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从而与既有的诗学形态出现了某种历史链条中的断裂，从中滋生另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性别，为人类的性别文化建设探索出一种不断“添加能量”的思想和行为。它将侧重 a.本土中国性别诗学， b.西方性别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既尊重性别诗学的基础性工作——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又要依赖性别诗学的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审美价值“越界”，正视性别诗学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意义。性别诗学是一种从性别文化历史和现状思考出发，推而广之与全球文化伦理正义相关联的前景看好的文论。“中国性别诗学”则是应对“全球化”文化生态现实，又打上鲜明的本土文化色彩的个案之一，它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对世界负责。
【关键词】 性别诗学；审美维度；女性文学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全球化
如果说人类性别文化①问题的混乱无序与不可逆性正如同熵的情形一样，那么，当试图倡导性别平等新秩序时，我们不难感到，在真切实在的现实中，通往“性别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的无序之路往往是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到达的，但这并非是合乎人性的必然之路，正譬如女性在文化历史构成中竟或多或少地不被视为“人”；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又可聊以自慰的是，正因为自然界空气分子在大气中井然有序地聚集组合，天空才会是蔚蓝色的；晶体、雪花和星系竟然是杂乱无序的宇宙中令人惊叹的美丽构图。wwW.11665.cOM因此，这类有趣的自然悖论景观，似乎也形象地解释了中外女性主义者明知“性别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何其艰难，仍始终坚决地推断它是社会不可或缺的能量元素的原因。可以想见，“中国性别诗学”这一“不守规矩的”论题的所有过程，将会是研究者自我不断振作与放任懈怠相抗争的过程，是一个与看来总是令人沮丧的“熵”相较量的过程。好在笔者坚信：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性别文化关系作为一种已经约定俗成了的、文化惯性化了不平等秩序，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样，即如同原子和恒星一样，如果不添加能量保持其有序，状况就会衰变。于是，不断地澄清，不断地质询，性别诗学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②，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从而与既有的诗学形态出现了某种历史链条中的断裂，从中滋生另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性别，因而力图为人类的性别文化建设探索出一种不断“添加能量”的思想和行为。
一、关于“中国性别诗学”论题
其一，本论题涉及的“性别诗学”这一术语，是指一种以性别为视角考察人类文学活动的，具有动态生成能力的知识体系与结构，这一知识结构和体系主要包括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原理、范畴和标准等，但又不排除与性别有关的非女性主义文学部分。20世纪现代阐释学理论提示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多重属性，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可能有其固定不变的意义，其属性往往取决于处于关系中的“样式”，有赖于“我”赋予它什么意义。一个概念相对确定的意义，大抵在于它与它物的关系状态，其意义只是“我”截下来的那一节那一块。以此来看，性别诗学形成知识体系与否，结构确定与否，都是无关这一概念成立与否的。面对是否存在“性别诗学”的疑惑，20世纪哲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很好的应答理论武器。另外，在中国，清代叶燮《原诗》洞察诗的感兴情状时也提到，“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这很是切合性别诗学的成形轨迹，但凡有所见地的性别诗学文字，均由形形色色的个人的自然/社会性别体验组成，无此心者，则必没有这一层面的审美感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真正走进那片学术原野的人不难发现，那里已是一个“思意”盎然的审美理趣世界：“和而不同”。
从严格意义上说，“女性主义诗学”范围小于“性别诗学”，且终有一天它会被“性别诗学”一词取代，这是由女性主义/性别审美意识形态①本身的双刃剑意味先在地决定了的，“女性主义”一词本身还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提及“性别”（gender）一词，正是源于性别诗学的逻辑起点：追求人类文化建构中的“完形文化”理想期待，这一逻辑起点决定了男女双性各自互为文化主体的前提，那么，作为性别诗学研究，我们显然需要操持一种“和而不同”的价值立场，避免具体研究中出现“核反应堆”式的男性中心压迫情形或女性中心偏执；性别诗学强调的是双性在“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 。关于这，林树明在《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认为，“男女两性没有必要靠‘共体’或‘中性’来回避和克服差异与冲突”，两性冲突的缓解不是走向‘性别中性’而是‘性别包容性’。”[1]（p416）这是有道理的，作为性别诗学标准而言，我们显然不能偏执于性别中的任何一方，这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说明他强调的正是研究主体“双性和谐”的客观中性站位，但奇怪的是，林树明教授在该书前言中又有如是宣称：“身为男性的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即尽量避免‘替女性说话’……本论著”也绝非是中性的，而始终贯注一种追求两性平等互惠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由此而力求消除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由性别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紧张关系。”[1]（p6）这里，他看到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因素，却对自己作为研究主体的客观中性站位似乎又有些犹豫不决。
