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熊取胆”的争论中，我们常常听到支持归真堂的一方有这样的论调：“人类优先！”“人还管不过来呢，哪有精力去管熊？”在这里，支持活熊取胆者显然赋予了人类高于非人动物的道德优先性，然而从“人类优先”这个前提必然可以推出活熊取胆是正当的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①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对人类优先论是持反对态度的。参见笔者的硕士论文《动物解放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年。“人类优先！”这种表述是模棱两可的，人类利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优先于非人动物利益？人类的何种利益可以优先于动物的何种利益？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导致不同版本的人类优先论。要想知道人类优先论在活熊取胆问题上是否有效，就必须首先阐明不同版本的人类优先论之区别，然后再考察它们会得出何种实践上的推论。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不讨论那些认为动物利益没有任何道德重要性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在现实中，人类优先论者很少有人会宣称动物的痛苦没有任何道德重要性，他们大多认为动物利益具有某种道德重要性，但人类利益的道德重要性高于动物利益。本文仅讨论这种得到很多人赞同的人类优先论观点。“另外，本文不讨论人类优先论的道德哲学基础，本文既不支持、也不挑战人类优先论的哲学根基，仅仅对人类优先论立场进行一种中立的分析。” ①以此表明，它不能被用来为活熊取胆提供有力的辩护。
　　一、辞典式人类优先论
　　道德主体的特定道德行为常常会影响到多方利益，有时候这些利益是相冲突的，此时对该道德行为的评价就要求对多个受影响者的不同利益的优先性进行排序。wwW.11665.cOM在是否禁止活熊取胆这件事上，就涉及某些人的利益与熊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如果人的利益优先于熊的利益，那么这种优先性排序规则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采用不同的优先性排序规则，常常会导致不同的实践结论。笔者认为，存在两种基本的优先性排序规则。一种是辞典式优先（或称绝对优先），一种是加权式优先（或称权重优先）。与此相对应，我们可以将人类优先论解读为一种辞典式优先排序，也可以将其解读为一种加权式优先排序。
　　辞典排序式优先可以应用于对多个道德原则的排序、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道德地位的排序以及对不同种类的利益的排序。笔者首先用具体的例子分别对三种辞典式排序法加以解释。
　　排序法a：对不同原则的辞典式排序
　　一提起对不同原则的辞典式排序，我们首先会想到罗尔斯的《正义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将多个原则纳入了所谓的辞典式排序（lexical order）。[1]他认为立约各方在原初状态下将选择两个正义原则，其中第一正义原则辞典排序式优先于第二正义原则。作为第一正义原则的平等自由原则辞典式优先于第二正义原则中的差异原则，前者具有一种绝对优先性，只有当差异原则不违背自由原则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尽量实现差异原则；若差异原则与自由原则发生冲突，则我们优先遵守自由原则。
　　这种排序法让笔者想到时下很流行的一句女孩对自己男朋友的命令：“咱俩意见一致的时候，听你的；咱俩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听我的。”这句流行语很好地体现了一种对行为原则的辞典式优先排序法：在这里，女方的意见是绝对地优先于男方的意见，只有在不违背女方意见的前提下，男女双方的行动方可遵循男方意见；当男女双方意见发生冲突的时候，则二人的行动听从女方意见。
　　排序法b：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优先性的辞典式排序
　　①我们也可以将人类优先论ⅱ称为“双因素人类优先论”，因为它在结构上类似于动物解放论的“双因素平等主义”原则。关于“双因素平等主义”，参见杨通进著《走向深层的环保》，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96-97。辞典排序式优先可应用于对多个利益相关群体进行排序。例如，在差异原则那里，罗尔斯将受分配原则影响的各方分为两个群体：最不利群体和非最不利群体。罗尔斯利用辞典式优先对这两个群体加以排序，认为分配原则应当旨在将最不利者的利益最大化。分配原则应当尽量提高最不利群体的利益，直到它不能继续提高、或者使受益者脱离了该群体为止，只有在达到这种要求之后，我们才能去提高其他人的利益。
　　我们可以把这种排序法应用于人类优先论的主张。人类优先论者认为人类需要优先于非人动物的需要，如果这是一种辞典式优先，那么人类优先论者就划分了两个利益相

