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直至1850年，美洲大陆仍普遍存在着两种水火不容的环境理念，一方面是欧洲殖民者长期抱有的“人类独尊”思想，即人与自然并非平等共生，环境理所当然处于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印第安部落 “天人合一”的生态传统和泛灵信仰。因而，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洲大陆上的欧洲移民与印第安土著之间，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观曾展开过一场拉锯战——前者为了掠夺辽阔土地上的森林、动物和耕地而战，后者则为坚持其朴素的环保传统而战。
关键词：自然；环境历史；和谐共存；泛灵信仰
众所周知，环境历史是对大地母亲过去经历的总结，关乎人类与自然环境千百年来的和谐与冲突，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如何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对美国早期环境史的考察，应追溯至17世纪。在美洲印第安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欧洲殖民者“人类独尊”生态观激烈碰撞的历史场景中，现代人能够重新感知美洲印第安人所遵循的朴素环境观，进而明白，不管是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在后现代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永远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石。
一、“天人合一”与“人类独尊”生态观的碰撞
关于“人从何而来”这样一个既简单又深奥的问题，印第安人族群世代流传着如下说法：天地之初，两名女婴最先从一块名叫“什卜”（shippu）的地里生长出来，“思想女神”精心呵护着这对小姐妹，谆谆教导她们要感恩赐福的太阳，并将其分别命名为“玉米部落”之母和“太阳部落”之母。［1］45由此可见，印第安神话亲近自然，贴近大地，且富于创造性地把人类生活形象地比拟为植物的生长。Www.11665.cOM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始终相信，不论是从地里发出的玉米新芽还是从母亲子宫里分娩出的婴孩，都无一例外地来自地下的另一个世界。难能可贵的是，普埃布洛人对待男人和女人均一视同仁，认为他们各自拥有其与生俱来的财富和神奇力量，进而构成了既独立又依存的二元微妙关系——正如玉米种子之于雨水，两者缺一不可，才使得人类得以在这个绿色星球上常住常往，生生不息。这一思想倒与我国道教的“阴阳”理念不谋而合，即一切现象均为矛盾与互补的综合体，他们尤其强调天地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反之则不利于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而印第安阿科马(acoma)部落也有类似的阴阳观念，即太阳代表男性，月亮代表女性。
就美洲印第安人的迁徙史而言，其祖先约在公元前50 000到20 000年之间，涉过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冰区，进入北美洲大陆；后来他们穿过由北冰洋向南延伸的无冰通道直抵现在的加拿大、美国境内。约公元前9 000年，这些亚洲人终于抵达了太平洋沿岸。这些前哥伦布时代的北美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居住地看作是不容置疑的神圣的宇宙中心。米克马克人（micmac）的生活地域自成一个生态系统，他们对环境生性敏感，对所有生物一并存有同情之心；在这些被欧洲殖民者斥之为“野蛮人”的印第安人眼里，植物、动物、岩石甚至遥挂天边的星宿并不是被自然规律左右的冷冰冰的“物体”，而是与他们共生、共存、互惠的自然界的“同伴”。在印第安米克马克族群中，主司祈雨的“酋长”和作为阴阳世界交流的中介——“巫师”，威望颇高，因为族人只有指望他们与天地沟通才能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人合一，共同力促生态系统处于一个良好的平衡发展状态。
欧洲殖民者从一踏上新大陆开始就有意无意地将印第安人逼迫到了弱势地位。面对欧洲强势文化的入侵，由于缺乏有识之士对历史进行真实而详尽的记录，印第安文化日渐式微，土崩瓦解亦在所难免。起先，淳朴的印第安人还对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示好，教他们如何建房、耕种、狩猎等实用生存技巧以度过北美寒冷而漫长的冬季；但是，这些土著居民用良知和善意换来的却是欧洲人对自然界的肆意破坏，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白人倾巢而出，烧荒、伐木、狩猎、开矿，破坏植被，浪费资源，为所欲为；而印第安人自己却被驱赶到日益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劳作，朝不保夕。
几经周折，英国人于1620年在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建立了殖民地，9年之后，马萨诸塞殖民地也随之建立。17世纪的新英格兰人崇尚基于4“f”思想的“资源掠夺型”经济：即把森林( forest )、皮毛( furs )、鱼类( fish )和农场( farms )一并收入囊中，直至榨取其最后一点价值。他们是这样一群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新教徒( wasp )：勤劳肯干，追求自由，我行我素，富于幻想，而美洲的大发展正迎合了他们不顾一切攫取利润的心理取向。