其实，人类由于生理自然的性别差异是先在的，因而在日常社会存在中的所谓两性“共体”或“中性”，不大可能，这是肯定的；但是，作为性别诗学研究主体，正因为洞察到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了由生理性别差异而导致基于其上的社会性别级差，所以才有女性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的反拨和文化变革要求，因此性别诗学研究者保有社会性别方面的“双性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客观中性站位，防止矫枉过正，杜绝性别级差，就恰恰显得格外必要，这并不妨碍他/她对女性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的认同或批判姿态，更无必要回避自己的性别诗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处境，因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她之所谓“消除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由性别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紧张关系”，正是“社会性别”（gender）文化建设意义上的男女双性都应该努力争取的方向，为了防止研究者自身的性别偏执，那么，性别诗学研究中保有“和而不同”的中性价值立场，恰是首选。至于研究者能否真正做到性别文化价值中立，克服超性别或伪中性价值取向，摒弃性别主体的自然生成的情绪因素，这需另当别论，但为了确保相对客观中立的“性别审美意识形态”有机统一体的形成，一旦研究问题大致确定下来，这基本上也就限定了研究的思路或研究的假设的提出，其客观性制约是研究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因素。总之，对文学中的性别现象研究提倡客观“中性”，持守“和而不同”立场，应成为性别诗学研究主体防止自身自然性别偏执的一种努力取向。不然，性别诗学研究强调自然、社会等多重的“性别平等”，其文化变革的前提意义也将因此消解。
另外，受美国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一书启发，我发现，实用主义的“包括性”立场：或者一个或者二者的选择，像选择酒或者水或者二者，这可作为性别诗学的美学基础。“选择的价值能够以某种方式被调和与实现，直到我们有了好的理由解释它们为什么相互排斥。”这种中西交叉的中道观念充分重视“有好处的”最佳方式，正是性别诗学“性别审美意识形态”①应该持守的立场，用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的中道观念消解畸形的性别文化关系，那么，女性主义审美“是增进我们对艺术和美的经验，而不是制造关于这些概念的语言定义。而且，增进我们对艺术的经验，不只是意味着增加我们个人对艺术作品的享受和理解。因为艺术不仅是内在愉快的一个源泉（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而且也是赋予日常生活的社会运行以雅致和优美的一种实践方式。”[2]（p3）也就是说，在性别审美领域，男性、女性或者男女双性的，都允许存在，建构性别诗学，包容所有“经由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直接经验”，不失为一种“有好处的”最佳方式，因此，中国性别诗学将性别作为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也就更能达到目的。
“女性主义诗学”由于女性在人类文化传统中事实上的弱势，所以在一定阶段内，仍然会被学界用“黑体字”格外提及和强调。联系中外性别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女性主义诗学”这一术语的自然消亡或它与“性别诗学”一词彻底地同形同构，毕竟还不是一个现实文化语境下的推论，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人们会更赞同和选用“女性主义诗学”一词的审美文化政治的、社会的警示意义，笼罩在该词头上的“女性”“主义”情感色彩，实在难以磨灭。因此，在具体的理论操作中，“性别”与“女性主义”被联袂使用的时候很多，本论题自然也不例外。当然，受理论自身的科学要素决定，会尽可能选用“性别”一词替代。女性主义在历史上的切实影响表明，没有女性主义运动就不可能有人类性别文化关系的革命性变化；选取“性别诗学”则是由于女性主义自身发展演变的缘故，主要是为了防止研究中的性别偏执，是为了赢得客观学理上的尊重，通过逐渐淡化“女性主义”提法并纳入一些与性别文学相关的非女性主义内容，用性别包容立场取代性别偏激，则会更显平和、科学，可以避免无味的意气之争，客观上则使女性主义平等观念及社会风化，在更大范围、更真实的程度上得以实施。
我观察现实中使用这两个术语的情况发现，男性学者惯用“性别诗学”（如叶舒宪、林树明等），而女性学者倾向于“女性主义诗学”，尽管概念的指归大体是同一的，这是何故？我想原因恐怕正是：前者客观，更符合学术理性和规范，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命名，女性主义文学是其共同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与客体毕竟有一定的、事实上的观照距离；后者则既是研究主体，又是研究客体，容易依据女性文化历史和现实的弱势境遇而带入情感色彩。因为只有当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意识成为一种全人类的社会风化，无需格外提出时，即只有当性别与阶级、种族等情形一样，有一天不成为人类自身必须面对的问题时，人们在客观、中性的立场上使用这些词，才是顺理成章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女性主义政治“寿终正寝”之时，学者们在审美意义上冷静地用“性别诗学”彻底取代“女性主义诗学”，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智行为。然而，那一天似乎看来还遥遥无期，就像阶级、种族等问题，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俨然已是“地球村”的今天，依旧还是问题。不过，这样说来，我倒不是在这里提倡学术研究过度情感化，反而觉得，身为女性，既为研究，那么研究主体的“和而不同”中性站位应该是更可取的，所以，本论题并不惧怕被女性主义同道误认为仍以男性标准为标准，而以“性别诗学”统称；当然，为了体现“比较研究的智识标准还有着清晰、强烈的伦理意义”②[3]，本论题一再申明“性别”诗学和“女性主义”诗学范围有大有小，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情绪意味，这是由人类性别历史文化现实决定了的，期待着真正丢掉“女性”“主义”帽子的那一日早日来临！为什么本论题在具体行文中仍会大量使用“女性主义诗学”一词，正在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会有女性主义政治鲜明存在,为了防止“女性主义”一词的双刃剑情形，作为科学理性研究，本论题以“性别”代之，而且“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最终以“性别”取代“女性主义”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争取男女平权的女性主义运动，客观上需要男性的加盟；另一方面是女性主义/性别审美意识形态自身有必要确立自己的审美文化品格：实现差异中的性别平等，和而不同。
其二，本论题不仅仅限于阐发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经验，在梳篦中国大陆20年来的女性主义诗学情形的过程中，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思潮也显然是行文立论的一个若即若离的背景，一个生动的参照。中国性别诗学是标识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的路径上的，但中西共相的“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特征又决定了二者在性别诗学总体精神上的相通属性。何况，在中国20世纪末叶深化改革开放后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全球数字化生存呈现神奇的网络资讯时空后，中国首次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精神制度的文化生产与西方世界信息同步的情形。①
