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赋辩体》之前的元朝赋论分为北方赋论与南方赋论。北方赋论上承金朝，对金朝律赋基本持否定态度，比较激进的一派如郝经等大力倡导和创作古赋，主张上溯楚、汉古赋，影响到祝尧“祖骚宗汉”的提出；温和一派如王恽等则把律赋当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对唐宋律赋颇为赞赏，希望革除金朝律赋弊端。南方赋论上承宋朝，对宋朝律赋也有批评，赋家普遍提倡和创作古赋，应是元廷恢复科举之后，如刘壎，其赋论以宋朝议论说理的文赋为古赋，在南方赋家中颇有代表性，这与祝尧对宋朝古赋的批评不同，影响到祝尧对古赋的“辩体”。
　　关键词：《古赋辩体》；北方赋论；南方赋论；元朝赋论
　　中图分类号：i206.2；1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2-0086-05
　　收稿日期：2011-06-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azw001）
　　作者简介：牛海蓉，女，河南灵宝人，文学博士，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祝尧《古赋辩体》之后，元朝“祖骚宗汉”，惟古赋是尚，但《古赋辩体》之前，元朝赋史的发展一直脉络不清。本文对《古赋辩体》之前的赋论进行钩辑与论述，分别说明北方赋论与南方赋论各自的特点及其与《古赋辩体》的联系与区别。
　　一、北方赋论
　　北方赋论家对金朝律赋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其中还有细微差别。刘祁、郝经、刘因等对律赋深恶痛绝，大力倡导和创作古赋，主张上溯至《离骚》楚词，王构也主张学习楚、汉古赋。这一点影响到祝尧。王恽、阎复等则把律赋当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他们欣赏唐宋律赋，希望革除金朝律赋弊端。wWw.11665.cOM
　　刘祁和郝经属于比较激烈的一派。刘祁在《归潜志》中多次提到金朝律赋取士的弊端。如：“金朝律赋之弊不可言。……其后，张承旨行简知贡举，惟以格律痛绳之，洗垢求癍苛甚，其一时士子趋学，模题画影，至不成语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喻，文风浸衰。”。又如：“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学者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瞢然不知。”再如：“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弊。盖有司惟守格法，无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陈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气、喜为奇异语者往往遭绌落，文风益衰。”。
　　郝经也不止一次地批判金末以来浮夸、藻饰的学风、文风，其中自然包括律赋的创作。如：“近世以来，夸毗者不务实学，骫骳芜秽，纤艳浮侈，枵然恣肆，以古为野；徼幸者干禄诡获，只务速售，破碎缀缉，无复统纪，以正为左……”又如：“天下已乱，生民已弊，无有为拯而药之者之士也，方相轧以辞章，相高以韵语，相夸以藻丽，不知何以尧舜其君民也。道其不行矣夫。”再如：“近世以来，纷纷焉求人之法以为法。玩物丧志，窥窃模写之不暇，一失步骤，则以为狂为惑。于是不敢自作，不复见古之文……总为循规蹈矩决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齐、梁、五季之际矣。”
