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动物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还是文学艺术创作中，动物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人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物质和情感联系。但是，人类在与动物的相处中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澳大利亚学者布鲁纳（andrew brennan ）和罗叶子（y.s.lo）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对此作了总结。[1]
　　人类通常对动物做以下事情：
　　为了食品、纺织原料、毛皮、象牙、药材等屠杀动物；
　　为了乳制品、皮革、蛋、廉价肉食等繁殖、圈养和利用动物；
　　对动物实施长期禁锢或其他形式的剥夺自由以获取特殊的肉类产品或用于生化研究；
　　在科研、教育、药品测试、武器测试等活动中杀死或伤害动物；
　　通过射击、布陷阱、捕猎等方式杀死（剔除或根除）围栏或鱼塘中不想要的动物；
　　为了娱乐、体育运动等目的杀死动物（狩猎、捕捉等）；
　　将动物关在动物园、野生动物园、家里（作为陪伴者、宠物或展品）；
　　在农业、娱乐、交通、警务、战争等活动中剥削动物的劳动；
　　通过破坏自然栖息地杀死、伤害动物或使它们被迫离开；
　　在没有考虑动物因素的道路上驾驶车辆伤害或杀死动物；
　　为了各种人类利益繁育实验杂交品种的动物（漂亮的狗、表演翻跟头杂技的鸽子等）；
　　为了医学、农业和军事研究等进行克隆实验和繁育转基因异常动物。
　　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通常对待动物的做法，是人与动物相处时的常态，但这些做法似乎又与我们心目中人与动物间应该具有的关系和相处方式相距甚远，至少对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通公民而言，我们的道德直觉和基本的人道主义常识告诉我们，引起不必要的痛苦是一种恶，无论承受痛苦的是人还是动物。WWw.11665.coM就连动物福利运动的批评者w·c·科恩（witness carl cohen）也认同：“我们人类有一种普遍的义务，那就是行为要符合人道，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限制那些会引起不必要痛苦的对待动物的方式。” [2]
　　因此，尽管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很多残忍对待动物的事实，但是当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被公之于众，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之后，很多普通老百姓都加入了谴责残忍对待动物的行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动物保护主义者或环境主义者，当血淋淋的镜头展现在眼前时，道德直觉让他们对这种残忍对待动物的方式感到不安。
　　尽管研究当代动物伦理的理论家们大多主张从动物权利或功利主义的角度为保护动物提供辩护，但对于缺乏伦理学理论基础的老百姓而言，这些辩护显得艰涩难懂，很多时候甚至与他们的生活常识和道德直觉相悖。1983年，托马斯·希尔敏锐地发现了这些现代规范伦理学理论背后无法解释的道德不安，并由此开启了以美德为导向，从人的美德与品格的角度思考我们与自然界相处时所遭遇的道德问题的环境伦理学新方法。[3]
　　环境美德伦理旨在指导人们在追求人类卓越理想的同时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的共生，它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传统，强调以实践为导向和以行为者为中心，为保护自然环境提供道德行为者所具备的品质和性格倾向的解释。环境美德指向那些关爱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道德品质和性格倾向（disposition），相应地，那些破坏和伤害自然环境的品质和性格倾向就是环境恶德（vice）。就动物保护而言，仁慈、敬畏生命和生态敏感性这些人类的性格特征是我们关爱和保护动物所需要推崇的美德，而残忍、傲慢和麻木不仁则是人与动物相处时应克服和摒弃的恶德。
　　从15世纪开始，抗议活体解剖、斗鸡、纵狗咬牛、捕杀狐狸等毫无目的的残忍对待动物的行为的呼声就不绝于耳。17世纪以来，仁慈主义运动在英国兴起。早期仁慈主义运动认为，尽管大自然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但动物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作为最受宠爱和最强大的生命形式，人类有责任站在上帝的立场成为动物福利的托管人。仁慈主义主张动物能够感受痛苦，且能够被伤害。边沁（j. benthan）指出，一个有道德的人或有道德的社会应该最大限度地增加快乐并减少痛苦，当然也不能忽略动物的快乐和痛苦。洛克呼吁人们善待“所有活着的动物”，他指出，对动物的伤害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为残忍地对待动物将导致人性的暴虐。有些儿童“折磨并粗暴对待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小鸟、蝴蝶或其他这类可怜的动物” 。他认为这种行为应被制止并予以纠正，因为这样做“将逐渐地使他们的心甚至

对人时也变得狠起来”，“那些在低等动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寻求乐趣的人……将会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缺乏怜悯和仁爱” [4]19 。
　　孟子讲：“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无功利之心而施仁，可见，仁慈是人性中最基本的内容。“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慈是人道主义的基础，也是现代社会最被普遍接受的美德。就动物保护而言，仁慈地对待动物，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循着自己最基本的人性，以恻隐之心看待那些比我们弱小的生命，不给它们施加不必要的痛苦，同时对动物遭受的痛苦要有怜悯之情，反对任何残忍对待动物的行为，让动物们免受折磨，在拯救动物的同时也拯救那些施暴者扭曲的人性。
