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王海强

　　[摘要]隋炀帝杨广喜爱江南文化，从他为扬州总管开始，便开始笼络南方佛、道界人物与豪族名流，使江南佛道文化获得极大发展；即位后更是创立科举制，开通大运河，重用江南人士，融合南北文化，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隋炀帝；江南文化；南北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57-02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一个颇具争议的封建帝王，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他是一个暴君，荒淫奢侈。然而其创立科举，开大运河，营建江都，促进江南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历史功绩是无法抹杀的。胡戟先生更认为，隋炀帝是一个“伟大的暴君”，①“他不可谓不轰轰烈烈的一生”。②
　　杨广很小就受到江左文风的熏陶，《隋书·柳辩传》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柳辩后，文体遂变。”成年后娶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玄孙女为妃子，而萧妃自小就学习江南六朝文化，具有很深的六朝文化涵养。《隋书·后妃传》载：“性婉顺，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侯。高祖大善之，帝甚宠敬焉……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加之杨广坐镇江都多年，因此，江南六朝的文化与风俗深刻影响了他。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未满20岁的杨广率50余万大军南下伐陈，并一举平定江南，结束了近300年的南北分裂，重新统一了全国。开皇十年（590）底，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在江南爆发。为平定叛乱，隋文帝派杨素率大军前往镇压，同时调杨广为扬州总管，“镇于江都，每岁一朝”。wWW.11665.CoM③开皇十二年（1592），杨广积极配合杨素的大军，迅速平定了江南。然而如何打破南北间隔阂，促进江南的繁荣与稳定呢？杨广打破“关陇本位”的思维模式，开始改变隋文帝在江南的政策。
　　隋朝时期，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有关隋炀帝对儒学的政策在此不加赘述，本文着重于隋炀帝对佛、道政策及江南人才的选拔与任用进而促进江南文化繁荣的研究。
　　一、江南佛教文化的发展
　　隋炀帝自幼崇奉佛法，他和兄弟在童年时都各有佛名，其中一个甚至想出家为僧。并且佛教是隋文帝及其妻独孤皇后共同信仰的宗教，隋文帝出生于寺庙之中，独孤皇后则有“妙善菩萨”的美称。
　　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对峙，使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而佛教认为人生本就充满痛苦，现世之苦是前世作孽之果，宣扬只有信奉佛法、积德行善才能逃离苦海，进入极乐世界。这正好迎合了人们渴望解脱的心理，南方信佛之风遂盛。杨广也深知佛教对劝善教民有很大帮助，因此，坐镇江都伊始就采取怀柔手段治理江南。如连续下令收集和重抄在战争中散落的佛经；在江都建佛寺与馆堂，设立四道场，即慧日、法云道场和玉清、金洞玄坛。其中，前两个道场属于佛教道场，后两个是道教道场。仅慧日道场就招揽了智脱、吉藏、洪哲、法轮、慧觉、慧乘等高僧。杨广在慧日道场立了《宝台经藏》，并亲自撰写《宝台经藏愿文》。杨广在江南设立的四道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宗教中心。与此同时，他还开始笼络佛教天台宗高僧智 。
　　开皇十一年（591）年底，杨广在江都给1000名南方僧人设斋席，迎接智 的到来。杨广尊智 为“智者大师”，智 赐予杨广佛号“总持菩萨”。智 回天台山寺院后，杨广与这位高僧保持定期通信，每次通信都虔诚地以“菩萨戒弟子总持”署名。对智 的要求，如停止拆毁原陈都中的寺庙、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打扰等都予以准许。《国清百录》收录两人的信件达71件，占全书收录信件的很大一部分，从中可以了解到杨广和智 的私交非常密切。由此，杨广对佛经有广泛的兴趣与真诚的佛教情愫。
　　此外，根据《国清百录》、《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著作记载，杨广还与括州、潭州等地的多位高僧积极交往，并“始于所居外援间立慧日道场安置禅师以下，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于内援建法云道场，安置潭州觉禅师以下。即建深善辄以咨，仰承相次，为营功德”。④迁都洛阳后，“于城内建慧日道场，延屈龙象，大弘佛事，盛传法轮”。⑤
　　由于杨广的推动，江南佛教文化获得极大发展。据隋僧法经《众经目录》记载，隋有佛经2257部，5310卷。
　　二、江南道教文化的发展[论文网]
　　鲁迅认为，“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来自民间并植根于民间。在崇佛的同时，杨广对道教的发展也采取了措施。
　　史载：“隋开皇十二年，晋王分陕维扬，尊崇至教。”⑥“至教”即道教。杨广对道士徐则很钦慕，为求道法给他写过信：“夫道得众妙，法体自然，包涵二仪，混成万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希能屈已，望披云。”徐则遂到扬州拜见晋王，只是当晚“寂然返真”。杨广知道后下书说：“寡人钦承道风，久餐德素，频遣使乎……未淹旬日，厌尘羽化，反真灵府。”⑦并派人将他安葬，“丧事所资，随需供给”。还下令画工给徐则画像，并“令柳辩为之赞”，供人观瞻。
　　除了对徐则敬重外，杨广对当时很多有名的道士也很欣赏。《隋书·徐则传》记载：“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异性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其中王远知出自江左高门琅琊王氏，是茅山高道、南朝“山中宰相”陶弘景的高徒，是江南道教的代表人物，杨广为晋王时曾派人据礼招引。杨广即位为帝后，对道教也很重视，“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⑧后于大业七年（611）派人迎接王远知到京师。杨广亲执弟子之礼，命王远知主持内道场的玉清玄坛。在王远知等高道的带领下，江南道教文化蓬勃发展，教理教义也越来越细致，信众也越来越多。隋炀帝还组织把佛教、道教等宗教的经典书籍，分类撰写目录并予收藏，编成了《隋朝道书总目》，其中道经337部，1216卷。
　　杨广推崇道教文化，除了道教是其个人的一种宗教信仰外，还在于通过道教来促进南北文化交融，笼络江南道教信众，进而消除江南百姓对隋王朝的敌对矛盾。他“借助佛儒作为沟通南北人心的联络渠道，稳定南人情绪，巩固统一局面，是成功的”。⑨

