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巴塔耶和海德格尔之间之所以形成巨大的差异，原因在于，巴塔耶在攻击理性的时候并没有触及认知合理化的基础、客观化科学和技术的本体论前提。相反，巴塔耶关注的是伦理合理化的基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有了这种伦理合理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成为可能，而社会生活也就完全服从于异化劳动和积累过程的绝对命令。巴塔耶没有把现代性原则明确为一种走向极端权威主义而又缺乏根基的自主的自我意识，而是明确为一种功利行为的成功取向，这种行为是用来实现主观目的的。海德格尔和巴塔耶虽然对历史趋势有着清楚的认识：客观化的思想和目的理性行为发挥了他们的历史力量。但是，应当对准要害的批判却各自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海德格尔从形而上学批判入手，在先验主体性的牢固基础上向前挺进，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贯穿在时间当中的源始的真正基础。相反，巴塔耶从道德批判入手，关注的不是主体性的深层基础，而是主体性的越界问题，即主体性的外化形式，它使单子化的自我封闭主体重新回到了内在生活领域，虽然这个领域已经变得陌生，也遭到限制、切割而变得非常零散。在巴塔耶看来，越界问题为他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海德格尔的视角：不能为了一个超基础主义的存在天命而剥夺自我超越的主体性的权威和权力；而应当重新赋予主体以本能的冲动（这些冲动一度遭到指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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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圣领域开放，并不意味着要臣服于一个显示出灵韵的不确定的命运权威；超越界限，奔向神圣，也并非意味着主体性要屈尊自己并放弃自我，而是意味着主体性要获得解放，并获得真正的自主权。
发挥决定作用的不是存在，而是自主权（Soveraenitaet），这一点并非偶然——相反，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巴塔耶与尼采之间有着亲和性，主要表现为审美的自由概念和超人的自我捍卫，而这对海德格尔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无论是巴塔耶还是尼采，他们都认为，在自我膨胀的权力意志与满足意义的权力意志之间有着共通之处，它们都带有永劫回归的宿命论色彩。巴塔耶和尼采的共同之处在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由于这种思想反对任何权威，甚至反对神圣权威，因此，关于上帝已死的学说在严格意义上具有无神论特征。相反，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他用严肃的语调不断重复这一观点，从而使它失去了尖锐性。上帝作为一种本体的存在遭到了否定，但本体论意义上的启示事件依然占据着废黜上帝后所遗留下来的语法空位，从而引起人们的无限思索。似乎我们意识无法用语言来命名难以名状之物。因此，福科的如下问题只适用于巴塔耶，而不适用于海德格尔：
“假如上帝不存在，假如上帝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么，杀死上帝意味着什么呢?”
福科认识到，巴塔耶必须在色情的经验领域中寻求自我超越而又毫无节制的主体性，因为，巴塔耶严格地从无神论角度来思考神圣概念。神圣的世俗化的确是一种超越的模式；但巴塔耶并没有忽视如下事实：现代性当中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世俗化的了，而且，哲学家的使命也不在于创造一个存在神秘主义替代物。巴塔耶在性的经验视野与上帝的死亡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联系：
“不是要赋予古老的姿态以新的内容，而是要实现没有对象的世俗化，这是一种虚空而又面向自我的世俗化，其工具针对的就是它自己。”
接下来，我想先来阐明一下巴塔耶用社会的同质因素和异质因素分析法西斯主义对于现代性的结构具有怎样的意义。巴塔耶认为，现代性植根于理性历史之中，其间，自主的力量与劳动的力量相互冲突。理性历史从古代神圣社会一直延续到彻底物化的超级大国苏联。在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封建社会最后残余的自主权都被消除了。然而，同质因素和异质因素的彻底分离，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由此来考察一个把社会平等和个人自主融为一体的社会形态。而巴塔耶从人类学的角度把异质解释为遭到隔绝和遭到歧视的部分，这就违背了一切辩证法思想。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巴塔耶到底想怎样来解释从僵化和物化的社会向个人自主权的复兴的革命性转变？普通经济学把自己关注的对象扩大到了整个自然界的能量守衡问题，因此，普通经济学可以看作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回应。但普通经济学研究陷入自我指涉的理性悖论当中。因此，巴塔耶最终依然摇摆不定：究竟是重新继承黑格尔的启蒙辩证法设计，还是直接依靠科学分析和语言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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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胜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德意志帝国的掌权，远早于奥斯维辛，都是一些特殊现象，由此引发的不仅有误导，也有迷惑和惊喜。没有一种对时代保持高度敏感的理论，没有受到过法西斯主义的深刻影响，值得一提的主要有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处于成型阶段的理论——比如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还有巴塔耶的异质理论和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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