以往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探讨，或仅探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条路径，或单方面朝向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译介一堵墙，或囿于单一文化眼光中的中国或外国作家作品分析与研究，或仅简单地扫描古今中外文学中的女性创作史，从诗学的角度深入系统地整合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实践的文章或专著目前寥寥无几。而本论题在肯定中国现有一切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以跨文化的、比较的眼光论及中国本土性别诗学理论、范畴、批评标准，为避免散漫，也为了不简单重复已有研究成果，本论题创造性地将“性别审美意识形态”设定为一根串起上述三个层面的红线，力图由此回答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诗学“走向何方”这一要害问题，既总结成就，也不回避存在的误区，尽可能为中国本土性别诗学研究划上一笔较为清晰的纹路：“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从而绕开“反抗与困境”（陈志红语）的迷宫，跳出“犹在镜中”（戴锦华语）的幻梦，真实呈现出全球化视域中已经聊备一格的，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诗学这一隅；与此同时，又用“性别审美意识形态”这根主线中的与西方女性主义精神共相的一面，同世界相串联，探讨性别诗学在人类全球化时代文化变动中的全球伦理价值：和平、公正、平权，倡导自然和社会多元的生态平衡。
什么是中国性别诗学品格，我以为大致是这样：中国性别诗学从来就不要求以咄咄逼人的反抗、颠覆姿态消解一切②，不会强行以性别这一维取代一切，它只需要在全球化视域中即人类交往的一切活动关系中，让“性别”作为与国家、政治、民族、文化、阶级等众多元素或维度中的一个，参与其中就够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性别诗学的生成发展轨迹是明显不同于西方的：在“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良性文化传统熏染下的中国性别审美意识形态，更渴望“完形文化”理想审美意境；而受中国奴性文化传统困扰，在中国现代化后发国家文化现实的冲击和牵引下，中国性别诗学又尤其强化公民③女性主义实践，挪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首在立“女性—公民”，“女性—公民”立而后凡事举，当然与此同时也是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④；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汇通中，中国性别诗学更是一种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理论或实践，其理论境界高标，深信不仅是女性，由双性构成的世界要想得以救赎，保有自然、社会等全面的生态平衡与和谐，这才是人类明智的审美态度。在恐怖主义阴云密布的今天，全球化视域①中的人们似乎尤其需要这一共识。中国性别诗学的现实针对性也许集中表现于此，培植人类的文化公平、公正意识，真正体现双性“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追求自然、社会行为的多重生态平衡，这是中国性别诗学主动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建设性站位：“和而不同”。
其三，本论题圈定在1985-2005这一看似“炙手可热”的时间域，以中国大陆性别文学及其研究为史料，自有其深意。作为中国性别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亲历者之一，我认为伴随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新时期理论新潮而来的性别诗学，其由不明晰到明晰、由冷淡清静到热闹非凡的过程，正好说明它自身拥有顽强的理论生成能力。还因为，当一茬一茬的新潮文学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性别诗学在众声喧哗中俨然悄无声息地现形，其可圈可点的方面实在太多，实在是不允许本论题信马由缰，无的放矢。比如：1）回答中国性别诗学形塑过程中如何输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2）如何反映在不同审美主体的理论建构中，造出新的血液，产生自己的“宁馨儿”？出现了怎样的排斥与变异反应？3）全球化视域中的本土化中国女性性别诗学如何脚踏实地，行在途中？等一系列问题时，1985年至今这一时间段，中国性别诗学从萌芽到发育成形、到茁壮成长，恰好与之同步，其实际运动的情形和成果，最能以该时段丰富多彩的实例表征和验收。通过大量阅读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新中国女性受惠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代大氛围的熏陶，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规先在地赋予了中国妇女平等的权利，其实中国在女性主义问题上，并未大面积出现过度影响的焦虑症，没有患上群体失语症，中国女性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自然、社会的性别突围（少数知识女性精英或还处于人生阅历平面化时期的都市时尚女性们的另类体验那是另一回事，绝大多数中国普通女性有着自己的性别复杂经验，那是一种“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总的文化政治格局下的中国式反应。具体有待文学文本分析，与西方性别诗学的发展轨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另外，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来看，一方面思想理论界“八五新潮”已成为学界约定俗成的共识；另一方面，“‘九五’世妇会”成为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全方位亮相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前后各10年，中国性别诗学无形到铸型，别具本土形态。
其四，本论题将力图避免现有的性别诗学研究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精英主义姿态。如：仅限于关注几位具备得天独厚条件，行走在中西女性主义理论圈子的先锋们的研究成果，无视客观存在的、大量的、看来不那么起眼和权威（实际并非如此）的学术实绩，这些其实同样也是本土学人在借异域之思的同时，根据自身性别体验，开拓中国性别诗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不可小觑；又如：一方面高呼平等，反对歧视，一方面又习惯于仰赖计划经济体制下畸形生成的媒介层级权力，惟所谓“国家级”“权威级”出版物马首是瞻，形成与“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相悖的新的歧视和不平等。本论题在力尽所能搜索相关资料后发现，学术历史发展的情形同样也有一个遮蔽“边缘”与反“中心”遮蔽的有趣过程。恰如20年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成就，其实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也许并不完全在于被目前女性主义学界奉为圭臬而被反复征引的那些版本或文本。当然，仅注意所谓权威出版物专著或所谓名杂志、名出版社译、论文，那自然是最省事和取巧不过的了，但如此一来，这种精英化女性书写行为与女性主义审美意识形态初衷难免大相径庭。由于媒介权力无形的作用力，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或理论的构形，往往同操持话语者的身份和地位密不可分，掌控一定媒介权力的人，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将立于边缘的思想编织成自己的宏大体系，再通过权威渠道撒播开来，从而摇身一变为自己的撒播行为申请到“专利号”，这同样堕落成为一种被女性主义所不屑的“谁朝圣，谁受益”新型文化专制样式。20世纪“文革”十年媒介权力一统江湖而导致畸态文化谬种流播的情形，已是国人沉痛的教训。何况，少数精英的声音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庞大的女性族群，传媒时代都市时尚女性的经验并不意味整体中国女性生态，即她们的书写历史并不真切反映中国全体女性的历史和未来。因此，我以为，如果要想真正寻绎中国性别诗学真正如何发生以及如何深化，更生动和更原生态的东西也许还散落在，林林总总的边缘的或主流的出版物那零零碎碎的文字中，那是进行性别文化语境还原的一种基本的也是本真的方式。