　　虽然刘祁主要接续的是金朝“贞祐南渡”以后“士人多为古学”的传统，而郝经主要是把律赋当作金朝亡国余习加以排斥，个中原因或有差异，但都大力倡导和创作古赋。据王恽云，刘祁在科举失意后，曾弃律为古，创作古赋：“弱冠举进士，廷试失意，即闭户读书，务穷远大，涵（氵畜）锻淬，一放意于古文，问出古赋、杂说数篇，李屏山、赵闲闲、杨吏部、雷御史、王滹南诸公见之，曰‘异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腾誉之。”郝经从文以明道、文以致用的基本思想出发，针对金末以来“事虚文而弃实用”的流弊，主张以复古求革新。在《答冯文伯书》中，他自述为学精神：“自十有六束发学道，非先秦之书弗读也，非圣人之言弗好也。尝自诵曰：‘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以是而行之，殆六七年，《六经》既治，思有以奋然而复古也，于是作古文，不为流俗所为。”册至元三年（1266）春，他在宋仪真馆编成《原古录》一书，其意图即《原古录序》所说：“原古，所以正今也。”所选文章分为《易》部、《书》部、《诗》部、《春秋》部等4部，共72类。就辞赋而言，在《答友人论文法书》中，他所举出“能自得理而立法”的文章，“骚赋”方面即以屈、宋为法：
　　故先秦之文则称《左氏》《国语》《战国策》《庄》《荀》、屈、宋，……中间千有余年，不啻数千百人，皆弗称也。骚赋之法则本屈、宋，……中间千有余年，不啻数千百文，皆弗法也。

了实践辞赋复古的主张，他还编选古赋选集进行倡导，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郝经《皇朝古赋》1卷，其现存15篇赋也均为古赋。
　　上溯“屈、宋”的观点，刘因也有，其《叙学》云：
　　学诗当以六义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为辞赋，《离骚》楚词，其至者也。……至于作文，《六经》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学矣，《左氏》《国语》之顿挫典丽，《战国策》之清刻华峭，庄周之雄辩，《谷粱》之简婉，楚词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下此（宋）而无学矣。学者苟能取诸家之长，贯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袭麇束，时出而时晦，以为有用之文，则可经纬天地、辉光日月也。”从上文可以看出刘因的辞赋观：（1）辞赋是诗之流，《离骚》、楚词也是以“六义”为本。（2）论文从先秦止于宋，不及金朝，宋以下即“无学矣”。（3）“楚词之幽博”是学作文者应学习的，作文者应取包括楚词在内的“诸家之长”，融会贯通，做出经天纬地的“有用之文”。刘因现存4篇赋，均为古赋。
　　王构的赋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修辞鉴衡》中。《四库全书提要·修辞鉴衡提要》云：“所录虽多习见之语，而去取颇为精核。”如《修辞鉴衡》卷l“作赋”条：“山谷云，作赋须要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师，略依仿其步骤，乃有古风。”可见，王构欣赏有“古风”的楚、汉赋。这些尊《离骚》楚词、师汉赋的论述对祝尧“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的复古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
　　另外，刘祁所论“文章各有体”，各体之间不能混淆，对祝尧也有影响：
　　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然学者闇于识，多混乱交出，且互相诋诮，不自觉知此弊，虽一二名公不免也。就“律赋”和“散文”而言，律赋有律赋之体，散文有散文之体，不能混杂。这种“文章各有体”的观点直接启迪了祝尧，如其批判宋朝古赋“以文体为之”：“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则未见有辩其失者。……今观《秋声》《赤壁》等赋，以文视之，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恐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学者当以荆公、尹公、少游等语为法，其曰论体、赋体、传奇体，既皆非记之体，则文体又果可为赋体乎？” 　王恽和阎复也深知金朝律赋的弊端，但他们的态度比刘祁、郝经等通达一些。王恽的赋学思想体现于《玉堂嘉话》卷2：
