全的货币联盟，高通货膨胀国家就可以实现所需要的政策可信度。因此，理性预期的oca理论结论是：货币一体化的代价更小，收益更多。
　　2.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根据传统的oca理论，一国加入货币联盟取决于许多起始条件或标准，但是，弗兰克尔和罗斯（frankel j a & rose a k，1998）通过对20个工业化国家近30年的历史数据的分析认为，国际之间的贸易程度与它们的收入水平及商业周期的相关性之间是内生的，也就是，贸易关系越密切的国家在经济周期和收入上的相关程度也越高。因此评定一国是否适合加入一个货币联盟不能完全取决于历史条件。因为即使在事前（ex ante）这些指标达不到标准的要求，在进入后，货币联盟能极大地促进货币区内的贸易，收入水平和经济周期也会随之与盟国趋同，事后（ex post）就能够达到oca的标准。
　　罗斯和恩格尔（rose a & engel c，2000）也指出，货币联盟不仅能提高成员国的经济周期的相关度，而且在开放度、贸易一体化、专业分工度和价格一体化等方面比加入联盟前均有较大加强，并且在风险分担上也有所改善。这进一步说明了事前与事后的关系。
　　科赛蒂和泊孙蒂（corsetti g & paolo p，2002）进一步讨论了货币区的内生性问题，他们采用了两国的理论选择随机决定（choice-theoretic stochastic setting）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假定生产是不完全竞争的，商品市场是名义粘性，企业采用前向价格决定（forward-looking price-setting）。他们的结论是：“当货币联盟中的私人部门选择最优的价格策略时，从一国的政策制定者角度看，该策略使得货币区是最优的货币制度。也就是说，货币当局没有动力追求稳定国内产出的独立政策。”
　　虽然弗兰克尔和罗斯（1998）指出，贸易导致的专业化效应使得贸易对商业周期的最终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将贸易区分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是必要的，然而在实证时，他们并未区分这两种贸易模式以反映贸易的专业化效应。之后的大量内生性研究将视角转向贸易一体化的专业化效应，充分关注不同贸易模式对商业周期同步性的不同影响。菲德姆克（fidrmuc j，2004）在实证分析中将贸易结构，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作为决定商业周期相关性的独立变量。计量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是促使商业周期协同的主要动力，而贸易密度与商业周期没有直接关系。该发现证实了oca标准的内生性，并强调的贸易专业化作用。
　　格鲁本等（gruben w c, koo j & millis e，2002）不仅将产业内贸易作为独立解释变量，而且也把产业间贸易纳入实证分析中。与弗兰克尔和罗斯的工具变量法不同，他们的计量方法中不包含工具变量。通过对20个工业化国家3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产业内贸易与商业周期的协同性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但产业间贸易（或贸易的专业化效应）并非一定导致周期的非同步性。弗兰德鲁和莫瑞尔（flandreau m & maurel m，2001）得出类似的结论。加尼尔（garnier j，2003）同样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但在实证方法上运用了工具变量法和不包含工具变量两种方法。其结论总体上印证了弗兰克尔和罗斯等的结论，但产业内贸易与商业周期的关系微弱，意味着贸易结构与周期同步性的关系不大。
　　格劳威和蒙格利（de grauwe p & mongelli f p，2005）对货币一体化的内生效应研究进行了综合，他们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内生性，主要揭示的是价格和贸易；金融一体化的内生性，主要是资本市场的保险安排；非对称性冲击的内生性，近似于产出的协同；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内生性。
　　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设表明了，日益增加的经济一体化加强各国之间的趋同，减少了加入货币联盟后因丧失汇率工具的成本。与上述观点相反的一个结论是克鲁格曼的专业化假设，克鲁格曼认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加剧各国的专业化程度，增加了一国遭受非对称性冲击的可能性，增加了货币联盟的成本。因此，根据克鲁格曼的专业化假说，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将使一国越发难以满足 oca 标准。
　　3.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赫尔普曼（helpman e，1981）、卡尔金和华莱士（kareken j & wallace n，1982）、卢卡斯（lucas r e，1982）最早开始了基于资产市场的完备性和货币中性假定下的不同汇率制度的一般均衡分析。他们的理论结论是汇率制度对社会福利没有影响。后来的研究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价格粘性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另一个是资产市场完备下的一般均衡。
　　（1）价格粘性下的一般均衡模型