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研究之所以有其鲜活性，一般而言，正在于其个人独特体验的不可逆、不可模仿性。在于“原夫作诗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为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叶燮《原诗》）。为此，本论题将以大量第一手资料——1985年至今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论文和专著的阅读为依托，以一些也许并不“经典”的性别诗学文本及女性主义文学文本为分析素材，精心“拼帖”各式各样的呈现了中国原生态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碎片或断片，还原本土化的中国性别诗学多元样式，从中自然导出结论部分：在全球化视域中，中国性别诗学是一个不乏个性风度、不乏生机活力的参照方。既有西式的“延异”和“痕迹”，也有中国化的“道可道，非常道”，其“越界”①的无限可能性已使其意义伸向四面八方，但愿有一天，成为一种内化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政治正确与否”或社会风化的审美标尺之一。
另外，全球化是一种能使“世界文学”得以成为现实的正在当下发生着的事实，面对这样的进行时，文学理论如何回应？显然，研究在中西文化传统互动中发生的中国性别诗学，那是无法绕开“全球化”这一被詹姆逊认为是“定义模糊”，但又的的确确在“不断扩大影响的那种现象”的[4]（p410），因此，中国性别诗学作为一种难免同样“定义模糊”，但又的的确确在“不断扩大影响的那种现象”，其论题的展开，也会是在全球化视域中进行的。
而值得欣慰的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理论的科学阐述，从而使其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妇女运动实践的基础和指导思想，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内容不断得到升华，使其实践意义远远超出了理论本身”[5]（p3），严格说来，中国性别诗学的理论建构正是一种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实践活动，既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基础，受其指导，又在实际活动中不断“添加能量”。这恰是中国性别诗学，既与西方女性主义相关联又相区别之核心所在。
二、“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得以成立的理据何在？
首先，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研究现实需要理论升华。
考察中国现有的女性主义研究，好不奇怪，竟找不到以“中国性别诗学”命名的专著或论文，大多要么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有的是分历史时期，这类研究成果最多；要么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转译、转述评介——这类成果也不少，原因是什么？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女性主义诗学学术园地？或许原本就不存在性别诗学命题？还是由于其边缘化学术处境让从事这项研究的人理不直气不壮不敢命名业已存在了的性别文学事实？有文学即有性别审美现象，如《诗经》。但性别诗学显然是较晚才出现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性别诗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女性主义的传入，女性写作现象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一方面是由于几代女性文学批评家的辛勤耕耘，有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学术成果。应该说，只有到这时，文坛才真正一改过去的男性批评一统江湖的局面，或明显改变了由“五四”时期仅让男性代言的情形，真正自觉地使性别与文学联袂，以逐渐成熟的女性主义面貌展示了理论和批评的风采。
至于性别诗学研究，可以说还是国内外女性主义学界正有待努力的研究方向，是女性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必然出现的新领域，是一个对以往女性主义深入系统总结的理论升华的过程，呈现出超越性别二元对立，冲破女性主义自设的樊篱的新理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在国内，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可以算是20年来第一部以“性别诗学”命名的专著，但它依然只是多个作者相关论文的集合，而且同时引入性学视角并倚重性别的生理属性（sex），这又与本论题关注基于生理之上的社会性别（gender）有所不同。
林树明在2000年第1期《中国文化研究》发表题为“性别诗学——意会与构想”一文，论及如何超越性别二元对立来研究文学，蕴藏升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良苦用心。
笔者2000年6月1日在专著《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后记中提及“性别诗学”关键词，它是在作者长期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因为，笔者步入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是由于敏感于性别身分，尽管同样是受过高等教育，同样面对社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但她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说，社会评价标准和运作秩序，并不利于女性智慧的发挥，除个人才情的差异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女性社会性别的障碍，既有社会习惯势力的，也有来自于女性性别天然地感性生存世界的。文学研究，正好成为她展开个人体悟性别文化问题的原野，是一种不错的自我解惑的人生道具。早在80年代末，一篇题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简述——兼论建立女性文艺学的可能性”（《社科情报》1988年第12期）文章，就已有意从文学理论、史、批评三个方面构思女性文艺学。但限于中国文学史的女性失重现实，所思显然偏重女性自然性别。但她坚持认为，由女性自然性别出发，必然指向性别的相对方，男性，并溢出性别，指向社会全体，以及由此牵引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重的文化生态，这些再与其作为一名“出村进城”的中国公民尴尬的生存经验相纠结，那么，一路走来，中国式公民女性主义思路得以自然呈现。
检索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9-2005），输入“女性主义”关键词，得相关文章91篇（时间是2005-03-25），绝大部分是关于历史、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而涉及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不过寥寥数篇，也都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女性作家作品研究之类，如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屈雅红《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研究》等。林、陈著作着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于也是性别诗学系统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则没有纳入；屈的论文只是纯粹的女性作家作品研究。应该说，这些论著都隐含有性别诗学研究的元素，但还未能形成关于性别诗学的系统认知。输入关键词“性别诗学”，则“无相关记录”。