　　作文字亦当从科举中来，不然，岂惟不中格律，而汗漫披猖，无首无尾，是出入不由户也。
　　后学虽不业科举，至于唐一代时文、律赋，亦当披阅而不可忽。其中体制、规模，多有妙处。可见，王恽认为：（1）恢复科举，以锻炼士子的文字能力。通过科举的锻炼，士子们的文章才能“中格律”、有规范。（2）即使士子不考科举，也要多读唐代的时文、律赋，体味其体制、规模。而且，王恽对金朝律赋的优秀之作也很赞赏，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他为金礼部尚书赵庭玉文集所作序：
　　予请而读之者数日，得辞赋、古律诗及杂著、乐府等篇若干首，其气浑以厚，其格精以深。不雕饰，不表襮。遇事遣兴，因意达辞，略无幽忧憔悴、尖新艰险之语。
　　阎复的赋学观点见于《谢解启》，这是北方赋论中难得一见的赋论专篇，兹引主要观点如下：
　　切惟辞赋之渊源，是乃古诗之糟粕。荀氏子发明其大概，宋大夫鼓舞乎后尘。英华秀发则洛阳少年，文彩风流则临印词客。自兹以往，作者寖多。摛章绘句者往往有之，操纸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孙绰擅声金之美，子云韬吐凤之奇；二班父子卓冠一时，陆家弟兄独步当世。莫不振金石铿锵之调，穷雾觳组丽之文。大而仁义讽谕之至言，细而鸟兽草木之多识。禁踰侈则有《东京》《西京》之作，辨时事则有《吴都》《蜀都》之编。或《上林》以讽其畋游，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虽未窥孔氏之门墙；宣德通情，亦庶几风人之旨趣。何此源流之降，演为举科之文。一变唐宋，尚余作者之典刑；百变金辽，无复旧家之风骨。拘之以声律之调畅，捡之以对偶之重轻。以窘边幅为谨严，以粘皮骨为亲切。描题画影，但知一字之工夫；抹东涂西，不觉六经之破碎。习非成是，以变为常。事驰骤者辄谓之荒唐，务雄赡者例云乎唱叫。虽子建胸中之八斗不得骋其才，虽

少陵笔阵之千军无以施其勇。然有司之获选，亦壮夫所不为。何承平历世而来，莫之敢指。盖侥幸一第之外，孰知其它。必待权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张之手。伏惟提学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学海宗盟。悯斯文重厄于秦灰，赞东国复修乎泮水。甄陶后进，殿最于春秋二季之间；鉴视前车，洗涤乎场屋百年之弊。俾削拘挛之态，庶还丽则之风。格虽守而必文辞之可观，辞虽尚而亦义理之为主。加程文律，度于古今骨格之内；取古今气，艳于程文规矩之中。自非卓尔不群之才，曷起褒然举首之选。这段文字主要表达以下内容：（1）辞赋乃古诗之流。（2）历数辞赋的流变轨迹。从苟卿发端，经宋玉、贾谊、司马相如，作者渐多。其中若孙绰、扬雄、二班父子、陆家兄弟乃名冠一时，这时的作品还不失“风人之旨趣”。至此以降，辞赋成为举场之文，唐宋时的辞赋“尚余作者之典刑”，至辽金，辞赋乃“无复旧家之风骨”。（3）着重批判前朝“辽金”辞赋的弊端。其弊端在于只重声律、对偶、章法、用字等形式，边幅窘迫，破碎六经，缺乏风骨。这种格律形式的限制已经严重束缚了作家的创作才情，但是行之既久，却习以为常，稍稍想不拘一格者反被斥为“荒唐”、“唱叫”。（4）历世以来，没有人敢批判律赋的弊端，士子除了以律赋“侥幸一第”外，不知其他。（5）金亡以后，有司仍然以律赋选士，自己虽然获选，但也像扬雄一样，认为律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6）希望革除“场屋百年之弊”，削除律赋“拘挛之态”，恢复赋作“丽则之风”，创作文辞义理兼备，既具科举程文形式，又具气骨的辞赋。可见，阎复亦深知金朝律赋取士的弊端，但他并不反对律赋本身，只是希望革除弊端而已。
　　二、南方赋论
　　南方赋论家对宋朝律赋弊端也有批评，如赵盂頫云：“宋之末年，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应，程文之变，至此尽矣。”一部分赋家在宋朝灭亡之后也变律为古，创作古赋。如林景熙，“少工举业，有场屋声，时文既废，倡为古文，发为骚章，往往尤臻其奥”。但南方赋家大量创作古赋，应是在元廷恢复科举之后，与朝廷的政策导向有一定关系。有赋论传世的有刘壎和吴澄，尤其是刘壎，其晚岁所著《隐居通议》卷4、卷5专论“古赋”，在祝尧《古赋辩体》之前是最有系统的赋论，也代表了南方赋家的普遍看法。综观刘埔对赋作的评论，其赋学观点有以下几点：
