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约翰·费斯克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他在《解读电视》中提出了电视在整个社会文化中,扮演了中古世纪的“游吟诗人”的角色,具有塑造集体文化的功能。美国电视剧作为一种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样式,也在塑造着美国文化,向观众传递着美国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
　　关键词:约翰·费斯克;游吟诗人;美国电视剧;文化功能
　　
　　美国著名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在其早期著作《解读电视》中借用了“吟咏功能”(bardic function)一词,来形容电视在文化中扮演的角色。“bard”是指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他们“利用既有的语言,把当时社会的生活作息,整理组织出一套又一套的故事或讯息,并强化肯定了听者对自己,以及对自己文化的感受”。[1]在费斯克看来,中世纪的游吟诗人和电视,这种现代化的大众传媒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发展出“吟咏功能”的概念来说明电视在社会生活当中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具体有:“①明示文化成员对现实环境的共识;②鼓励暗示个别成员对文化中强势价值系统的支持;③歌颂传布个别成员在外地(其他世界)的丰功伟绩;④肯定该文化放诸四海皆准的适用性;⑤揭示文化自我意义与新环境之间的失谐之处;⑥说服众人相信其文化能保证个人身份及认同;⑦藉以上种种管道传输文化成员的归属感。”[2]藉由这些功能,电视的运作就如同社会礼俗一般,泯没了个别成员的差异,以达到一种塑造集体文化的目的。而电视的讯息也承受了“强调社会中心性”的特性,以散布滋生强势支配阶级的意识为主。次级文化或团体,如黑人、年轻人以及女性等等,在电视中声音的大小,则依其与中产阶级意识接近的程度而定。WWw.11665.COm
　　美国作为世界上电视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其生产的电视剧不但数量广泛,而且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特别是近些年,美国电视剧市场呈现出令人赞叹的繁荣景象,如《欲望都市》(sex and city)、《24小时》、《越狱》(prison break)、《迷失》(lost)、《csi》、《绝望的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等等,它们成为电视击败其他媒体的收视率的新王牌,斩获了艾美奖、金球奖等诸多奖项。可以说,美国电视剧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文化的核心议题, 它在稳定社会的文化认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借助约翰·费斯克的电视媒介功能理论,分析美国电视剧(以下简称美剧)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美剧是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表征。通过美剧,观众可以直接感受到美国的社会现实、价值观念、时代风尚和文化潮流。不同于中国电视剧,美剧中的历史题材剧比较少见,大多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电视剧。它通过直接或曲折地反映现实社会的变化,向观众展示着不同阶级、种族、地域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各式各样的男女老少,讲述着他们经历的或惊险、或平淡、或严肃、或可笑的大小事件。20世纪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美国肥皂剧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现实生活。为此,“真实主义”成为它的一个基本创作原则,它用与真实生活近似的真实去模拟真实。在这种近似真实的环境中,使观众对自身生活形成一种观照,从而达成对现实环境的一种共识。
　　同样,美剧中的另外一种类型——情节系列剧,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它在传统的题材类型中,加入了许多新的叙述元素,不再停留于单纯浪漫的英雄故事和紧张激烈的外部动作,而是更注重表现现实生活的错综复杂、普通人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以及产生的心理问题等等。例如:2005年受到观众普遍欢迎的伦理剧《绝望的主妇》,它以美国一个普通社区为背景,以4名颇具魅力的中产阶级主妇为主角,审视她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境以及她们选择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内容涉及偷情、谋杀、丑闻、吸毒、同性恋等多种社会现实问题。而剧中人物所经历的这些问题正是观众在实际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所以,对于收看的观众,特别是那些家庭主妇,就会在剧中找寻自己的影子,将自己的生活与剧中的人物、情节、场景和性格相对应,从而在这种自身的观照中获得对现实环境的共识,情绪上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和释放。美剧正是通过将引起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搬演到电视屏幕上来,为电视剧和现实世界建立一个对应和互动的接口,使观众产生深刻的思索,进而审视该文化的内容,并思考出改变和修正的可能,以达到解决的目的。
　　第二,美剧中体现出对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支持。一般而言,一种社会形态中的文化形态可以分为主流文化、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以及精英文化3类。其中,主流文化是以中心意识形态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化系统,它的话语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是主流文化的内核。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向、宣传功能。而在美剧中,由于商业因素的驱使,其意识形态性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一方面,它通过剧中领袖、英雄、榜样等人物的设置,让其成为承载和传递主流话语的符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剧中人物的奋斗与追求,来体现出美国是作为一个宣扬“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而存在。中产阶级作为美国社会中的中坚阶层,他们是美国社会凝聚和团结的核心。