在国外，据初步考察，英语著作以“性别诗学”命名的也只有一部会议论文集，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推出的“社会性别与文化”丛书之一“the poetics of gender”.该书包含有非女性主义的内容。
因此，中外性别诗学都还不是以完善的学科形态出现的。如此情形，只能从已有的性别诗学理论和实践来分析，看来，“性别诗学”的确还处于建构进程中， 是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浮现的，尽管目前可以说是还处于学科的无名状态，是与行进中的“女性主时义诗学”有关但更具性别包容性。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2004期刊论文，输入一些关键词，得如下简表（时间是2004年12月8日）：
女性文学 604 女性文学研究 30
女性文学理论 3 女性文学思潮 1
女性文学批评 19
女性主义文学 107 女性主义文学研究 1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2 女性主义文学思潮 2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46
女性主义 840 女性主义研究 16
女性主义理论 19 女性主义思潮 4
女性主义批评 50
女性主义诗学 6 性别诗学 6
性别文学 4 性别文学研究 2
由上所示，不难看出：
a． 中国学界关于女性主义（840）、女性文学（604）、女性主义文学（107）早已有所重视，其覆盖面之广，令人欢欣鼓舞。特别是女性主义，不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哲学、文学、历史、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广告电视等方面颇多探讨，而且已开始波及自然科学界如化学、建筑学等层面。更不用提，在西方，全球方兴未艾的生态环保主义，正是由女性科学家似乎母性本能的敏感，而大力倡议的。如众所周知，女科学家卡森在上一世纪60年代推出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力排众议，在当时学界显示了看似那么“不合时宜”却又极为难能可贵的生态觉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愈来愈突显其前瞻价值。
b．在中国，关于性别诗学的术语依数量多寡分为以下四组：1）女性主义（840）、女性文学（604）、女性主义文学（107）， 2）女性主义批评（50）、女性主义文学批评（46）、女性文学研究（30）， 3）女性主义理论（19）、女性文学批评（19）、女性主义研究（16）， 4）女性主义诗学（6）、性别诗学（6）、性别文学（4）、女性主义思潮（4）、女性文学理论（3）等。我以为上面这种数量变化关系，其实已经反映出如下规律：
一方面，中国学界对性别诗学的反应态度是“暧昧”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另一方面，面对文学中大量存在的性别事实，特别是女性文学现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界其实又并未沉默，一开始起点便较高，有着十分本土化的性别反应形态：
其一，重视以自然性别为标记的女性文学研究，体现中国女性主义的中和之美。
其二，20世纪末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集束亮相，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较女性文学批评相对发达。这是西方女性主义的“授—受”文化关系发生后的互动反应。
其三，在中国学者眼里，女性主义诗学也就是性别诗学（数量相等），原因是中国并没出现声嘶力竭的大规模女权主义运动，有的只是在审美意识形态中，隐藏在宏大制度结构后面看似“微不足道”却意义深邃的性别反应，所以“女性意识”是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尤其偏爱归档的审美形态。
其四，从无名到女性文学，到女性主义文学，到性别文学，再到三者各自命名，直至参与文学这一共名，性别将作为一个重要维度顺理成章地去考量一切文学形态，以致“性别诗学”得以构形，并网罗学界现有的歧义丛生的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的命名，这将是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的一种可能的多元样式，是独特的学术景象，不必拘泥于“像”与“不像”这类以西方性别诗学为中心的学术价值标准。
其五，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批评、女性文学理论、女性文学研究这组术语是以纯粹自然性别为出发点的，在“性别诗学”中将随着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深入人心，而作为“性别诗学”的子系统概念存在；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思潮、女性主义研究等术语，则由于其本身属于非文学的范畴，而不成为性别诗学系统中的主导概念，将只是作为其学理背景的相关术语而存在。如此一来，“性别诗学”大系统中真正核心的术语应该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至于“性别文学”一词，虽然目前来看似乎有些来历不明，在现阶段使用它也未免有些画蛇添足，但从其界定来说，它完全可与“女性主义文学”通用，是以自然、社会、文化等多维性别因素作为基点来进行文学理论归类，并且终有一天随“女性主义文学”一词的消亡而消亡，仅以“文学”之名而存在，就如同性别诗学取代“女性主义诗学”的情形一样，但是这还只是漫长的乌托邦设想，事实上，在现阶段，女性主义诗学、性别诗学有时间上的先与后之分,情感上的认同与排斥之异,具体研究中的女性侧重之特点。
其次，从比较诗学理论源头来看，“中国性别诗学”自然而然地生成于人类多样化的文学实践活动。厄尔·迈纳早就告诫后来者，通往比较诗学的路径多种多样，他说：“文类当然不是比较诗学的唯一基石。一种单一的阐释是错误的。我相信，文类的阐释是很有用的，但如果把它视为唯一的阐释就未免失之偏颇，甚至大错特错。”[3]（p11）那么，也就是说，从一种基于性别的文学研究入手更全面地理解文学的属性，也理所当然是比较诗学的题中之义。
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中，文学的性质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思想？或者换言之，那些主要的文学文化群落究竟如何构建其成体系的文学观？通常的回答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过响应其社会的、哲学的和观念的语境中存在的文学实践。本书的第一章便试图给出明确的解释。它认证当文学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学‘种类’或‘类型’的实践的基础上加以界定时，一种独特的诗学便可以出现。 [3]（中文版前言）
比较诗学的种种独立含义确实更多地来源于对用比较学者以及文论家们的实践活动，而非来源于对用比较方法建构的文学观念本质所进行的理论探讨。[3]（p1）
恰当而严格的定义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行的。[3]（p2）
——那么，着重从1985年至今的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研究情形入手，探讨其如何响应“社会的、哲学的和观念的语境”，构建了一种以性别为视角生发的文学观，认证文学也是可以在“性别”的基础上加以界定，这将是十分别开生面的。纠缠于本质主义的所谓性别诗学独立而确切的含义，也许并无必要。而关注女性主义文学实践，试图对这一文学文化群落“如何构建其成体系的文学观”，即在女性主义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种类”或“类型”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性别诗学”归纳，对中国性别诗学略微描图，这才是最根本的。而描绘中国性别诗学的地图，无疑离不开中国文学中的性别现象研究实践活动，近二十年的女性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显然是其最真切的来源。