　　1.古赋之“古”不在于时代先后，而在于词、意之“悠远”、“高古”
　　江文通作《别赋》，首句云：“黯然而销魂者，别而已矣。”词高洁而意悠远，卓冠篇首，屹然如山。后有作者，不能及也。惜其通篇止是齐梁光景，殊欠古气。……直至李泰伯《长江赋》、黄山谷《江西道院赋》出，而后以高古之文变艳丽之格，六朝赋体风斯下矣。然文通此赋首句，虽千载之下不害其为老。江淹《别赋》首句“词高洁而意悠远”，李觏《长江赋》、黄庭坚《江西道院赋》“以高古之文变艳丽之格”。在《隐居通议》卷5，刘壎还收录了唐代宋璩的《梅花赋》以及后人效仿之《梅花赋》。可见，刘壎认为古赋之“古”并不在时代的先后，这与祝尧“赋以代降”、“祖骚宗汉”的观点有别。
　　2.“风骨”与“义味”当并重其“总评”曰：
　　作器能铭，登高能赋，盖丈章家之极致。然铭固难，古赋尤难。自班孟坚赋《两都》、左太冲赋《三都》，皆伟赡巨丽，气盖一世，往往组织伤气骨，辞华胜义味，若涉大水，其无津压，是以浩博胜者也。六朝诸赋，又皆绮靡相胜，吾无取焉耳。至李泰伯赋《长江》、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后风骨苍劲，义理深长，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刘壎论赋以“气骨”、“义味”并重，或称“风骨”、“义理”并重。邓国光先生在探讨“风骨”与“义味”时认为：“所谓‘风骨苍劲，义理深长’的古赋特色，实根植于悲情，风骨和义理皆本之而出。……风骨的苍劲，和义理的深长，乃是从悲怨之情自然流出。”其实不然，风骨的苍劲和义理的深长，不必仅从悲怨之情自然流出，悲怨之情只是体现“风骨”、“义味”之一端，其他情感也可以体现“风骨”、“义味”： 　　后汉王文考作《鲁灵光殿赋》、晋孙兴公作《游天台山赋》、宋鲍明远作《芜城赋》，……虽不脱当时组织之习，然孙赋则总之以老氏清净之说，鲍赋则惟感慨兴

废，王赋则惟颂美本朝，各极其趣者也。
　　欧阳公《秋声赋》，清丽激壮，摹写天时，曲尽其妙，《憎苍蝇赋》次之，用事写情，俱无遗憾。
　　东坡赋《山中松醪》有曰：“遂从此而入海，眇翻天之云涛”，句语奇健，可以见其胸次轩豁，笔端浩渺也。
　　东坡先生有《昆阳城赋》，殊俊健痛快。
　　山谷先生作《枯木道士赋》，深得庄列旨趣，……今得《御风词》（苏辙）读之，其旨趣正与《枯木道士赋》相似。
　　《丽谯赋》以寓颂规，辞旨精妙。孙绰《游天台山赋》“总之以老氏清净之说”，鲍照《芜城赋》“感慨兴废”，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颂美本朝”，欧阳修《秋声赋》“摹写天时”，《憎苍蝇赋》“用事写情”，苏轼《山中松醪》“笔端浩渺”，《昆阳城赋》“俊健痛快”，黄庭坚《枯木道士赋》与苏辙《御风词》“深得庄列旨趣”，傅自得《丽谯赋》“以寓颂规”等等，都不是“从悲怨之情自然流出”，但却“各极其趣”，“曲尽其妙”。可见，无论抒写什么情志，只要既具“风骨”，又具“义味”，就是古赋佳作，就可以“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
　　“风骨”一词，最早由刘勰引入文学批评领域，是一个包括语言、风格、意蕴等各种艺术因素在内的美学范畴。它要求文章刚健有力、思路畅达，达到一种一气呵成、完全没有斧凿痕迹的雄浑气象，以充沛的内力深深打动读者。刘壎赋论中的“风骨”与刘勰基本相同，他反对“组织”、“辞华”、“绮靡相胜”，主张文章“苍劲”有力。在具体评价赋作时，往往以“苍劲”、“陗劲”、“俊健”等词语说明“风骨”之特色，如评吴镒《义陵吊古赋》“殊苍劲有风骨”，“倘更锻炼而擎敛之，使归峻洁，则前无古人矣”。陈文定公《怀皋赋》“独清峭可爱”，黄庭坚《龙眠操》“老苍陗劲”，苏轼《山中松醪》“语奇健”、《昆阳城赋》“俊健痛快”等等。
　　“义味”则偏向于思想内容。李觏一生研精儒学，对当时学者不通经术而专以文辞为务深表不满，其文章多从儒家经邦济世观念出发，评论时政得失，提出救正之术。其《长江赋》描写长江，气势磅礴，具有“风骨”，但赋末却大评“时政得失”：