　　贝由米（bayoumi t，1994）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一个正式模型。模型中，世界是由一些不同的地区组成的，每一地区专业化生产某一特定产品。而且，需求低时，工资是向下粘性的。他的分析框架中包含几个典型的oca要素：冲击的大小和相关性、不同货币之间的交易成本、要素跨区流动的水平、地区间需求的内部关系。但是，金融资产或政府政策没有明显作用，每个地区可以选择拥有独立的货币或加入一个货币联盟。贝由米的结论有两个：一是“货币同盟能够提高联盟内各地区的福利，明显降低了同盟外地区的福利。这是因为联盟降低交易成本的所得仅限于联盟的成员，而因共同汇率和名义粘性之间影响所导致的产出下降带来的损失则影响到每个成员”。二是“由于同已有的整个联盟进行贸易，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使得新加入者获利，而联盟内成员只能够同潜在加入者贸易中获利。结果，小型地区加入货币联盟的积极性大于联盟接收新成员的积极性。相应的推论是，即使一个国家偏爱地区间的自由浮动，它仍然有动机加入其它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贝由米忽略了将财政政策一体化等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里斯（ricci l a，1997）以传统最优货币区文献的实物和货币观点为根据，提出了一个具有名义粘性的简单两国贸易模型。他以两个国家使用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分别生产两种商品（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李嘉图式贸易模型为框架，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为了能够分析组建货币联盟中的开放程度和冲击对称性，模型中假定两国偏好是不同的。在他的模型中，参加一个货币联盟所带来的净收益随着以下变量而增加：各国之间真实冲击的相关性、劳动力和财政政策工具的调整程度、国内货币当局和联盟货币当局之间的通货膨胀偏好的不同、国内货币冲击的变化（部分被传导到货币联盟内其它国家）、以及采用共同货币所消除的效率损失。但是，货币联盟的收益将随以下因素而减小：真实冲击的变动、外国货币冲击的变动以及各国之间货币冲击的相关程度。与麦金农（1963）的观点不同，里斯的静态模型的结论是，当同时考虑真实冲击和货币冲击，开放度对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净收益效应是不确定的。
　　与里克斯的静态分析不同，贝内和多克奎尔（beine m, docquier f，1998）引入时间因素，提出了一个动态化模型。他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具有向下的工资刚性；每个国家都有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并能够在国家之间移动，以对相对可支配收入的变动做出反应；不存在金融市场；联邦实体的财政转移限制了非对称性冲击对失业的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与里斯的结论基本一致，但有一些细致的区别。例如，当货币同盟导致更大的非对称冲击时，货币同盟的成本还会逐渐增加。并且，当两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趋向于降低人均收入的波动时，劳动力流动还会增加平均失业。平均失业的增加部分地产生于受移民流入影响的国家存在短期的向下工资刚性。但是，如果冲击是持久的，劳动力流动明显地降低了平均失业率，并且有利于向长期均衡的调整。另一方面他们的观点与麦金农一样，经济开放度明显地增加了货币同盟的愿望。
　　德维尤斯和恩格尔（devereux m & engel c，1998）着重分析了定价机制在汇率体制选择中的作用，他们构造了一个不确定性下两国最优化模型。不确定性反映了国内外存在着随机货币冲击。他们假定，不完全竞争的企业在货币冲击出现之前确定了价格，但价格在一段时期之后得以充分调整。由此得出结论：最合适的汇率体制取决于确定价格的货币。当价格用生产者本国货币确定时，其结果是不定的。相反，在按市场定价的情况下，由于汇率并不影响最优定价决策，更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
　　坎佐诺里和罗杰斯（canzoneri m b & rogers c a，1990）提出了一个二国模型，类似于卢卡斯和斯托基（lucas r & stokey n，1987）的现金先行模型。他们基于公共财政的原理来考察最优货币区。通货膨胀税是扭曲的，税收扭曲的最优区间要求不同地区需要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因此，每个地区需要拥有自己的货币来实现各自的通货膨胀率。另一方面，多国货币意味着计价和兑换的成本，这将阻碍区域间的贸易。他们通过对上述两种效应之间的替代进行分析后指出，政策制定者必须选择最优的货币数量，以最大化两国家庭的加权效用总水平。

　　（2）一般均衡与资产市场的完备性。赫尔普曼和拉兹因（helpman e & razin a，1982）最早对金融市场的不完备性进行了研究，在一个两期一般均衡模型中，金融市场的不完备性与名义变量产生实际影响的渠道是互补的，只要满足一系列的充分条件，浮动汇率优于固定汇率。
　　纽梅耶（neumeyer p a，1998）使用不完备金融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采用货币区是减少汇率过度波动的收益与降低经济中资产数量的成本之间替代的结果。纽梅耶对经济冲击和政策冲击加以了区分，反映经济冲击的汇率波动看似过度，但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政治冲击引致的汇率波动减少了金融市场的效率。他指出“货币区和永久固定的汇率体制可以看作是试图通过将货币与国内政治加以隔离来增加福利的一些货币规则”。另外，反映经济冲击的币值波动或许是“好事”，因为它增加了通过名义资产交易获得的保险机会。纽梅耶的主要结论是：当消除过度货币波动的收益超过了经济中减少金融工具数量的成本时，选择共同货币则会增加福利。
　　
　　二、最优货币区的实证分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最优货币区实证研究文献。从传统的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实证分析到各种不同实证方法的应用，以及对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实证分析。
