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占有，而不是卡里斯玛品质。民主政治家处在中间状态：一边是表现在统治者、特别是法西斯元首身上的存在的主体性，一边则是权力的客观性： 

　　“共产主义政客的严肃性让我们明白了，只有资产阶级社会才会允许不断地表示反对立场：不断增长的物所激发出来的权力，和人们为了消耗物而追求的社会地位毫无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初，巴塔耶描绘了一幅斯大林主义的肖像，虽然和现实有些出入，但由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苏联官僚社会主义的社会应当已经结束了解分化的过程。而随着社会等级的消除，自主权从社会劳动领域中最终也被驱逐了出去。 

　　在统治的一切历史形式中，自主权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只有在苏维埃统治下，才出现了一种纯粹而“客观的”权力，它消除了一切自主权，也摈弃了仅有的宗教特性。这种客观权力没有任何真诚的卡里斯玛作为保证；在功能上，则依靠社会劳动系统，简言之，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目标而获得界定： 

　　“谁如果掌握了一种客观的最高权力，他都会把阻止自主权对物的统治作为自己的目标：他必须把物从所有特殊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它们只能属于那些尚未分化的人。第一论文范文网www.11665.com编辑。
” 

　　——即属于绝对平等社会的集体意志。 那种揭开了解神秘化的自主权面纱的客观权力，也把自己融入一个彻底物化的社会——或者说，融入了一个凝聚成为系统的社会。这是一种虚构的苏维埃统治图景，与恩格斯从圣西门那里继承过来的思想有些相似之处：对物的统治，替代了人对人的统治。更加惊人的是，巴塔耶曾抱怨资产阶级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奢华、排场和浪费，而这听起来像是对圣西门著名寓言的彻底颠倒。 当然，圣西门在巴塔耶那里也并非无懈可击。 

　　军事共产主义把人的一切情感波动都纳入工业化的社会目标，同时还对一种英勇的唯物主义大加颂扬：“解放活动将把（人）完全还原为物”。 ——巴塔耶对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称颂是一种充满悖论的转向；我们如果注意到巴塔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文明批判潜能的蔑视，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向。对现代物化世界的反抗以及对传统自主权的浪漫美化，同支持异质存在的颠覆性冲动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颠覆性冲动，就是“在一切方向上探究世界之终极可能”的审美先锋派所特有的激进性。 法西斯主义仅仅是泄漏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只有依靠神圣统治和军事统治在世俗领域的残余力量，资本主义才能建立起合理化的奴役大厦。这些前资本主义自主权的残留物虽然遭到遮蔽，但在功能上却非常必要，它们最终在苏联马克思主义那里被彻底消除了，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把人完全等同于其产品： 

　　“只有当与非生产性支出联系在一起的古老价值——如在宗教改革期间的天主教价值一样——遭受谴责和摧毁的时候，物的完善才会发挥出一种解放的作用。” 

　　于是，巴塔耶认为，物化实践领域和摆脱一切实践功能的纯粹自主权领域正在逐步分离开来，而斯大林主义就是这一分离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斯大林在有意无意之间，追随着一种神秘消息，而巴塔耶从马克思的通俗教义中听到了这样一种神秘消息： 

　　“由于马克思认为劳动主要就是改变物质状况（把实践还原为劳动，还原为目的理性行为结构），所以，他强调认为，物（经济）独立于其他一切努力（宗教的或一般情感的），而这在加尔文主义那里只是一笔带过。但反之，马克思又悄悄地坚持认为，人回归自身（的内在世界和内在本质）独立于一切行为。不过，只有在实现解放之后，这种回归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在行为终止时，回归才开始。” 

　　这就是实践哲学所提出的关于一个自成总体性的劳动社会的设计。 

　　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在物化和自主权之间摇摆，它本应随着同质因素和异质因素、劳动和牺牲等不同领域的分离而走向结束，却再也不能从辩证法的角度来加以思考——至少再也无法按照主体哲学的启蒙辩证法模式来加以思考，因为启蒙辩证法坚持的是一种由不同理性环节组成的星丛。自主权是理性的他者。巴塔耶无法通过给他的现代性结构披上辩证法外衣而使之令人信服。他必须着重阐明两点：一是社会合理化这一世界历史过程的动力；二是来世论对彻底物化转变为自由的期待。巴塔耶用他的科学抱负来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4 

　　从其人类学研究开始，巴塔耶就一直不断地在探讨“炫财冬宴”（Potlatsch）和奢侈的节日：“炫财冬宴”期间，北美印第安人会把大量的礼物赠予对手，故意炫耀自己的财富，以此向对手发出挑战，羞辱对手，或让对手担负责任。 实[转贴于:论文大全网 https://www.11665.com/Philosophy/Weste/201103/47949.html]

...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