对于这些问题的任何令人满意的论述都必定是跨文化的，比较式的。[3]（中文版前言）
我们已经看到了观念上的进步，否则，我的这项研究无法实现。我们的各种专业研究机构越来越注重我们大多数人还不太熟悉的那些文学（包括我们自身文化中潜藏着的文学），真正把它们纳入到了研究计划之中，不再只是把它们视为无足轻重的杂耍了。[3]（p12）
——受《比较诗学》一书的启发，可以肯定地说，性别诗学作为一种生成能力极强的诗学，已是一种风行学界的文化研究事实。性别问题在全球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历史、教育等诸多领域内有所映照，性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应堆的存在，已然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性别诗学更是一种“通过响应其社会的、哲学的和观念的语境中存在的文学实践”，是文学在文化社会性别审美实践的基础上加以界说。文学研究观念上的进步，可促使各种专业研究机构越来越注重我们大多数人还不太熟悉的那些文学①，真正把它们纳入到了研究计划之中，“不再只是把它们视为无足轻重的杂耍了”。
任何原创性都在于界定混乱棘手的问题并揭示出已知的例证的新颖之处。[3]（中文版前言）
——研究者必得有独特的例证，自己偏爱的构想，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爆发巨大的研究激情。这些是原创得以出现的动力。性别诗学面对的文学现象极为复杂，往往掺和在阶级、政治等领域内，隐晦而难辨。因此，关于“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的探讨，会是本论题的一个创新所在。
拒绝相信在不考虑特定时代或文化的条件下，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一样好。拒绝相信任何观念都同别的观念一样好，无论什么历史文化条件都可阐明。[3]（中文版前言）
——文化相对主义中的价值倾向性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何以对中国性别诗学的文化建设意义格外珍视，正是这种文化相对主义伦理偏好。因为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汇通中，性别诗学已是一种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理论或实践。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会颁给知名度并不高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是否就有世界性的共识？不仅是女性，由双性构成的世界在恐怖主义阴云密布的今天，尤其需要人道主义共识。性别诗学的现实针对性也许更集中表现于此。中国尤其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条件和鲜明的国情语境。
一种诗学的产生有赖于其他不同但独立的知识类型的存在。[3]（p19） …… 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还必须考虑到生产方式。[3]（p24）
——中西性别诗学的各自辩证运动也是如此？中西性别诗学的产生均有赖于它们寄生的不同知识类型和文化语境。事实上，“这里存在一种奇特的不平衡现象。 ……（西方中心之外另有一种现象）， 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系科的研究者们却被迫一直与西方文学研究现状看齐。结果是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而我们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很显然，我们中没有谁能够全部了解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学和诗学。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和诗学研究要求我们进一步拓宽想像力，因为过去习惯了的想像力远远不够。”[3]（p12）在中国，性别诗学的发生背景，不但有自己深厚的儒释道文化传统理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德者成和之修也。（《德充符》）“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在宥》）“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道不远人”“道在迩而求诸远”……，也有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后的涵融万有、海纳百川、立足于古今中外“睁了眼看世界”的博大胸襟。在西方，则一方面有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作底版，另一方面，到20世纪中后期，又有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独立王国的看东方之举。这样，中西性别诗学便有着各自有趣的风味，如克里斯多娃走马观花地见识的“中国妇女”，中国女性面对女权主义“狼来了”的小心翼翼。因此，相应地中西性别诗学的生产方式也各有自己的个性。对一些边缘文本的考查不难发现，中国性别诗学中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的独特品质，显现了异于西方的中国式的“脚踏实地”——从刘思谦、盛英、乔以钢的女性文学研究不难证之，惯于“文革”运动方式的中国人这次反倒摒弃了激进的文化革命方式，即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女权主义反抗运动形式，在思想领域，一些先觉者一开始就保持着兼收并蓄之心，从一些术语的陆续出台可知，如“女性意识”“双性和谐”“换装”“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研究”“社会性别”等。
对某一单个文类的重视可以说明别的文学何以会被忽略或者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人类以往的文化历史，中西方都对女性主义文学有所忽略，对性别诗学的建构不予重视，这种情形其实隐含了深沉的男权专制文化策略和隐蔽机制。
集体的意志以一些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限制了研究的取材范围…… [3]（p1）一种生成性诗学在历史上是相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的。[3]（p313）一个具有生成能力的诗学并不必然是明确的……每种诗学体系不可避免地都只是局部的、不完整的，因为可供利用的材料受到了限制。[3]（p25）
当我们竭力使一大堆混乱不堪不断变化的思想凝固，或仅仅视之为一些被删去的注脚时，我们便踏进了文学观念转变的历史洪流。当我们倾注一腔的热情，不无魅力地发明我们那转瞬即逝的理论时，时钟的秒摆已敲响新的一刻，日历已翻开新的一页。[3]（p3）
如果仅仅局限于一种文学传统，无论其多复杂，微妙和丰富都只是对单一的某一概念世界的考察。[3]（p7）