　　1.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实证分析。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实证分析包括了所有20世纪70-80年代文献中提到的货币区所需要的条件：工资和物价的灵活性、劳动力流动性、金融市场一体化、经济开放度、生产和消费的多样化程度、通货膨胀相似性、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蒙格利（2002）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2.冲击对称性研究。贝由米和艾臣格林（bayoumi t & eichengreen b，1993、1994）首次运用布兰查德和夸（blanchard o & quah d，1989）设计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方法将影响欧洲国家产出的供给和需求冲击进行了区分。通过检验每个冲击在国家间的相关性，他们的结论是一组“中心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丹麦、比利时和卢森堡）间供给与需求的冲击是高度相关的，而另外一些外围国家（意大利、英国、葡萄牙、爱尔兰、芬兰和希腊）与中心国家一体化程度较低。这意味着中心国家比外围国家更需要共同货币政策。此后，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冲击的实证研究。
　　3.货币联盟与贸易效应。由于单一货币减少了汇率波动风险和金融交易成本，从而对区域内贸易起促进作用，贸易创造效应成为货币联盟的重要收益。罗斯（rose a k，2000）使用引力模型将货币联盟从众多影响双边贸易的因素之中分离出来进行研究。他主要采用横截面方法考察了186个“国家”（贸易伙伴）1970-199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使用共同货币的两个国家的贸易量，比使用各自独立货币的比较国家的贸易量高出3倍。汇率波动性对双边贸易具有负面影响，不过这种影响较小。因而，共同货币区对于国际贸易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罗斯（2004）还使用“整合”分析（meta-analysis）来总结共同货币区对区内贸易的作用。
　　4.货币政策效应与传导机制的差异。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差异非常大的国家难以采用共同货币，差异小的国家组成货币区的收益将大于差异大的国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使用向量自回归（var）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从利率传导机制角度考察利率对产出和价格的短期以及长期影响。
　　杰拉奇和斯梅兹（gerlach s & smets f，1995）使用产出、价格和利率的var模型研究发现，不同国家间的货币政策冲击的效应没有很大的差异，只是德国稍微大于法国和意大利。拉马斯沃米和斯洛克（ramaswamy r & sloek t，1998）利用同样的变量研究表明，按照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调整效应，欧洲可以划分为两组国家。未预期到的收缩性货币冲击对产出的所有影响在一组国家（奥地利、比利时、芬兰、德国、荷兰和英国）是另一组国家（丹麦、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的两倍时间，而后者的深度是前者的两倍。
　　巴兰、扣多特和莫简（barran f, coudert v & mojon b，1996）所使用的var模型包括实际gdp、物价、对马克的汇率（德国则是对美元）、短期利率和实际出口价格。他们的结论是：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紧缩引起的产出下降在德国约在冲击后10个季度显现，英国8个月，法国6个月。
　　多恩布什、法维若和加瓦兹（dornbusch r, favero c a & giavazzi f，1998）采用六个欧洲国家的小型模型发现，货币政策冲击（短期利率的变化）的影响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有8个月的时滞，德国9个月时滞，法国12个月。瑞典和意大利的影响最大，德、法、英三国的影响是前两国的一半，西班牙的影响约1/3。两年后的货币政策冲击的滞后效应在瑞典和意大利也最高，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滞后效应相对较低并且相似。
　　德多拉和里皮（dedola l & lippi f，2000）使用包含工业生产、消费品价格、物价水平、货币存量和短期利率的var模型估计了短期利率增加1%的影响。厄尔曼（ehrmann m，1998）的研究中包含了工业生产、价格、汇率和利率。
　　总之，这些研究在单个国家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意见不一，一致的看法是欧洲国家冲击的敏感性是不同的。
　　5.风险分享机制的研究。当货币联盟面临非对称性冲击时，由于各国缺乏独立的货币政策，整个货币联盟将导致福利损失。弥补的办法除了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弹性机制外，货币联盟内非常重要的实现机制就是国际收入保障和消费平滑，也即风险分享机制。前者是指集中的财政制度安排，通过国家间税收转移系统（主要是降低税收和增加转移支付）提供跨国间的收入保障，后者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包括大力发展的资本市场，使得成员国能够通过更多的多样化资产组合来平滑收入以达到分享风险。
