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胡适  基督教  佛教  儒教  社会不朽论  新宗教
　　论文摘要：胡适在留学期间和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有过密切来往，但是胡适最终拒绝了基督教。胡适把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却是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简单化处理，有着历史局限性。胡适吸收佛教文化中的牺牲精神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建构自己的人生观的积极文化因素。胡适以非信仰者的立场进行禅宗史的研究，把佛教研究纳入现代学术的努力，标志着近现代佛学运动的转型和佛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胡适把儒家的三不朽论转化为社会不朽论，提出了自己的新宗教思想，说明他看到了宗教对于现代民主自由社会的积极作用，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和有益的探索。
    胡适一生和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留学美国的时候，胡适和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有着密切往来，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和儒家思想的研究更是胡适一生学术中着意下力之处。研究和讨论胡适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胡适的文化思想和学术活动。
    胡适和基督教的关系，主要是发生在留学美国时期。1910年，胡适考取“庚款留学生”，前往美国绮色佳地区的康奈尔大学留学，负责接待这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是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据胡适自己回忆，绮色佳有各种不同的教会，大多数的基督教会都有自己的教堂。WWW.11665.com胡适积极参加了许多基督教团体的活动，参观和访问过犹他州的“摩门教会”，对摩门教会的许多学人和学生也产生了深刻印象。1911年的夏天，胡适还应约到弗洛达菲亚城的李科诺松林区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暑期集会。和基督教徒的直接来往，对基督教家庭生活方式的了解，以及对圣经的爱好，使胡适和基督教产生了一次强烈的心灵碰撞。在1911年6月18日的日记中，胡适记载道:
        第五日:讨论会，题为“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经课。father  hutchington说教，讲“马太    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十六节，极明白动人。下午绍    唐为余陈说那教大义约三时之久，余大为所动。自    今日始，余为邓稣信徒矣。是夜mr.  mercer演说其    一身所历，甚动人，余为堕泪。听众亦皆堕泪。会终有七人起立自愿为邓稣信徒，其一人即我也。fil(piso>
    考察胡适的日记、书信和口述自传，可以看出，胡适1911年6月产生宗教情绪，视自己为耶稣教徒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内在原因来看，当时正是暑假时期，胡适在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紧张的考试之后，内心处于一个短暂的空白时期。同时，胡适接到消息，自己的同学和朋友程乐亭不幸英年早逝。胡适前一年到北京去参加庚款留学生考试，曾得到过程乐亭一家经济上的帮助。程乐亭的去世，给胡适以人生无常的感觉，胡适还特意写作了一首长诗《哭程君乐亭》。从外在原因来看，胡适正应约到弗洛达菲亚城的李科诺山的山顶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暑期集会，“盖欲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怀耳”fl}(p151)。在这次集会中，胡适先后听了穆德以及从中国上海回美国的在华传教士李佳白等人的演说，而同时听演讲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徒。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对胡适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胡适自己又目睹了同学陈绍唐信仰基督教并受洗后，在言行举止上有了惊人变化，使胡适深信宗教具有变化人的气质的功效。这次的集会，组织者为了宣传基督教，又让一名名叫m~的美国青年以自己的富于传奇性的亲身经历进行现场演说，极具心灵震憾力。这些内外几方面的因素，再加上胡适在美国时期得到基督教家庭的友好接待，以及胡适与基督教徒的经常往来，使胡适经历了持续的心灵上的感动，产生了加人教会的冲动。
    胡适最终并没有板依基督教。1919年10月，胡适在他1911年6月18日的日记以及致许怡荪的信件的后面追记道:“此书所云‘遂为耶氏之徒’一层，后竟不成事实。"[1](p154)1911年暑假的这次行程，只是胡适接近和了解基督教过程中的一个插曲。1912年12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有人来与余言宗教事，甚有趣。余告以吾不信耶教中洗礼及圣餐之类，辩论久之，亦不得归宿。"[1](p231)1914年，美国人杰克森(henry e jark-son)把自己的著作《十字架之真谛》寄给胡适，要胡适阅读之后，回信谈谈读后感想。胡适在回信中说:“吾或许可算是一个一尊教的信徒，虽然吾从未表明过吾之宗教。耶稣如果不是作为上帝之子，而是作为一个人，那么吾将更爱他，更敬佩他。作为上帝之子，耶稣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卓越之处了。设若一个人像耶稣那样作为，那么从过去以及将来来看，他都是卓绝超群的。‑[1](p550)从人的身份而不是神的身份来理解耶稣之死，这表明胡适对基督教的认识已经非常理性化，已经彻底摆脱了他所处的美国教会的宗教氛围对他的影响。

    胡适一生坚持无神论的立场，其无神论思想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幻，但是他用来反驳和否定有神论的理论武器主要还是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说:“但在今日的中国，在宗教信仰向来比较自由的中国，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这样的自称并不算是武断，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证据的。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3〕胡适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更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正是科学逐步占领了佘教和迷信的领地:“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以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4] (p1- 25)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胡适坚决地站在科学派一边，并建立起他的科学的人生观理论。胡适的科学的人生观理论的目的，在于“建立现代科学生活的新信仰与新意识形态，用以改造社会，再造文明’’[5](p200-214)。胡适这种依托科学反对有神论的文化态度，和20年代中国社会上的反宗教运动尤其是反基督教运动，在文化潮流上是相呼应的。胡适把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立和破除的关系，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没有认识到基督教在促进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6]，从而把科学和基督教对立起来，胡适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免有些简单化，带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 
