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究竟应当如何进行美学研究？
　　所谓“美学何为”所强调的就是“究竟应当如何进行美学研究”。虽然初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大而无当且没有什么新意，但实质上却绝非如此，因为漠视这个问题的直接后果，不仅表现为根本不可能达到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而是依然固守着安于现状的基本心态（比如说，诸如“既然柏拉图都认为‘美是难的’，这个问题的解决２０００多年来也没有任何进展，我们也就犯不上再煞费苦心了”这样并不罕见的看法，实际上便比较鲜明地表现了这种心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要想使美学研究和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一样，都能够做到既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比较充足的理论解释力，这个问题无疑是首当其冲，根本绕不开的。实际上，无论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美学界，还是现当代西方美学界，由于忽视美学研究的哲学反思批判层次，实际上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刘纲纪先生所说的“总的说来已失去了……广阔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辩证精神，日益为平庸的、目光短浅的形而上学所取代。……再也产生不出在思想的深刻和内容的博大上足以同黑格尔相匹敌的艺术哲学。”［４］因此，在这里，有一句具有老生常谈色彩的话很可能是适当的：“认识不到问题的存在根本不意味着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
　　既然如此，“美学何为”？或者更加具体地说，如果我们承认研究者要想遏制当前的美学研究的颓势，就根本不能继续忽视哲学美学，根本不能再继续放弃和逐渐背离哲学研究所必需的严格性、深刻性、系统性和批判反思精神。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展开美学研究，逐步使之达到既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比较充分的理论解释力的层次呢？在我看来，要而言之——要想真正遏制这种颓势并逐步达到这样的层次，当前的美学研究者不仅需要像刘纲纪先生所做的那样，自觉地坚持和贯彻哲学美学研究所要求的严格性、深刻性、系统性和批判反思精神，而且有必要通过既扎扎实实又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研究工作，通过摸索和逐步实现哲学研究的总体性突破，通过对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对作为哲学研究的分支学科而实际存在的美学依据的严格的学术定位，而彻底实现哲学美学研究的根本性突破，进而使之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
　　那么，要想达到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究竟为什么必须以哲学研究的总体性突破为前提呢？进行这种突破的基本方向和思路又是什么？
　　从根本上来说，美学研究的自觉之所以必须以哲学研究的总体性突破为前提，并不单纯是因为美学在形式上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作为所有各种学术研究都必须加以遵循的“研究者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都完全是由其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决定的”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实际上，只要我们认可并自觉地坚持这条基本原则，只要我们能够清楚地承认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本身就是截然不同于自然界物质对象的社会现象、精神现象和饱含情感的个体性①感性直观现象，而且，只要我们通过系统深刻的批判反思，能够认识到我们迄今为止所采用的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哲学传统的唯理智主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为摹本的［５］，而后者所擅长的只是以抽象的逻辑形式来探讨和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对象，那么，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沿用这种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做法，其不恰当性便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既然要充分强调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强调当前的美学研究只有努力追求达到这样的自觉才有可能遏制颓势，仅仅以如此直观的方式指出这种唯理智主义哲学传统就美学研究而言所具有的不恰当性，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这种唯理智主义哲学传统并不仅仅在这里表现出不恰当性，而是在研究者涉及包括美学在内的所有各种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研究的时候，都具有这种不恰当性！概而言之，从根本性的学理剖析的角度来看，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以下基本特征决定的：
　　第一，这种哲学传统的根本研究取向是，立足于抽象的认识主体和具体认识对象的分裂对立，充分强调以客观因果性为依据，力图获得绝对客观和绝对普遍有效的真理——虽然这种取向就其本身而言似乎无可非议，但实际上却隐含着对所有各种具有主观随意性的社会现实成分，特别是对各种主观情感体验和感受的忽视、贬低、甚至彻底抹煞。
　　第二，这种哲学传统的基本研究方式是仅仅集中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维度，亦即主要关注其客观存在的现状，力图通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研究过程而得出绝对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研究结论。因此，这种做法往往会忽视被研究对象同时具有的“历时性”（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维度，因而没有充分重视该对象的生成脉络及其重要意义——不再赘言，尽管这样做有可能使研究者保持“绝对的客观性”，但要想因此而得到研究结论的“普遍有效性”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有效性实际上必然会涉及该对象的历时性维度，而对象由于这种历时性维度而发生变化则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这种哲学传统的基本研究步骤是论文联盟http://通过采用越来越纯粹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的研究手段和研究程序，尽可能舍弃包括被研究对象的本质内容在内的一切变化成分和因素，力图因此而保证其研究结论的精确性和绝对普遍有效性。而这样一来，被研究对象的各种无法量化的成分，特别是主观情感体验成分和不断变化的社会成分，便都被排斥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了——其结果是，尽管从纯粹形式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严格的、严密的和必然有效的，但一旦具体运用于活生生的、不断流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之中，这种结论的严格性和有效性就会因为各种已经被“忽略不计”的因素而大打折扣，而在涉及到以主观情感体验为本质特征的文化生活的时候，这样的严格性和有效性究竟还剩几何，就更是无法严格确定的问题了。
　　第四，就这种哲学传统的具体结论的基本特征而言，由于上述根本研究取向、基本研究方式和基本研究步骤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这样的研究结论显然只可能涉及没有生命、情感和欲望的客观物质事物，并且是以形式化研究见长的，而对于主体能动地参与其中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充满着主体生命情感体验的审美活动来说，则显然会出现两种结果，亦即要么由于对这样的被研究对象无能为力而对其置之不理，要么把这种被研究对象与没有生命和情感的物质对象等量齐观，运用同样的研究模式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削足适履和以偏赅全的结果。

　　由此可见，只要承认“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本身就是截然不同于自然界物质对象的社会现象、精神现象和饱含情感的个体性感性直观现象”，只要承认绝大多数研究者迄今为止所利用的哲学研究方式都具有上述基本特征，那么，突出强调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突出强调美学研究者必须通过逐步摸索并实现哲学研究的总体性突破来探寻、确立和运用真正适合于探讨和研究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顺便说一句，西方美学研究自柏拉图以来几乎一直呈现出捉襟见肘、步步退却的窘态，实质上就是因为运用了这种唯理智主义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面对当前的美学研究状况的时候，突出强调“美学何做”是一个根本不容回避的关键性问题。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才能通过取得哲学研究的总体性突破而解决“美学何做”这个问题呢？
