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宗教形态和军事形态。但在元首的自主权中，这两种因素却没有什么区别。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说到底就是人对人的统治。元首的光芒保证了大众的忠诚，并摆脱了任何一种合法性的要求。和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一样，巴塔耶解释无条件接受法西斯主义所依据的是：主人的暴力就其核心而言具有卡里斯玛特征，并根植于异质因素之中： 

　　“人统治人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它囊括了统治者的异质性，至少在他作为统治者、在他为其权威的合法性而求助于他的本性或人格特质的程度上是这样，他把这种本性称为整体的他者，却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 

　　法西斯元首在行使权力时具有迷人的特征，调动了人们的每一个神经；巴塔耶把这种特征还原为一种具有本真性的自主权——由此，巴塔耶的分析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也就一目了然了，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和巴塔耶一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注的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层面——至少在《反犹太主义要素》中是这样。 从精心设计并且高度仪式化的大众示威当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解读出了“可怕的模仿所提供的错误图像”，也就是对一种古老反映模式的复活和操纵。第一论文范文网www.11665.com编辑。
法西斯主义利用这种在文明当中已经消失的模仿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逃避与奉献、恐惧与神迷自古就是一对矛盾，压制这样的矛盾所导致的反思具有反讽意义： 

　　“在现代法西斯主义社会当中，合理性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不再满足于单纯地压抑本性。现在，合理性通过将本性的反叛潜能融入自身的系统来加以利用。” 

　　就此而言，巴塔耶的分析与批判理论的概念还是共通的：法西斯主义最终的目的仅仅在于使得内在自然对工具理性的反抗服从于工具理性的命令。而巴塔耶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主要不同则在于：如何来定义被压抑或被禁止的主观自然。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而言，模仿的冲动带有一种承诺：“没有权力的幸福”。 而在巴塔耶看来，幸福和暴力在异质因素中难分难解的。巴塔耶颂扬色情和神圣当中的“基本暴力”。 借助于同样的思想框架，巴塔耶论证了法西斯主义中毫无根基的或“纯粹”的统治因素（卡尔•施米特语），针对这种统治因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却提出了一种模仿的力量。 

　　本雅明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索雷尔（Sorel）的总罢工神话，似乎预示了巴塔耶的纯粹自主权概念。但即便如此，本雅明也坚持把一种没有暴力的沟通主体间性作为出发点。革命的立法行为注定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其本质而言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但它又奠定了一切自由制度的基础，而且必须在这些制度当中保持在场状态。它促使本雅明去构想一种作为“纯粹手段”的政治。这种政治差一点就和法西斯主义暴力区分了开来。但在本雅明看来，这种暴力具有自我目的，没有从工具的角度去调节正义，而是处于显现和行使过程之中，因此始终和一个没有暴力的一体化领域保持着联系。对于本雅明来说，这是一个“暴力绝对无法接近的”人类共识领域，那就是“语言——真正的沟通领域”。 本雅明在他的救赎批判中十分关注这个观念，甚至想用无产阶级总罢工作为例子，来说明没有暴力的“纯粹手段”。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超越暴力的出发点，巴塔耶肯定难以阐明在他那里奠定一切的区分：即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法西斯主义掌权的区分，二者只是表面上有些相似。本雅明坚持认为，整个超现实主义事业“想为革命赢得狂喜的力量” ，这一点巴塔耶也想到了：这是一个摆脱了一切道德因素的审美政治梦想和诗化政治梦想。实际上，这也是法西斯主义吸引他的地方： 

　　“法西斯主义这一例证今天甚至使工人运动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但它足以告诉我们应当怎样顺利地获得一种更新的情感力量。” 

　　于是，问题出现了：这些力量颠覆性的自发表现与法西斯将之纳入自己的轨道，这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如果我们赞同巴塔耶的立场，认为区别在政治形式上会有所反映，而根本不必到结果中去寻找，那么，上述问题无论如何都会让人觉得难堪。在1933年的著作中，巴塔耶试图在异质世界自身当中划定崇高与低俗之间的界线。这一意图收效甚微，巴塔耶最终仅仅满足于提出他所极力反对的法西斯政治的功能变化。他建议创立一种异质性的科学： 

　　“它让我们能够预见到掠过上层建筑的社会情感反应——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控制住它们。……一旦形成对立的不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激进的命令形式与颠覆，那么，一种有关吸引和排斥（即由异质因素引起的矛盾情感）的社会运动的系统知识就会成为一[转贴于:论文大全网 https://www.11665.com/Philosophy/Weste/201103/479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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