   与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不同，胡氏一开始就对佛教抱着一种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佛教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宗教，具有精深的教义，其哲学思想也十分深奥。但是作为一门宗教，佛教的精深教义和独特的名相分析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实在相隔太远。佛教强调方便说教，对于普通的信众它往往突出宜扬因果报应来吸引信徒。因此，在我国的普通百姓中间，佛教往往被庸俗化为偶像祟拜，与迷信和泛神崇拜棍为一谈，常常神佛不分。在早年胡适的家庭中，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不仅是自己念经拜佛，而且经常给胡适等人讲说目连救母游地狱、观音出家修行等故事。胡适看了《观音娘娘出家》全本连台戏，脑袋里装满了地狱的残酷景象。胡适的母亲也信佛，依照家乡的风俗习惯，胡适的母亲曾把他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有一年，胡适生病了，母亲又烧香许愿。地狱、念经、生病之后烧香许愿，这就是佛教留给早年胡适的印象，也引起了胡适对佛教的反感。佛教自身的庸俗化和迷信化，是促使胡适怀疑和否定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胡适尽管否定和排斥佛教，但并不是就没有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胡适的文化思想世界里，含有佛教文化的积极因素。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自称为“多神信徒”。胡适说:“我的神完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膝荐，使人寝处其上，搜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7](p284)从胡适的夫子自道可以看出佛教文化对胡适的影响，“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以及“吾亦欢喜施与”正是佛教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胡适所吸收。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胡适说:“佛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积极的人，如王荆公、张江陵之流，也可以从佛教寻出积极的人生观来。"[7]}})在佛教文化中，胡适所吸收的是“舍得”和牺牲精神。胡适曾经改写《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写唐僧取经归来，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召请过来，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都得以超生，唐僧的肉布施完了，自己也得以成为正果。胡适说:“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胡适还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7](p45)这是胡适的自我写照，也是胡适接受佛教文化中的牺牲精神并加以改造，从而建构自己的人生观的一个证明。胡适一生著作等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引进学理，传播新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一生致力于新文化的建设，在学术和思想等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是和胡适吸收传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有关的。
    在文化和思想上，胡适和佛教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他的禅宗史研究。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非信仰者的立场，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学者。胡适在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之后，即开始着手中国禅宗史的研究。胡适研究中国禅宗史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p世纪2p年代初期到抗战前夕。这一时期他撰写的禅宗史的重要著于肺.:《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坛经考之一(曹溪大师别传跋)》，《神会和尚遗集》，《禅宗在中国的发展》，《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跋日本京都挥川兴圣寺藏北宋惠听本(坛经)影印本》，《楞伽宗考》等。胡适研究禅宗史的第二个时期是2p世纪50年代。这个时期他先后撰写的著作有:《朱子论禅宗的方法》，《六祖(坛经)原作(檀经)考》，《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等。
    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神会和尚的生平，清理历史上从唐朝开始到北宋时期中国禅宗发展的情形，考察中国禅的建立过程。胡适通过对敦煌材料和日本发现的材料的考证和辨析，指出正是神会和尚的努力，南宗顿教才成为中国禅宗的“真宗”。胡适把神会和尚的努力，视为“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更大运动的一部分，可以正确地看作佛教内部的一种革新或革命”[g](p317)。胡适说:“神会本人系一个革命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中，佛教和禅宗方面的伟大人物，总以某种方式想着危险的思想，讲着危险的教义。‑[g](p31g)胡适指出:“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9](p314)胡适高度肯定早期中国禅宗的发展，认为这400年时间(公元700年到1100年)中的前150年是中国禅宗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是把印度禅转化为中国禅的时期。胡适说，这150年的时间，是中国禅各派大宗师的时代，是危险思想、大胆怀疑的时代。

    胡适的禅宗研究和佛教文化研究，立足点就在于以一个非信仰者的态度，遵照科学的观念，采用历史的方法来对佛教文化和禅宗历史进行研究。lol(pm一mo胡适的这种做法，去除掉了佛教作为一门宗教所具有的神圣性、神秘性，把禅宗的方法作为一门知识来看待，具有丰富的学术意义和思想意义。是胡适把佛教研究纳人现代学术的努力，标志着近现代佛学运动的转型和佛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