　　在经历了２０余年的严格的批判反思和艰苦摸索之后，我充分意识到，在涉及包括美学研究对象在内的所有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时候，研究者必须采用真正能够扬弃上述唯理智主义哲学研究传统的、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以便使自己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真正能够适合于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而不是与此相反！而且，在这里，充分强调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统一、情感和理智的有机统一、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个体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以及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的有机统一的“社会个体生成论”（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ｇｒｏｗｉｎｇ－ｕｐ ｔｈｅｏｒｙ），是最有可能成为可供选择的研究思路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概略说来，这种研究思路充分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包括学术研究者在内的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个体，实际上都处于某种以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实在为现实环境和背景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过程进行的动态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动态生成过程包含着两个有机统一的方面：其一是社会个体通过各种具体的，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既有冲突又有协作的社会互动过程，不断获得和承担内容日益丰富多样的社会角色，并发挥相应的社会作用；其二则是个体的主观世界由于这些社会互动过程而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提升，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①。
　　第三，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是由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具体社会个体，通过这样的社会互动过程和生成过程而造成的结果，因而都是这样的社会个体不断进行建构和解构的过程所造成的结果。
　　第四，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在内的所有被研究对象，尤其是特定社会个体针对这些对象的研究方式、研究过程和具体研究结果，都必须从这种关于现实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及其结果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和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加以系统全面的理解。
　　在我看来，基于这样的基本研究思路来探讨和回答“美学何做”的问题，有必要强调指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这种基本研究思路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充分强调包括既有可能作为研究者、也有可能作为被研究对象而实际存在的现实社会个体在内的世间万象，实际上都处于集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为一身的“生成过程”（ｇｒｏｗｉｎｇ－ｕｐ）之中，因此，通常所谓的“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统一、情感和理智的有机统一、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个体和社会的有机统一”，都必须实事求是地置于这样的生成过程之中，从这样的生成过程出发，才有可能得到系统、全面和恰当的理解和解释。
　　第二，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一个特定的现实个体，都与其所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共处于相互塑造和共同生成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任何一种作为社会因素而存在的，特定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和行为规范，对于个体来说都是“先在”的、决定性的、需要通过社会实践过程加以学习和“内化”的，因而个体及其特定的人生境界都是由社会塑造的；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生活包括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在内的所有各个方面，无一不是由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的现实个体，基于其特定的人生境界而进行的创造性建构过程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努力试图把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统一起来，同时把研究者的研究视角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统一起来的“社会个体生成论”，才有可能是真正适合于进行包括美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三，这种基本研究思路的根本要求是，一方面，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对待其研究对象的时候，都应当着眼于其实际存在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的有机统一，尽可能准确和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其来龙去脉，从而努力实现对其进行的清晰和明确的学术定位，为系统全面地认识其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另一方面，这样的研究者同时还需要对自己所采用抑或即将采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进行尽可能严格和全面深刻的批判反思，从而清楚地确定其有效性限度和恰当性。
　　第四，从这种基本研究思路及其相应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来看，既作为美学研究对象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的审美活动，本身根本不像唯理智主义哲学研究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从同样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的认识活动和物质性实践活动脱胎而来①的，是对这两种人类社会活动的扬弃和升华，是这两种人类社会活动的生成过程的结果②。唯其如此，所以它才呈现出既与这两者判然有别又与这两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隐含着这两者的某些成分的面貌和特征——这显然意味着，无论是把它完全等同于这两种活动还是把它与这两者截然分割开来，都完全是错误的，都只能得出不恰当的结论。
　　第五，在这种基本研究思路看来，具体就美学研究而言，无论是进行饱含情感的个体性感性直观的审美主体，通过各种各样的意象性符号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还是对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进行学术探讨的研究者，实质上都是这里所说的现实的社会个体——正因为如此，他们所分别进行的、彼此之间判然有别的种种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活动，无不反映和折射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人生感悟和人生境界。所以，美学研究者只有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出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把这样的人生经历、人生感悟和人生境界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域，并且予以尽可能恰当的学术定位和客观严格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充分的理论解释力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