关群体——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然后让人类群体的利益辞典式优先于非人动物群体，这就意味着：人类利益具有更大的道德重要性，人类利益绝对性地压倒非人动物的类似利益。
　　排序法c：对不同需要之优先性的辞典式排序
　　辞典排序式优先可以应用于多种需要之间的排序。例如，我们可以把不同需要划分为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我们常常把免于剧痛和恐惧等归入基本需要，把愉悦、便利等归入非基本需要。这样，如果我们赋予基本需要一种辞典式优先性，这就意味着：我们首先应当尽量满足免于痛苦与恐惧等基本需要，然后在不损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再考虑满足愉悦、便利等非基本需要。例如，波普尔提出社会的首要目的应当是将苦难最小化，而不是福利最大化，因为“痛苦在重要性方面不能被快乐抵消”。[2]这种观点显然将免于剧痛和恐惧等需要赋予了一种辞典式优先性。
　　经过上述对三种辞典式排序应用的举例解释，现在让我们看看一种采纳辞典式排序的人类优先论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们把排序法b和排序法c结合起来考虑，则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人类优先论。
　　人类优先论ⅰ
　　人类的基本需要>人类的非基本需要>动物的基本需要 >动物的非基本需要
　　人类优先论ⅱ①
　　人类的基本需要>动物的基本需要>人类的非基本需要>动物的非基本需要
　　这两种版本的人类优先论都采用了对两个利益相关群体（人和非人）的辞典式排序以及对两类需要（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之间的辞典式排序，却得出了不同的排序结论。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我们用排序法a对后两种排序原则（即排序法b和排序法c）又进行了两次不同的二阶排序，对b和c赋予了高低不同的辞典式优先级。 优先论ⅰ那里，对不同群体的排序原则（排序法b）辞典式优先于对不同需要的排序原则（排序法c），即我们的道德排序法只有首先对人类和非人类加以排序之后，在不打破以上排序顺序的前提下，方可考虑进一步对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的排序。
　　在人类优先论ⅱ那里，对不同需要的排序原则（排序法c）辞典式优先于对不同群体的排序原则（排序法b），即我们的道德排序只有首先对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加以排序之后，在不打破基本需要优于非基本需要这个顺序的前提下，方可继续考虑进一步对人类和非人动物加以排序。
　　通过这种对辞典式人类优先论的排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并不是所有版本的人类优先论都可以被用来为活熊取胆辩护。如果我们同意将免于剧痛和恐惧归入基本需要，那么人类优先论ⅱ就可以被用来反对活熊取胆。
　　那么，人类优先论ⅰ是否支持活熊取胆？未必。因为要想用人类优先论ⅰ来为活熊取胆辩护，则仍需要其他前提：熊的基本需要与人的非基本需要是冲突的，且我们不可能在不损失人的非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化解这种冲突。禁止活熊取胆会给人带来一些损失，例如用于寻找熊胆替代品的科研经费损失、经济损失等，但是以上损失在长远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在我们这个具有仁慈文化的社会中，活熊取胆始终是一件让很多人揪心的事情，禁止活熊取胆可以让很多性情仁慈的人如释重负，这种心理舒适的收益有可能会压倒上述科研经费损失和经济损失。所以，由人类优先论ⅰ也未必可以推出“活熊取胆是正当的”这个结论。二、加权式人类优先论
　　加权式优先不同于辞典排序式优先，它不会对某个待排序项目赋予一种绝对的优先性。加权式人类优先论认为人类利益优先于非人动物的利益，但前者并不总是可以压倒后者，当非人动物的利益损失累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仍有可能在分量上超过人类利益。所谓加权式优先，就是对人的利益赋予一个更高的道德优先性权重，而对非人动物的利益赋予一个更低的权重。
　　加权式优先也可应用于对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的排序。重视基本需要的加权优先论认为，基本需要优先于非基本需要。但是它不否认：当非基本需要的损失累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分量仍可能超过基本需要。
　　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加权福利最大化函数来对加权式人类优先论加以精确表述，在这个函数中，不同种类的利益具有不同的价值加权，类似的利益若发生在不同物种的个体身上也会得到不同的价值加权。
　　假设人类利益的道德重要性2倍于非人动物的利益，则提高人类利益可以乘以一个权值2，提高非人动物的类似利益则需乘以一个权值1。再假设