　　由于财政联邦主义的补偿机制多存在于国家内部，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以美国这一典型的一国货币联盟为对象。大多数研究结论是，如果地区冲击给该地区带来1美元的收入损失，那么美国联邦政府需转移20美分。
　　蒙代尔（1973）最早对风险分享的市场机制进行了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包括贝由米、阿斯祝巴里、索伦森和yosha等人，拉夫兰斯和圣·阿曼特（1999）将这些人的研究结论总结为三点：第一，在国内各地区的层次上出现地区具体冲击时，似乎存在大量的消费平滑，特别是在加拿大；第二，尽管财政机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私人机制似乎更为重要；第三，在国际上似乎很少出现平滑，包括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
　　后来研究的一个扩展集中在风险分享的动态方面，贝克和霍夫曼（2002）估计了含国家层次的gdp、gnp和消费三维模型的持久和过渡成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持久性冲击是事后得到保障的，过渡性冲击主要是通过储蓄行为事前得以平滑的。
　　6.聚类分析。阿提斯和张（artis m j & zhang w，1997）运用聚类分析评估oca文献提出的一系列标准在一组国家间的相似性，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具有相似特征的国家，它们或许更适于组成货币区。他们的分析结果是：欧洲经货联盟（emu）的一组核心国家较易确定，由比利时、德国、法国、荷兰和奥地利组成。聚类分析确定了其他四组：美国组（美国、加拿大、瑞典、芬兰），emu的外围组（意大利、爱尔兰、英国、丹麦、葡萄牙、挪威、希腊、西班牙），而日本与瑞士各自为一组。但是，作者指出，用不同的选择标准来测算，聚类分析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阿提斯和张（2001）使用六个标准来确定潜在的emu国家的聚类：商业周期相关性（以德国为基准国），实际汇率波动性，实际汇率相关性（德国为基准国），贸易开放度，通货膨胀趋同和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勃瑞科（boreiko d，2003）使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对计划加入emu的国家进行了评估，他将变量限制为四个。
　　7.广义购买力平价分析。该方法是由恩德斯和霍恩（enders w & hurn s，1994）提出的用来评估一组国家实际汇率的协整程度。如果两个国家适于组成货币区，组成最优货币区的两国之间的实际汇率将是协整的。该方法也可以用来分析多个国家的情况，此时，货币区将驱动实际汇率呈现共同的随机趋势。因而，货币区内将至少存在不同的双边实际汇率的线性组合。
　　8.oca指数。在一篇简明的论文中，贝由米和艾臣格林（1997）构建了最优货币区指数。它将名义汇率对几个自变量的变动与最优货币区理论联系起来：受到对称性冲击或高度贸易联系的国家倾向于具有稳定的汇率。也就是说，国家之间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越多，汇率波动性越低。
　　贝由米和艾臣格林用上述方程对不同时间段进行估计和比较，德国被当作基准或中心国家。然后他们使用外推预测比较因变量（称作oca指数）随时间的运动，并使用图表的方法将各国划分为已趋同的、正在趋同的和没有趋同的三组。第一组包括奥地利、比利时、爱尔兰和瑞士，第二组国家包括英国、丹麦、芬兰、挪威和法国，第三组国家包括瑞典、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
　　通过对最优货币区研究新发展的梳理，可以看出，新理论对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假设前提进行了修正，以现代经济理论为基础，将研究加以模型化。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它们采用最新的计量经济技术以欧洲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为最优货币区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而且推进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形成，也为其它地区的货币联盟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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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rankel j a, rose a k. the endogeneit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8, 108(7): 1009-1025
　　［3］lafrance r, st-amant p. optimal currency areas: a review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db/ol]. working paper 99-16, http://www.bankofcanada.ca/en/res/wp/ 1999/wp99-16.pdf, 1999
　　［4］mongelli f p. "new" views on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 what is emu telling us? [db/ol].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no.138. http://www.ecb.int/pub/pdf/scpwps/ ecbwp138.pdf,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