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默的批判理论。 1933年11月，海德格尔发表了选举演说，支持“元首”，而与此同时，巴塔耶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Die psychologische Struktur des Faschismus）。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同，巴塔耶关注的不是从理论上可以阐明的经济原因和社会结构原因，而是新的政治运动的现象，特别是其显而易见的社会心理学的表现形式。他首先关注的是被动员起来的大众对卡里斯玛型元首的依赖，即法西斯主义统治作秀的一面——把元首推崇为圣人，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大众仪式；一种明显的暴力和催眠，对合法性的破坏，以及对表象民主和表象博爱的抛弃： 

　　“那种以道德认同的方式联系元首与其追随者的情感流……起到了一种产生增强力量、并发展起一个过度暴力国家的公共意识的作用，它正以元首的名义无限制地集聚着，而且唾手可得。” 

　　当时的巴塔耶是个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充分地认识到了这场危机的客观前提——在这场危机中，法西斯主义是唯一的受益者。而早在把一种与现存社会结构毫无亲和性的暴力投入到这种功能缺口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生产机器就已经“由于其内在矛盾”而发生了崩溃。第一论文范文网 www.11665.com整理。
自由选择原理已经深入到民主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也就是说，无论是私人业主，还是生产者或（投票箱前的）公民，都享有一种主观的选择自由：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最终获胜，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如下事实：一些德国的资本家意识到了，对他们而言，这种个体自由原理在一种危机状态下是多么的可怕。” 

　　当然，彻底消除这一原理作为一种功能上的要求，其自身依然是“一种空洞的愿望”。我们无法用功能主义来解释法西斯主义所汲取的资源——即“耗之不尽的情感生活方式”。法西斯国家所吸取的统治力量，显然是源自现实社会的异质领域，这就促使巴塔耶去认真研究这些异质因素。他对有些学者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出发研究大众心理与自我分析 表示不满。相反，他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比自我反思的分析力量所能触及的无意识要更深一层。巴塔耶思考异质因素发生分裂的模式，不是弗洛伊德的压抑模式，而是排斥和对界限的强化，而我们只有用暴力才能打破这些界限。巴塔耶试图建立一种关于总体社会冲动守恒的经济学。他要阐明的是，现代性为何一定要排斥各种危及生活的事物，直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设计都还在坚持的启蒙辩证法为何会落空： 

　　“同质社会无法在其自身内部发现行为的意义和目的。这样，它就不得不依赖于它所排斥的强制力量”。 

　　巴塔耶是涂尔干学派的传人。他把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以及道德生活的异质层面还原为神圣因素，而对于这种神圣因素，涂尔干通过与世俗世界进行对比来加以界定：神圣客体具有一种魔力，在诱人和迷人的同时，也发出恐吓和拒绝。一旦爆发，它们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并表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现实性——它们与世俗之物不可化约，并避开了一种同质化的考察方式，这种考察方式把“异”与“同”混为一谈，用熟知的东西来解释意外的事件。 

　　巴塔耶还进一步明确了这种非生产性支出的特征：异质成分对世俗世界而言是多余的——从垃圾、排泄物到梦境、色情诱惑和性倒置，再到容易传染的颠覆性思想；从奢侈到满腔希望和神圣的先验性等。相反，日常生活中的同质因素和同构因素，则是与外部自然进行新陈代谢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用时间和金钱来抽象地衡量劳动，即作为同质化力量的雇佣劳动。一旦融入科技，这种力量就会急剧增长。技术是科学与生产之间的纽带。和阿多诺一样，巴塔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科学所创立起来的规则，在一个可以计算的生产世界的不同因素之间建立起了同一性关系。” 

　　现在，法西斯元首和被迷惑的大众闯进了这个合理化的世界。巴塔耶说到异质存在时不无赞赏。在他看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作为“彻底的他者”而出现在以利益为取向的大众民主背景下的。他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暴力所吸引： 

　　“他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用暴力来压制人民、政党甚至法律——这种暴力打破了事物的正常发展，这是一种平静却令人生厌的同质性，它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自身”。 

　　在法西斯统治下，同质因素和异质因素奇特地融合到了一起—一方面是诸如奉献、纪律和爱好秩序，它们属于同质社会的功能要求；另一方面却是大众的迷狂和元首的权威，它们显示了真正的自主权。法西斯国家融合了异质因素和同质因素。它是一种国家化的自主权。它继承了自主权的遗产，而这种自主[转贴于:论文大全网 https://www.11665.com/Philosophy/Weste/201103/479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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