——对中国性别诗学的生成能力，如何发掘？它如何由不明晰到明晰？这或许正是我们研究中国性别诗学的出发点？是文学观念转变的第一信号，而在具体阐发时又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宜拘泥于中国一脉，毕竟性别诗学已是全球化视域中的有一定普适性的文化现象。虽然性别诗学显然不是基础诗学或原创诗学，但肯定也是有其原创质素的，是一种“在实践上是隐含不露的，……属于所有视文学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一种独特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文化”[3]（p7）的“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3]（p3）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首先是在文学叙事中亮相的，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中国性别诗学研究侧重： a·本土中国性别诗学， b·西方性别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这就要求该论题既要尊重性别诗学的基础性工作——女性文学研究，又要依赖性别诗学的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审美价值“越界”，正视性别诗学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意义。
三、中国性别诗学研究论题的理论预期和几个限定
（一）理论预期
从“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这一中国式审美感兴立意，参考《文学理论》、《批评的概念》等关于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者有机整体化的研究方法，借助《比较诗学》多元开放式的研究胸襟，中国性别诗学研究论题将尽量回答以下诸多问题：
一是弄清性别诗学概念系统。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研究的界定及相互关系如何，特别是弄清它们在性别诗学大系统中的分布情形，这有一定难度，但又是有理论突破意义的。什么是女性主义诗学/性别诗学？女性主义诗学与性别诗学的微妙关系，体现何在？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吗？为了赢得学理上的客观真理性，又有必要淡化“女性主义”而以“性别”取代，这将使命题更科学，更平和，不致时常遭遇情绪化的无味之争，客观上则使女性主义策略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得以实施。
二是确立一种中国女性主义美学品格。以“性别”取代“女性主义”出场在中国是迟早的事，因此这或许可解李小江之于“女性”、“主义”的困惑，但应避免做成一本糊涂账。
三是说明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的多元内涵是什么？何以会内含自然的、政治的等多重文化生态平衡关系。性别诗学为什么是一种极有生成能力的有价值的诗学？指出中国性别诗学的土生、再生或新生所在。
五是中国性别诗学如何对世界负责？已有迹象表明，西方女权运动、性解放、家庭解体等影响世界的事件，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应和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节律的，作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文学的性别文化建设如何作为？即阐明中西性别审美精神的共相性以及全球伦理意义：“和而不同”，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性别诗学何为？
（二）几个限定
为什么说性别只是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
一望而知，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论题，它将一改以往诗学大体是仅由男性言说或由男女言说性别缺位的文学理论的情形，以性别为视角为人类1/2群体——女性的文学创造正名，跳出以往由男性单方面代言文学理论的圈子，以期在文学理论的建构中，确立性别这一可能的审美维度。有人也许会质疑，这可能吗？但是我以为，不用担心，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性别文学事实，早就在召唤一种新型理论的出现，一般来说，大量创作现象发生之后，必有理论的跟进，20多年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性别文学的实践，正呼唤着理论的出现。需要说明的倒是，为什么说“性别”只是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我以为这恰是为了防止研究的绝对化，毕竟个人才情等其他方面的差异同性别差异如何区分，始终还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人类现实难题，审美维度其实可以有多种多样，如过去常见的政治、阶级的等。性别只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现在我们之所以将性别维度浓墨重彩地勾勒出来，决不是一时的标新立异，正因为它是被以往的文学研究忽略了的一个。
另外，在性别审美领域，男性、女性或者男女双性的，应都允许存在，建构性别诗学，包容所有“经由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直接经验”，不失为一种“有好处的”最佳方式。下面不妨以这样三首“庐山诗”形象地解释这种有趣的情形：
第一首：苏轼《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第二首：《无名氏涉东坡原韵》（一）
观花扪石转千峰
山内风光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不在山中
第三首：《无名氏涉东坡原韵》（二）
阴晴变幻阅群峰
山外山中景不同
欲识庐山真面目
置身山外更山中
第一首表明男性的和女性的双向性别审美维度，所观之物成岭成峰，远近高低，皆因审视的角度而有异。这时观察者的自然生理、心理性别都化入了被看的风景，这时对面相见不相识，实乃身不由己，置身山中，难以超拔，此一意境；第二首则单单以女性审美维度审视他性——“扪石”，或仅仅以男性审美维度看她性——“观花”，这时，他性或她性展示的“风光”殊异，毫无疑问，是生理上的或社会心理上的差异，导致各自不在对方的“山中”，有距离感，此二意境；第三首，跳出自身性别审美维度，遍览群峰，男性的女性的，男女双性的，无或超性别的等等，这时，山中山外，任意流转，又是别一意境。三首诗三重境界，并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审美意义上的“庐山”本真面目，原本就是因人、因性、因情殊异的。性别诗学，正是要打破性别尊卑层级定于一尊的美学神话。
因此，中国性别诗学研究论题只是将性别作为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也就更能达到目的。
为什么选这样一个时间段？1985—2005中国大陆
其一，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的“1985年”新潮，几乎成为人文学界的共识。1990年第7期《社会科学动态》（p8-12）熊忠武《新时期文学思潮述评》一文谈到，在经历了哀思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人文文学之后的文坛，曾一度出现混杂、流向不明的阶段，表现在先前的“文学集中力量、共同突破的现象消失，这时出现作品思想力度、气势有所减弱的倾向，以至文学失去突破阶段的那种轰动效应。另外，由于这时的文学探索主要体现在艺术手法、技巧方面，所经文学的整体形态尚不成熟……这些都说明，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变革势在必行。1984年底到1985年初，繁复的文学创作开始再度明朗起来，出现几大文学潮流互补共存、互荣共进的新局面。”（如寻根文学、中国式现代主义、通俗文学、纪实文学、新写实主义等），本论题所及女性主义文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先是翻译，是一些零星的女作家作品研究，之后，“九五‘世妇会’”在中国召开，对中国性别诗学的建构更是推波助澜。“九五‘世妇会’”之前，还是中国有否女性主义之争？之后则热闹非凡、蓬勃发展了。
其二，性别诗学的学术生命力显然是很强的，这从“女性主义”已发展成为学界显学的事实可证之，它已在哲学、历史、经济、法律、文学、教育、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涉及，我以为它在文史哲、社会学领域，相对来说影响要大一些。目前加入性别研究的学者已越来越多，尤其是女性学者。