随着欧洲市场经济体系逐渐介入美洲人的生活，市场竞争、自我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等新兴观念便迅速席卷了殖民时期的美国社会。欧洲殖民者天真地认为美洲地大物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他们强调的“人类独尊”思想更加剧了定居者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殖民经济的大发展对新大陆的环境保护而言无异于自戕——这股恶性膨胀的生态冲击波所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野生动物种群减少、森林砍伐量增多等恶果在东部地区日趋显现。到1800年前后，新英格兰的风光已与昔日欧洲旅游者的迷人描述大相径庭了：殖民地的重工业生产区，到处是是鳞次栉比的高大厂房，尘烟滚滚，噪声隆隆，垃圾遍地，哪里还有当年阳光、绿地和清流的影子？新英格兰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已被活生生地拖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洪流，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19世纪初的美洲见证了印第安人自发环保实践的无奈终结。
二、两种生态观碰撞所引发的环境危机
纵观17、18世纪的北美大陆，狩猎，特别是对海狸、水牛和鹿群等动物的狂捕滥杀，俨然成为了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欧洲人刚踏足美洲的时候，北美大陆约有6000万只海狸。海狸同人类一样，属哺乳动物，它们全身是宝，尤因其皮毛在欧洲备受青睐，即使远在大洋彼岸也不免招来杀身之祸。春夏季猎杀海狸时，设置陷阱即可奏效，而冬季的猎杀过程通常要繁琐一些，欧洲猎人们先是拿着利斧在事先选定的几十处海狸可能藏身的地方破冰，然后再放猎犬追赶猎物直至逮获；然而，如此肆意妄为的猎杀行动多数时候却并非只是为了充饥——人们想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才是海狸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长期对海狸无节制的捕杀并没有引起欧洲定居者的足够重视，按照其“一切为了发展殖民经济”的惯性思维，环境所受的破坏性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严格控制海狸捕杀数量以及限定其狩猎季节等生态保护政策的最终出台却是19世纪初的事情了。
相反，作为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历代印第安人却从未对海狸的种群构成过任何威胁，因为他们始终坚持这样的生态原则：人们狩猎只因果腹之需。印第安人保持着一系列世代相传的狩猎仪式，旨在与海狸等猎物有心灵的交流，这无不透露出美洲土著为保持与动物界的和谐相处，对所捕杀的动物表示敬意和祈求宽恕的良苦用心。在米克马克人心里，狩猎不是人类对动物界的战争，更不是单纯地为了获取食物或追求利润而对其进行的疯狂掠夺。鉴于此，他们从未囤积过海狸皮，够吃够穿也就满足了。米克马克部落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因而断定动物能与人沟通交谈，进而心灵相通。印第安人与自然能达到如此超脱的和谐境界让我们这些奢谈环保的现代人委实艳羡不已。
水牛，同样是狩猎者的选择，当然也难逃欧洲人的掠杀。秋天是这些移民外出打猎大量捕食，以备其家庭冬日享用的日子。北美洲水牛在其繁盛时期曾数次出现迫使火车运输中断整整一天以静候这些庞然大物悠然自得地跨过铁路线的壮观场面。然而，随后被大肆捕杀，其量之大，数以百万计，难怪仅仅几十年以后，水牛便遭遇濒临灭绝的悲惨命运：1833年前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再也寻觅不到水牛的踪影了。［2］126此情此景令人深思：白人在庆幸他们开始了新大陆迈向人类开发的第一步，而印第安人却在为此撕心裂肺地哭泣。没有了自然界的朋友、同伴，印第安人顿失生活的依靠，甚至连吃饱穿暖都成了问题；殊不知，那仅仅才是这些原本北美大陆的主人无法直面的惨淡人生的开始。
众所周知，北美大陆的另一大资源是森林。据史书记载，由于英国欲壮大其远洋航行队伍，扩充其海外领地范围，因而国内对海船的风帆等木质构件的需求量猛增，从而使新大陆的木材生意顿时兴旺起来。黄金时期，英国法律曾为此明文规定：美洲白松专供皇家海军使用。新大陆的林木量在刀砍斧劈中随之骤降，这甚至引起了殖民地日常柴火价格上涨之虞。然而，森林原貌的恢复无奈是漫长的，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欧洲移民乱砍滥伐所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不已：当地气候多变，水蚀和风蚀作用加剧，土壤龟裂，排水不畅，洪水肆虐。幸而英王于1730年颁布法令，禁止对北美森林的破坏，违者予以重罚。［1］77