　　臣闻《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阴阳有消长，日月有蔽亏。在乎备之得所，则祸何能为伏。惟国家重西北而轻东南，臣何以知之彼之官也，特举此之官也。累资敛于此，则莫知其竭，输于彼则唯恐不支，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为贪为暴，为寒为饥，如是而不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诸夏，内也，为腹心；夷狄，外也，为手足。轻重之理.岂神明之所不烛？秦备胡而陈胜起事，唐戍蛮而庞勋肆毒。观其土崩之由，诚可为之痛哭！这就是刘蟪所谓的“义理深长”，但由今观之，却更像一篇奏议，在赋中出现这样大段的时政评议尤为无味。黄庭坚长于辞赋，其《悼往赋》《墨竹赋》等，均学《楚辞》而得其妙。刘壎所推重的《江西道院赋》语言流畅、笔力劲健，“风骨苍劲”，却大肆阐发仁善清简的治民之道：
　　吾闻风行于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于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岂可多为令而病民慢，自设险而病民诈耶？九转丹砂，铸铁成金。两汉循吏，铸顽成仁。我简静则民肃，我平易则民亲。今使高安之农，养生于桁杨之外。珥笔教讼者传问孝之章，剺耳锁吭者深春耕之耒。卖私斗之刀剑以为牛，羞淫祠之樽姐以养亲。虽承平百年，雨露渗漉，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而这“深长”之“义理”，在后来的祝尧看来，却是谷诸赋中……如《江西道院》《休亭》《煎茶》等赋不似赋体，只是有韵之铭赞。”
　　而刘壎认为“古赋独步当世，是谓大手笔”的傅自得的作品，从所选4篇赋来看，也有这样的特点。比如被他称为“辞旨精妙”的《丽谯赋》，其结尾云：“是用斟酌民言，式警有位。尚听兹哉，以福千里”。形同语录，却被评为“结尾数语，辞严义正，凛然《春秋》衮斧之意，读之令人慢惕。而被他认为是“旨深而辞畅”的《味书阁赋》却有这样大段的议论：
　　书之类也，百种千名。言之立也，异轨多歧。随吾所取，往往而有。至其合圣道之与否.则如十指之难齐。缔章绘句，抽黄媲白，味则关矣，而不适于用。譬之鸡肋虽勤抉剔，而不足以疗饥。老氏之清虚，释氏之超诣，味则高矣，而不协于极。犹蝤蛑瑶柱，食之爽口，终不免动气而嚬眉。申商刑名之学，仪秦纵横之说，味则奇矣，而用之有害。犹河纯野

菌，才一下咽。而腐肠裂胄之患已随之矣。惟《中庸》之诚，《鲁论》之孝弟，《大学》之德，《孟子》之仁义。食之有益而无损，咽之有信而无疑。可以泽肤，可以充腹。终朝不食，则枵然不知其所为。正犹菽粟之甘，太牢之肥。仁人之所先得，而古今之所同嗜。君子所以哺其膏液而鲜能知之者，所以为凡民之所归也。看来，刘壎论古赋还是宋人眼光，宋赋喜议论说理的特点是被他当作优点来看待的。这也与祝尧对宋朝古赋的批评不同：“宋赋虽稍脱俳律，又有文体之弊，精于义理而远于情性，绝难得近古者。”“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味于情矣。……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于赋何有？”
　　3.作赋应自出机杼，自铸伟词，尤其重视语意之奇
　　如评苏辙《御风词》时引黄庭坚语云：
　　学者当熟读《庄周》《韩非》《左传》《国语》，看其致意曲折处，久久乃能自铸伟词。又如评价杨万里《浯溪赋》：
　　诚斋此赋，出意甚新，殆为肃宗分辣者。灵武轻举，贻笑后代，其讥议千人一律。而此赋独能推究当时人情国势，宛转辨之。犁然当于人心，亦奇矣。重视语意新奇，其实是针对宋赋喜议论说理的特点而发，这与祝尧论赋注重“运意自然”也大相径庭。
　　吴澄没有专题赋论，只有《题赤壁图后》提到对苏轼及其《赤壁赋》的看法：
　　坡公以卓荦之才、瑰伟之器，一时为群小所挤，几陷死地，赖人主保其生，谪处荒僻。……此壬戌泛江之游……水也，月也，道士也，神化奇诡，超超乎《远游》《鹏赋》之上，长卿之人何可仿佛其万一？其中对《赤壁赋》的称赞也与祝尧“今观《秋声》《赤壁》等赋，以文视之，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恐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的评价有程度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