在大量的美剧中,都是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作为背景,以此取得美国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例如:《绝望的主妇》里的生活场景就代表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场景。美丽幽静的紫藤郡街道,白色的栅栏围着修剪齐整的草坪,在一座座漂亮整洁的房子里,优雅得体、衣着光鲜的主妇们享受着宁静满足的生活,这样的景象形象鲜明地打上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烙印。此外,其主流意识形态经常会在剧中以伦理化的形态展示,《绝望的主妇》第二季中,4位女主角居住的白人中产阶级居住区紫藤郡搬来了一对黑人母子住户,打破了该地区原来只能有白人住户的无形规定,社区里的人包括女主角们一开始对黑人邻居并不友好,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人们都觉得母子二人同样值得尊敬,这位黑人男孩还与一位女主角的女儿谈起了恋爱。这里种族平等的观念隐藏在了倡导邻里和睦的伦理话语之后。四位女主角的态度转变也非常自然,符合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她们自身的社会关系没有被剔除,没有被当作某一种品质的符号,而是放在日常伦理中来展现。所以,美国人在输出他们电视剧的同时也输出了他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价值。
　　第三,美剧中体现出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美国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是非常推崇个人英雄主义。美国人对于个人与集体的思维是侧重于从个人角度来看待集体,他们认为集体是由个人组成,强调个人的作用、能力、奋斗、拼搏等。因此,个人英雄主义是美国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这一点在美剧中的西部剧以及罪案剧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部剧中,主人公是英勇的牛仔,他凭借个人能力除暴安良,往往在做完好事之后,他们悄然而走,如同浪迹天涯的中国侠士一样。西部剧作为美国电视剧的一种类型,其中英勇的主人公形象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和象征。他们并不是再现历史的真实写照,而是创造着一种理想的高德规范,去反映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倾向。而后发展的罪案剧,其塑造的英雄形象虽然仍属于个人英雄主义的范畴,但已经不同于传统的西部英雄人物,而是有着更复杂的人性。这些作品在创造英雄的同时也在消解英雄,主人公不再是机智勇敢、高大完美、战无不胜的英雄形象,而可能是一些小人物、小平民,他们有各自的生活困境,各自的喜怒哀乐,人物的内在性格得到开掘和展现。实际上,这样的人物设置更符合艺术的真实,更具有现实性。2001年播出的罪案剧《24小时》和2005年播出的《越狱》可算作两部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剧作。《24小时》全剧都围绕着美国洛杉矶反恐小组(ctu)主管杰克展开。正是他的一次次出生入死,瓦解了各路恐怖组织的恐怖活动。在剧中,杰克作为父亲、丈夫和反恐小组主管的多重身份,承受压力,担负责任,不断地化解危机,而这潜在的成为9·11之后重新站起来的美国国家形象的化身。另一部《越狱》中的英雄人物迈克,同样也不是完美式的英雄形象。一方面,他的帅气、高智商、冷静、机智和胆识都让人称奇,但是在他身上又具有忧郁、自闭、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弱点。他像一个自负的青年,一个随时经受着痛苦与自我折磨的现代人,他更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贴近这个时代的特点,所以这个角色身上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感和其背负的沉重压力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这种人性的力量使其具有了无可替代的魅力。

　　第四,美剧中传递的文化价值具有普世性。“美国的传播学者在一部题为《medai are america》(《媒介就是美国)》)的书中说过一段话:下个世纪将是美国传媒统治世界的时代,从巴黎到印度,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整个世界都将被美国的传媒文化所淹没。美国的模式就是世界的模式。”[3]目前,美剧不仅在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寻求原因,其中一点是因为美剧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同时,加以概括与提升,传达出人类的共通性。美剧中的主题基本上都具有普世性,因为“主题和准则的通用性和原始性使得节目在心理上容易接近”。[4]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尽管剧中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与现实环境并不相符,甚至对其他国家的观众而言更具有陌生性,但观众却能够抛开各自的文化差异和社会背景之外而获得一种基于人生基本命题上的共通与共鸣,“使他们感动的是在人物之间的关系中显露出来的感情,这些感情对人类的境况可能具有普遍的适应性。”[5]例如:美剧中的主题经常是:对英雄的呼唤与颂扬;对勇气与责任的歌颂与担当;对自由和平的维护与向往;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等等,这些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同追求,所以必然会引发观众相应的思考和共鸣,进而能够接受和认同它所传递的的文化和价值观。另外,还应该注意的是美国文化本身的特点和优势。“爱德华·霍尔将文化区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弱语境文化对来自其他文化的人要求并不高,如美国文化,它本来就是多元文化混合而成的,是一种不断在冲突与妥协中熔炼出的文化,最后保留下来的必然是一些具有普遍可接受的文化因素。”[6]
　　美国电视剧正是通过以上的方式将自身所具备的文化意蕴传递到观众心中,引发出一种大众共享的价值观念、共存的人文精神,从而促使社会成员对该种文化产生认同与归属感。
　　注释:
　　[1][2] j.fiske&j.hartley著,郑明椿译,《解读电视》,台湾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5页。
　　[3]吴辉、张志君:《电视剧社会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4][5] [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著,张永喜、陈光明译,《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8页。
　　[6]单波、石义彬主编,《跨文化传播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