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蒋先生谈到人类最早的审美意识产生于与认知有关系的劳动实践,更谈到人的劳动的目的性(意图､意志),指出人“要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他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造世界,使之更符合自己的心意｡当客观世界符合了主观的心意,于是就产生出一种满足感和愉快感｡这种满足感和愉快感,就是人类最早的审美意识”｡这种最早的审美意识的产生当然与人的整个实践活动也包括认识活动密不可分,但这并不是混淆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论文联盟http://而是在揭示人的审美意识如何在实践活动中,在与现实的各种实用关系中逐步发生､逐步独立出来的历史过程,这种审美的意识和感情“虽然从实用当中产生,但它在实用的性质之外,另外具有审美的性质｡原始人爱美的本质和天性,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5]｡这实际上是从人类学角度揭示出人如何通过劳动实践,从实用的人历史地生成为审美的人(主体)的｡这样一种对审美关系发生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描述,难道与混淆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有一丁点儿关系吗?我们还要顺便指出,章文作为批评蒋先生混淆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的根据是对“认识”的理解——“因为认识了现实对实践的肯定,认识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优越性而感到美”——也十分可疑,这里所谓的“认识”跟哲学认识论的认识含义大不相同,其实就是上文所引蒋先生说的实践结果符合人的心意而产生的“满足感和愉快感”,这基本上是一种感觉,而不是认识｡以此理由指责蒋先生,不但是张冠李戴,而且表明作者对认识､认知的基本含义是含糊不清的,也表明其对批评对象缺乏认真､严肃的研究,往往先将自己对对象的曲解强加给对象,然后加以鞑伐｡这种态度是极不可取的｡
　　此外,蒋先生对审美关系特点的概括同样表明他对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的严格区分｡比如,他说“审美关系是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和现实发生关系,人的本质力量能够得到全面的展开｡人的本质力量是多方面的,包括马克思所说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活动､爱’等等在内”｡这里多种多样“人的本质力量”当然包括认知,但远远广泛得多,也主要不是认知,而且,它们只有在全面展开､作为一个整体来和现实发生关系时,才形成审美关系｡再如,他还认为人“是通过感觉器官来对现实进行审美活动的”,“其所发生的关系,主要的就不可能是理智上的认识､意志上的行为”,而只能主要“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感情关系”,在审美中,人的理智､认知和意志等因素都转化为情感与现实发生关系并具体展开｡[6]以上两点,同样把审美关系与认知关系清楚地区分开来了｡
　　其次,蒋先生也没有混淆认识论的自由与审美的自由｡他虽然认同审美自由来自实践,跟认识论的自由即对客观规律和必然性的认识､掌握和实践中的运用有密切联系,但他并没有将两者混为一谈｡他肯定审美自由要以认识论的“外在的自由”为基础,“但仅仅有外在的自由还不够”,“还得有内心和人格上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内心不自由,不能自觉地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主体｡他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审美的心态”[7]｡这里,审美的自由更多来自“内心的自由”和“自由意志”,而不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对审美这种发自内心的“更深一层的自由的含义”,蒋先生又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展开具体的阐述:一方面,“从内容上看,我们欣赏美的对象,不是要满足物质的需要,而是要自由地展示人的本质,取得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通过美的对象“反映我们心灵的愿望”,以表现出“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美的形式要受对象的物质属性的限制”,但是,“美的形式并不在于物质形式本身,而在于通过某种物质形式自由地表现出或者制造出心灵的形式”｡十分清楚,蒋先生的这两方面说明,证明他心目中的审美自由不但不同于认识论的自由,而且恰恰是对认识论自由的内心超越和精神升华,是超越现实利害､趋向无限的自由｡这一点在蒋先生对美感内涵的论述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他说美的形象“除了能够给我们带来愉快感､满足感､幸福感和和谐感之外,还应当能够给我们带来自由感｡比较起来,自由感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8]｡
　　由此可见,章文把“审美自由与实践自由是同一的”观点强加在蒋先生身上是毫无道理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蒋先生的审美自由观已经开始突破和超越了认识论的自由观(章文关于“实践自由”的提法不准确)｡
　　我们还要强调的是,蒋先生不仅没有将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相等同,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开始了对认识论美学的突破｡比如他的美感论就是如此｡如同把美放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加以审视一样,蒋先生也把美感放在这种关系中加以考察｡他在美感论一开始就对美感作了如下的总体性概括:“如果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客观对象上的自由显现,那么,美感则是这一本质力量得到对象化或者自由显现之后,我们对它的感受､体验､观照､欣赏和评价,以及由此而在内心生活中所引起的满足感､愉快感和幸福感,外物的形式符合了内心的结构之后所产生的和谐感,暂时摆脱了物质的束缚后精神上所得到的自由感｡”[9]显然,在蒋先生看来美感与美相互依存,两者密不可分｡美感“离不开美,但范围要比美更为广阔､丰富和复杂｡这就好像光,虽然来源于火,但却不等于火,而且要比火更为丰富和广阔一样”｡也就是说,“美”与美感相互依存,但美感比美更丰富､复杂､多样､变化｡蒋先生这个比喻已经明显地将美感与美的关系从认识论的思路中超拔了出来:美感已不再是对美的客观认识和“反映”,而是对美的心理层面的感受和体验;在认识论视野下的美感只能对纯粹客观的“美”加以认识和反映,在范围上不可能超过作为对象的美,而只能“小于”美,而在蒋先生审美关系说中的美感,则比美更丰富､广阔,换言之,“大于”美｡
　　蒋先生还进一步提出了美与美感相互创造､互为因果的“循环”说｡他说,“美本身在不断地创造中,它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美感就是创造美的主观原因｡这样,美感又成了创造美的原因之一｡它们二者相互循环,我们很难说,有了美就产生美感”,也可以说有了美感才产生了美｡正是这个“循环”说,成为了蒋先生冲破认识论哲学框架的一个重要“突破点”,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从哲学的认识论和思维的逻辑顺序来说,是先有存在后有思维,先有物质后有意识,先有美后有美感;但从生活和历史的实践来说,我们却很难确定先有那么一个形而上学的､与人的主体无关的美的存在,然后再由人去感受和欣赏它,再由美产生出美感来｡我们只能说:美和美感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实践的过程中,它们像火与光一样,同时诞生,同时存在｡”[10]
　　显然,在此,蒋先生使“美感”超越了传统美学中被看作对客体美的符合､反映的认识论意义,获得了与“美”在关系中共存共进的新定位｡
　　
　　美论:开始摆脱本质主义的思路
　　
　　章文还就蒋先生的美论提出以下诘难:“蒋孔阳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是世界的美’,‘美在创造中’等几个命题,这与哲学美学的逻辑要求不符｡哲学命题应该达到思维的最抽象层次,几个命题并列,表明其美学理论并没有达到对美的本质的最高规定｡”显然,章辉博士并未真正理解蒋先生此举的深意:蒋先生已经开始怀疑究竟能不能仅仅用一个抽象命题给出美的本质的最高规定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研究思路｡他从不同角度､用几个命题并列来讨论美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特质,表明他关注的重心已不是寻求“美的本质的最高规定”,为美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不变的定义｡恰恰相反,蒋先生借助这种多种命题并置的方式实际上正是尝试突破本质主义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