　　生命至善是拥有环境美德者的共识[5]，对生命的敬畏是我们审慎处理人与动物关系时重要的道德依据，也是一个人对待动物的重要美德。 早在1905年，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施韦泽（albert schweizer）就提出“敬畏生命”（reverence for life）的伦理命题。当时他在刚果的丛林医院行医，为非洲当地人看病。一次当他撑着小船从一条生机盎然的小河中逆流而上，一边思考着“人应该如何道德地与自然相处”这个长期萦绕他心头的困惑时，脑海中突然出现了敬畏生命这个词。施韦泽的母语是德文，他所感悟到的敬畏是德文中的ehrfurcht一词，指在面对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时所产生的敬畏或谦卑，敬畏生命就是对要保护、促进和完善所有生命都具有的生命意志。施韦泽曾明确指出，他所敬畏的生命绝不仅仅是人的生命。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道德的”[4]70。 命意味着适度的谦逊，与敬畏生命的美德相反，傲慢地控制和操纵生命是对待自然的恶德。现代主客二分的认识方法将自然彻底客体化、对象化。动物作为人之外的自然物，就像笛卡儿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感觉、无理性的机器，“它们像钟表那样运动，但感觉不到痛苦。由于没有心灵，动物不可能受到伤害” [4]18。对待这样无生命的“机器”，人所要做的就是认识、征服和为我所用。这种现代性自然观反映在伦理上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与自然的无涉。科学技术使得人类几乎无所不能，人类傲慢地、毫无顾忌地对待生命，控制和操纵动物，破坏它们的栖息地、人为改变动物的生活习性，甚至运用基因技术改变它们的生物特性。但在高傲的人类享受自己对动物看似无所不能的控制的同时，我们也制造出了人类无法控制的sars病毒和超级细菌。
　　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对美的敏感和欣赏是一个道德的人应该追求和发扬的优良品德。对环境美德而言，对大自然的审美敏感性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对自然界中动物、植物、山川河岳所展现的各种美和生机的感悟和响应是一个人关爱自然的重要动力。在自然界所有的美中，动物所具有的美是最生动的，动物所散发的勃勃生机和灵动之美总是最能在同为动物的人类中得到情感上的回应。
　　遗憾的是，对动物、植物和大自然所展现的美的感受力在很多人身上正逐渐减弱。现在的人大多生活在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活跃于虚拟的赛博空间中，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化的生存方式使我们越来越远离生机盎然的大自然，远离灵动的动物世界。生活在人工自然环境中的现代人对真正的大自然愈来愈麻木不仁，人们对动物的了解大多来自书本、电视节目，甚至电子游戏，对生态系统复杂关系的认知完全来自于书本和网络。人们对电视节目中灵动而又美丽的动物发出一声声感叹，然后接着在虚拟的世界里养鸡、照顾开心农场。除了宠物，绝大多数孩子对动物的认识就只剩下动物园中的那些圈养动物。与自然界的长期疏离造成人们对真实自然的麻木不仁，而这种麻木正是当下造成很多人难以走近自然的性格障碍。
　　环境美德伦理强调以实践为导向，在现实情境中，具有环境美德的行为人自觉地运用其在习惯中形成的道德定势和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实践智慧，对关涉自然的道德情形作出判断。电影《少林寺》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小和尚觉远救了受伤的小鸟，却不得不捉虫子喂它，这对觉远而言似乎是一道不解的道德难题，他只能凭着直觉以舍小保大的原则来应付。但对于一位具备深厚环境美德素养的人而言，这样的情形也许并

不难。由于行为人的道德定势是在长期关爱环境的习惯中逐渐形成的，其实践智慧是在与自然环境友好交往的生活中积累的，因此尽管行为人可能没有依据任何一条具体的道德规范，但有理由相信他（她）所作的判断是符合环境美德的。关于动物伦理的实践智慧，施韦泽也曾给予我们极佳的示范。在面对生活中要偶尔杀死其他生命的道德难题时，他的回答是，这样做必须是为了促进另一个生命，并且要对“被牺牲的生命怀着一种责任感和怜悯心”。施韦泽将这种责任感和怜悯心当做“伦理过滤器”来帮助自己在面对不得不牺牲另一个生命的难题时作出抉择。事实上，他的这种责任感和怜悯心就是长期以来固化在其性格中的道德定势，是指导他面对道德难题时作出符合环境美德的道德判断所需的实践智慧。
　　面对现实中的人与动物的关系，我们应以环境美德为导向，以一颗仁慈之心，怀着对生命的尊重，感受动物的活力与美，在与动物相处的生活实践中运用我们的实践智慧，扬善弃恶，从我做起，在关爱动物的同时提升自己的美德，在践行环境美德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幸福。参考文献：
　　［1］andrew brennan ,y s lo.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 durham: acumen publishing limited, 2010:41.
　　[2] carl cohen , tom regan. the animal rights debate[m].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5.
　　[3] 托马斯·希尔. 人类卓越理想与自然环境的保护[j].郭辉,译.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1）：18-26.
　　[4] 纳什. 大自然的权利[m]. 杨通进,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5] 菲利普·卡法罗. 梭罗、利奥波德、卡逊：走向环境美德伦理[j].郭辉,译.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35.
　　（郭辉，男,陕西西安人,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员，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环境伦理学、科技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