基本需要的道德重要性3倍于非基本需要，则满足基本需要的价值可以乘以一个权值3，满足非基本需要可以乘以一个权值1。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优先性权值排序：
　　人类优先论ⅲ′
　　人类的基本需要（2×3=6分）>动物的基本需要（1×3=3分）>人类的非基本需要（2×1=2分）>动物的非基本需要（1×1=1分）
　　可见，根据人类优先论ⅲ′，一只动物的基本需要（免于剧痛和恐惧）的道德重要性超过了一个人的非基本需要（愉悦和经济便利）的道德重要性。但请注意，这个结论依赖于特定的权值预设。如果我们认为人类利益应得到更大的相对权重，同时又贬低基本需要的相对权重，那么我们就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例如，我们可以设人类利益与非人动物的类似利益的权重比值为3∶ 1（之前是2∶ 1），再假设基本需要与非基本需要之间的权重比值2∶ 1（之前是3∶ 1），我们可以得到一种不同的优先性权值排序：
　　人类优先论ⅲ″
　　人类的基本需要（3×2=6分）>人类的非基本需要（3×1=3分）>动物的基本需要（1×2=2分）>动物的非基本需要（1×1=1分）
　　根据人类优先论ⅲ″，一只动物的基本需要（免于剧痛和恐惧）的道德重要性低于一个人的非基本需要（愉悦和经济便利）的道德重要性。
　　看上去，人类优先论ⅲ′似乎反对活熊取胆，而人类优先论ⅲ″似乎可以为活熊取胆提供辩护。但答案没这么简单。我们不能拿人类优先论ⅲ′和人类优先论ⅲ″的权值排序来直接推导实践结论。因为加权式人类优先论的福利函数预设了利益是可比较的、可累加的，所以，我们不仅要考虑对利益和利益相关者的排序，还要考虑到受影响的各方的数量对比。
　　如果通过牺牲一只熊的基本需要，可以让多个人的非基本需要得到满足，那么即使熊的基本需要的优先性权值高于人的非基本需要，人类优先论ⅲ′仍可能会得出支持活熊取胆的结论。因为人类的受益个体具有数量优势，如果人的非基本需要累加起来压倒了熊的基本需要，则允许活熊取胆是似乎有利于加权福利函数的最大化的；但是，和上一节的讨论类似，如果我们把那些反对活熊取胆的仁慈者的感受也计入这个函数，则有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性情仁慈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熊胆消费者的数量。按照这种推理，则人类优先论ⅲ′和人类优先论ⅲ″都不一定得出支持活熊取胆的结论。
　　另外，加权式人类优先论还有可能得出一些人类优先论者不想看到的结论。人类优先论ⅲ″认为人类非基本需要优先于动物的基本需要，但是要想让一个人对肉食的需求得到满足，必须牺牲大量的动物个体，要以它们的痛苦、恐惧和生命为代价，所以即使单个动物的利益不如单个人的利益那么重要，但是通过大量个体数目的累加，动物的需求仍有可能压倒人类的食欲需求。而人类优先论ⅲ′认为动物的基本需要优先于人类非基本需要，所以它将比人类优先论ⅲ″更有可能得出素食主义的结论。
　　因为牺牲一只熊可以满足多个熊胆消费者的需要，所以加权式人类优先论有可能为活熊取胆提供辩护；但同样的理由却有可能得出素食主义的结论，因为要想满足一个肉类消费者的需要，需要牺牲多个动物。可见，这种累加式的计算方法一方面可以被用来为活熊取胆辩护，另一方面却也可以被用来为素食主义辩护。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类优先论者不希望看到的结论。所以，加权式人类优先论不是对人类优先论的最佳解读。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看到人类优先论可以被解读为多个版本，其中人类优先论ⅱ明确反对活熊取胆，而其他版本的人类优先论也很难为活熊取胆提供有力的、逻辑一致的辩护。
　　当然以上的理论分析并不一定能说服活熊取胆的支持者。因为在现实中，那些支持活熊取胆的“人类优先”论者的思维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人类利益和其他动物的利益之间总是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人还管不过来呢，哪有工夫去管黑熊？”持这种论点的人似乎在暗示，只要他们不被拯救黑熊的事情烦扰，他们就会腾出更多精力去帮助那些弱势人群。然而事实上，现实中很多高举“人类优先”口号的人未必为人类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相反，那些反对活熊取胆的人却往往是与人为善的。
　　帮助熊，还是帮助人？这其实并不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参考文献：
　　［1］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m]. rev. cambridg

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7-38.
　　[2] 卡尔·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全二卷）[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93.
　　（王珀，男，山东济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命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