　　三、重用江南人才，促进南北文化融合
　　隋朝宗室勋贵多源自关陇贵族，隋代周是通过禅让实现的，因此，隋初大部分官吏都是北周旧臣或通过门荫获得官职。而江南地区为南陈故地，江南人才没有门荫或者特权，因此，入仕与晋升的机会基本上被阻隔了。而在隋文帝的核心领导层中，杨广是第一个打破“关陇本位论”注意保存江南文化的人。《隋书·经籍志序》记载：“平陈以后，经籍渐备。”钱穆先生说：“隋文帝平陈，以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万七千余卷。”⑩
　　杨广于藩邸时即开始大量选用有才华、有名望的江南士人，较著名的如刘焯、刘炫、薛道衡、王胄、虞世基、虞世南、潘徽、诸葛颖、庾自直、徐仪、许善心、姚察、褚亮等。《隋书·柳辩传》载：“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踢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这些人多是入仕或升迁不得之人。他们在杨广的组织下，编撰各类新书达1.7万余卷，整理古籍并抄留副本3.7万余卷。其中有代表性

的是江南学者潘徽等编纂的《江都集礼》，这部书对唐代的礼学影响很大。
　　炀帝即位后，创立科举，开通大运河，营建东都，改革音乐体系，还在大业五年（609）下令 “魏、周之官不得为荫”，11废除了魏、周、官爵门荫后代的旧制。
　　首先，开创科举为江南才子提供了公平入仕的道路。特别是明经，进士，诗赋的考试，使久习南学、诗赋功底深厚的江南人士具有很大的优势。隋以前的人才选拔制度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而科举制有利于民间形成刻苦学习之风，有利于江南文化的发展。据统计，北宋江南进士7869人，而北方仅789人。这么多江南人才的出现是源于隋炀帝创科举对江南士子的鞭策，大量人才的出现也必定带来江南文化的繁荣。
　　其次，开通大运河，为江南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物化支撑，即地理条件的便利。隋炀帝希望“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12“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13大运河的开通使南北联为一体，促进了南北文化、风俗的融合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大业三年（607）年，炀帝派使者访问赤土及征伐高丽所需的战船，都是江南人才设计建造的，这反映了江南科技水平的高超与文化的繁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促使江南四大都市即淮安、苏州、杭州、扬州的形成。尤其是扬州，逐渐发展成为与洛阳、长安齐名的国际性大都市并获得“扬一益二”的美称。江南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这些名人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
　　最后，融合南北音乐与国外音乐，形成新的音乐体系与音乐文化。杨广曾在仁寿元年（601）上奏请求牛弘、柳顾言、虞世基等江南人士创制雅乐歌词。杨广即位后仍积极吸纳江南音乐，同时也吸收北方音乐。史载：“四方散乐，大集东京。”14“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15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南北音乐的融合，同时对后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杨广从做扬州总管起，就开始针对江南特殊的形势，调整隋文帝的政策，崇佛尚道，笼络人才。即位以后，更是创立科举，开通运河，兼容南北文化。隋炀帝是江南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最有力推动者。从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隋炀帝的这些举措，顺应了社会经济、文化南移的发展趋势。
　　[注释]
　　①②⑨胡戟：《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⑦111213《隋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页、第72页、第79页、第86页。
　　④⑤清·严可均辑：《全隋文 先唐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8页、第65页。
　　⑥董诰：《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⑧《正统道藏》第18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⑩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2页。
　　1415《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626页、第5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