    胡适并不认为儒教是一个宗教。他说:“儒教并不是一种西方人所说的宗教。我在大学演讲，在这里说话，都曾尝试说明有过些时期是一个宗教—是一个有神论的宗教。但是就整个来看，儒教从来没有打算做一有神论的宗教，从来不是一个用传教士的宗教;儒教从来不做得仿佛相信它本身是完全靠得住的，儒教从来没有勇敢跑出去对那些非教徒讲福音。0}l7(r}s)胡适虽然认为儒教不是宗教，但儒教对胡适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是多方面的，具体到宗教思想方面，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一)以中国传统的儒教为参照系，在《儒教的使命》这篇文章里，胡适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宗教思想。胡适认为，作为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现代宗教，必须注意到自己的三个使命。现代宗教的第一个使命是做一次严格而彻底的自我考察，作为现代宗教首先是要“认识你自己”。胡适批评了基督教历史上的宗教迫害，同时非常推崇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孟子和儒家学者们，认为他们都有一种知识上的谦虚，因此儒家的思想家们从来都承认自己有可能犯错误，从来不赞成好为人师。现代宗教的第二个使命，就是对自身进行改革，不但要修改或是抛弃那些站不住脚的教义教条，还要改组每个宗教的制度和形式，甚至取消那些形式。在这一方面，胡适特别称赞了中国的儒教。现代宗教的第三个使命，就是要把宗教的意义和范围扩大，宗教和广义的教育是一致的，他们的作用都是要使人更加善良、更加聪明智慧和更有道德感。“现代世界的宗教必须是一种道德生活，用我们所能掌握的一切教育力量来教导的道德生活。”“凡是能使人高尚，能使人超脱他那小小的自我的，凡是能领导人去求真理、去爱人的，都是合乎最老的意义的、合乎最好的意义的宗教。,.}nl(r}9)胡适的现代宗教，其实是一种泛宗教，具有促使人道德向上的教义，而不具有任何强制性的组织和仪式。胡适的现代宗教，是宗教的伦理化、平民化和社会化，其实是一种取消宗教的宗教。
    (二)胡适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三不朽论，提出了自己的宗教观—社会不朽论。儒家典籍《左传》提出了三不朽论:立德、立功和立言，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官方意识形态，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不朽也成为后来中国儒家士人衡量个体在社会上和历史上的价值标准。胡适根据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吸收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不朽”观:社会不朽论。胡适认为，社会的生命，是一个有机的组织、有机的整体。任何个人，作为“小我”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数小我有着直接或是间接的联系，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有着互为影响的联系，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有着因果关系的。过去种种的小我，现在种种的小我，以及将来种种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绝，这便是“大我”。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功德罪恶，语言行事，都会永远留存在大我之中。社会不朽，大我也是不朽的，因此小我也会不朽。胡适所提出的不朽观，缺少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为了弥补这个缺失，胡适特意在道德上提醒自己:“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izl(}}一sss)这样，胡适的社会不朽论便在道德上具有正面引导意义。胡适的社会不朽论的提出，是在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中的三不朽论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胡适的“宗教观”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其他宗教的有益成分。
    对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现代宗教的三个使命的设想和对社会不朽论的提倡，体现了胡适文化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复杂性，是胡适对自己用科学来否定宗教这一明显存在偏颇的思想的必要补充。本文在前面指出过，胡适不信仰基督教和佛教，对于中国传统的人文宗教儒教，胡适也进行了改造。科学与民主，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胡适以科学来否定宗教，宣传科学的人生观，改造社会、再造文明的最终还是落在社会层面。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胡适的主要贡献在于:把自由主义由一种朦胧意向的文化探索推向自觉意识的思想建构;谋求在社会政治层面，而不仅仅是在文化学术的范围，展现自由主义的性格;进而在思想理论和行为规范上，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范型0"[13](p211 - 219)托克维尔认为，在自由的民主社会里，宗教理念的积极功能主要在于平衡过度的世俗取向。主张宗教的精神制衡，不单纯是一种功利观点，也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追求物质欲求和肉体享受并不会使人的生命感到完全满足，人性天生同时拥有对现世幸福的迫求和天国幸福的追求，否弃任何一方都是对人性的伤害。[ 14] (p453 - 459)托克维尔对宗教与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是建立在对基督教的观察基础之上的。胡适所设想的适应现代生活的现代宗教当然是针对全人类的，但是他的这种设想首先还是针对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而且在胡适看来，儒教比基督教更宽容，更尊重人性，所以胡适要以儒教作为他建立现代宗教的借鉴资源，他的社会不朽论要以儒教的三不朽论作为转化和发展的基础。当然，胡适指出了科学必然使得传统宗教节节败退，但是科学也使得新宗教和新道德逐步建立〔4] (p1 - 25)，这说明胡适已经观察到了宗教和现代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之间绝对不是截然对立的。胡适抛出他的新宗教，也说明他看到了宗教对于民主自由社会的积极作用。只是，胡适拿来调适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继承和转换儒教之后的新的人文宗教。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胡适文化建设思想的复杂性，胡适的文化建设更主要的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决不是所谓“全盘西化”。由于中国社会本身发展的复杂和曲折，更主要的是胡适自身思想深度的有限，胡适对于宗教和现代生活之间关系的观察和思考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和深人，但是毕竟他在这一方面已作出了可贵、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