其三，1985-2005正是中国性别诗学“闪亮登场”（现象兴盛）之时，大抵可以1986年波娃的《第二性——女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浮出历史的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在台湾出版、同年胡敏等人译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年世妇会在中国召开，江泽民宣布男女平等是中国基本国策之一这些个标识性事件分期探讨。为论述方便，框定20年这个整数，目的是使本论题在展开时有所依凭，梳理材料时也不致因“战线”拉得太长而有蹈空之嫌。
性别诗学的理论使命在于：它是一种逸出文学的全球文化政治——性别/女性主义审美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已经超越女性自身和文论,一如珍妮薇·傅蕾丝所说：“也许思考性别的困难来自一贯混淆解读层次的做法。人们以为谈论的是政治权利，然而却插进了关于男女两性的本体论思考。人们思考当代女性主体包括从人身保护到公民资格的问题，然而却不能不导入文学描述的历史。人们思考哲学上性别的相异性，但却迎头碰上妇女受排斥的现实问题。”尽管如此，珍妮薇·傅蕾丝仍自信地看到：“我会觉得看到一束春天般绚丽的亮光出现在一幅男人统治一切的灰暗色的单色画面中。”[6]（p1-2）本论题正是一次从性别审美意识形态切入的文学研究“越界”行动，但无论如何，文学研究始终是其呈现或实现“越界”的根据地。因为，把珍妮薇·傅蕾丝的话逆推着说，那么，本论题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性别诗学研究的复杂情形也许还在于：思考双性本体论，却以为谈的是政治权利；考察的是文学中的性别文化问题，不料又要从女性—公民意识说起。
总之，如果说性别诗学是一种从对双性（侧重女性）性别文化历史和现状思考出发，推而广之与全球文化伦理正义相关联的前景看好的文论。那么，“中国性别诗学”则是应对了“全球化”文化生态现实，又打上了鲜明的本土色彩的个案文化诗学研究之一，它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对世界负责。它不会乞灵于任何权力中心的认可，是从边缘视野出发的文化生态之一，但又不以边缘自居；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每个人都自由而全地发展”终极目标的显学，但不会标榜中心，权威化。它混融生成于历史、现在和将来的人文生态中，一方面肯定文学中有性别，另一方面向往目标高格的性别审美意识形态价值取向。
本论题对一个正在行进中的事物做学术上的清理，原本就是一件繁难的事，但却是具有一定的理论迫切性和现实针对性的工作，不乏深长意义。
参考文献：
[1]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m].北京：中央编绎出版社，1998
[4]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仝华，康沛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珍妮薇·傅蕾丝.两性的冲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① 本文提及的“性别”一词，一般而言，是指包括自然生理的、社会的等多重性别内涵；“文化”一词，是泛指意义上的人文化成，包括物质与精神等多个层面。
② 从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斯宾诺塞《伦理学》到康德《人类学》，都是将妇女与受排斥的社会少数群体并列。
①关于“意识形态”一词的概念辨析可参考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371—在387，本文取其中性的界定。
① 用“性别”替代“女性主义”相对来说会让双性都容易接受些。
②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绎出版社，1998年版，p12，以下所引此书，只以页码标识相区别。
① 详情请参见王政《妇女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一文，《越界——跨文化的女权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193。
② 我以为那是典范的西方文化心态，并不切合中国人的本真心性，何况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业已开始反思激进的女权主义策略有效性诸问题。而且，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的200年历史，充满了血泪，其进步是靠女性主义者们一点一滴取得的，有的被砍头，有的进了疯人院，有的自杀。中国女性主义100年来的历史，一开始就离不开男性的声援，所以，虽然也有阻碍，但相对平缓些。
③ 与专制传统意义上的子民、臣民概念相对，意指能够自我承担的，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或集群，很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理想蓝图的设计要求。
④ 这里的“人”显然明确地指向由双性构成的健全的“公民”。
①关于“全球化”，可参考杨伯溆《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一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讨论和定义全球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超越，这就意味着国与国之间边界的削弱甚至消失。而萌发全球化的土壤是离散社会和消费文化。对中国来说，如果我们不能较快地使大多数人富起来，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不着眼于中国创造，而是只停留在中国制造这个水平上，就不能真正地出口反映我们自己文化层次上的东西。那将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终结，或者说民族文化的终结。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女权运动、性解放之类都是全球化历史建构的进程之一，那么由此笔者以为，如何面对未来全球城市中“经济公民”“虚拟人”建立的“商人共和国”，如何有效地介入由全球化导致的世界性社会关系的建立，重构不以私利为原则的意识形态等，便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挑战和现实难题。因为，“马克思虽然对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强劲的发展、世界性社会关系的建立和创造复杂的个体等方面持肯定态度，但对于它一切从私利出发来组织这些活动表示强烈谴责。他认为，如果一切生产都以私利为原则，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世界社会关系的建立，都只会阻碍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历史运动。”（p25）。本论题“中国性别诗学”恰恰在这里似可找到其对世界负责的立脚点，动态地建立一种新型的、人性化的性别审美意识形态：提倡人际（性际）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
①详解请参见王政《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认为，女性主义实践有着建设人类文明秩序的良好初衷，它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也将反省全球化的阴谋，致力塑造文化中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女权政治不是其终极目的。
① 如：那种在性别文化身份认同中潜藏着的文学。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中国已有南开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招收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