广袤无垠的森林曾被看作北美大陆扩大农业生产的一大障碍。到17世纪末，50万hm2的林地已被辟作农耕用地。诚然，移民都是新大陆土地的开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均以农业生产为生。以南方为例，庄园主已开始使用奴隶劳动种植适宜的经济作物——棉花。1850年前后，近一半的南方棉田由于疏于管理、过度使用、频遭棉虫危害等主客观原因，已无法再进行耕作。虽有法律条文明令要求彻查这一危及南方农业的天敌——棉虫，但收效甚微，南方棉农遭遇产量和数量上的滑铁卢在所难免，这便是那些经济作物的耕作者们对土地的无情掠夺所造成的恶果。对耕地这一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再次向人们昭示了19世纪北美洲的生态危机已积重难返。
在1849年的美国西部，淘金热已逐渐开始升温。印第安人的泛灵信仰终于和多数18世纪的欧洲移民关于矿业的想法有了可喜的交集，他们都相信岩石、金属是有生命的，是其生长的土地孕育了它们。按常理，人们应该更细心地呵护它们；但这一良好愿望并不能改变人们一夜暴富的畸形心理，背井离乡，蜂拥而至是他们追逐利润的最好注脚，西部从此变得满目疮痍。加利福利亚是水力采矿的重灾区，其下游居民对此怨声载道：采矿后留下的废弃物大量涌入萨克拉门托河和旧金山湾，河谷地带的农民更是深受其害，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向地方法院起诉过这些山里的水力采矿者。直至19世纪后半叶，水利采矿才被明令禁止。一哄而上的西部采矿业终于在人们的指责和咒骂声中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农业生产者也随之在加利福尼亚取代了采矿者，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
尽管淘金热给整个殖民地的经济、农业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是它带给印第安人的却是深深的痛楚。西部印第安人的生活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们无法狩猎或捕鱼，因为几乎所有的猎物都已被驱逐出了矿区，鱼类又因水源污染而大量死亡。悲伤失望之余，印第安部落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宿命的神话故事：一旦印第安人从地球上消失了，天神就将从北方引来滔滔洪水，所有白人无一幸免，因为这一切都是白人造的孽，需要他们自己来血债血偿；而印第安人的双手是清白的，他们无愧于大自然，无愧于心。总之，在印第安人看来，白人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留给土著人无尽的哀伤。
从欧洲传入北美殖民地的不仅有基督教，皮毛生意等新鲜事物，而且还有诸如天花等致命的传染病，这使对此瘟疫尚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无法招架，因而死伤无数。面对现实社会的困境，印第安人也不得不从祖先的环保传统中蜕变出来，以适者生存的姿态被迫适应欧洲移民带来的强势文化理念。像易洛魁( iroquois )部落，后来在与欧洲人的文化碰撞中，抑或直接受聘于狩猎贸易公司，抑或自己组队驰骋于北美大陆捕杀海狸用于交易。［2］176但是瑕不掩瑜，他们为了继续在这块弱肉强食的殖民地生存下来，对自身生态传统的些许叛离或许是淡忘精神痛苦和肉体创伤的一剂良药，毕竟作为真实的“人”而活着是其生存的底线。
三、结论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考察美国早期环境史，可以发现，19世纪中叶以前，由于欧洲移民和印第安土著都竭力坚持各自截然不同的环境理念，故在美洲大陆上曾展开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前者为了掠夺辽阔土地上的森林、动物和耕地而战；后者则为坚持其环保传统而战，他们始终坚信，人可以通过意念与自然交流以达到和谐共存的终极目的。尽管印第安人的环境意识还处于较朦胧的阶段，但他们至少使相关学者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并非是万物的中心。［3］因而，印第安人甚至被当今学者们誉为美洲历史上的“首席环保专家”。简言之，印第安人的生态观堪称美国早期环境史中的典范。
美国早期环境史启迪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生态观。从生物中心论的观点看，所有生命种群都是平等的，它们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在日趋扩大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大自然成为了人类心灵的避风港，以躲避席卷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不管怎样，人类终究还是大自然的子孙，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应珍视美洲印第安人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朴素生态观。
参考文献：
［1］carolyn merchant.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documents and essays)［m］.massachusetts:d.c. heath and company,1993.
［2］shepard krech ⅲ. the ecological indians(myth and history)［m］.new york：［s.n.］,1999.
［3］周晓来.美国女性环保主义初探［j］.科学学研究, 2001(3):38 -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