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陆型经济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已具备建立大陆型经济的条件和基础，主要障碍在于收入差距过大和市场分割。这些障碍本质上是制度问题，根源在于行政公权下的各种垄断，进而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解决之道在于规范和减少垄断和特权，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公平、统一的大市场，为大陆型经济扫平道路。
　　关键词：大陆型经济；垄断；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001-03
　　一、中国发展模式及其转型
　　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是工业化的道路。旧中国时期，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不成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完整的工业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但工业化快速发展则始于改革开放。随着资金、人才、技术和制度由沿海向内地扩散，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快速融入世界，面向全球市场的庞大工业体系得以形成。1978—2010年年均增长10%的速度，使得中国跃居全球最大商品生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最终赢得了“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称号。
　　虽然中国人口众多、国土面积排名全球第三，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却与亚洲四小龙一样，服从于出口导向战略。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中国进出口的世界占比和排名都在不断提升。1950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其中，中国出口总值在1950年全球排名列第27位，经过30年徘徊，1980年升至第26位，此后直线上升，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稳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加工生产基地 [1]。Www.11665.com2012年前3季度，中国出口占全球贸易份额增加至11.1%，比2011年提高0.6个百分点 [2]。
　　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所致的市场环境改善，让中国经济外向度急剧提高。以商品贸易依存度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总体上升，升幅远逾世界平均水平。1978年世界平均的贸易依存度为29.27%，而中国仅为14.23%。到2009年，中国贸易依存度比1978年大幅提高211%，达到44.27%，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上升42.3%，达到41.81%。中国外贸依存度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2年后，中国贸易依存度始终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3]。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发达国家深受打击，经济复苏之路坎坷。经济增长的引擎一度转变为新兴国家，新兴经济第一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2011年，金砖四国（不算规模较小的南非）加上韩国、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共创造近3万亿美元gdp，超过英国，与美国相近，约占全球gdp的25% [4]。但发达国家占比很高，仅美国、欧元区与日本就占2011年世界gdp总量的48.63%，而中国对美欧日出口的比重在50%以上 [5]，因此，未来较长时期，陷入债务收缩型衰退的发达经济体将拖累世界贸易和中国出口增长。在出口高速增长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努力扩大内需成为必然选择。
　　此外，鉴于中国制造业规模很大，体量因素也使得中国不可能继续实行出口主导战略。建立内需主导的大陆型经济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大陆型经济及其历史经验
　　大陆型经济（continental economy）是种经济模式。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国家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大，具有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都是可能成为大陆型经济体的国家。而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虽有较大经济规模，但在欧盟和北美内部实行产业分工环境下，产业体系不具完整性，因此并非大陆型经济国家。
　　迄今为止，美国是大陆型经济最成功的典范。独立前的美国经济弱小且结构单一，但独立后原宗主国——英国的包围和遏制，迫使其13个州走上了在内部建立独立完整联邦内统一市场的道路。18世纪末，美国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美国工业发展水平已仅次于英国、法国和德国，名列全球第四。1861年4月至1865年4月爆发的南北战争，加速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并使得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以小麦、红茶和棉花为主）向依赖内在动力转变，奠定了大陆型经济的初步基础。二战后，在技术革命推动下，美国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又使得美国成为新经济时代领导者。这些重大经济结构转型，使美国经济

其体系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运行机制的创新性和内源性、发展水平的超前性和发展过程的可持续性称雄全球，成为大陆型经济的蓝本。
　　在总结美国经济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李桂华以为，大陆型经济就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禀赋丰裕、经济体量巨大、结构体系完整、发展动力内生、发展水平超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括。从经济结构转型的构成要素分析，其内涵特征可概括为大国经济、可持续经济和内源性经济。大国经济除了资源禀赋的自然基础条件，更应侧重于经济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特征，以区别于小国经济的单一性、同质性特征，国民经济体系具有完整性，产业发展具有协调性和发展过程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决定了其发展是个漫长渐进过程，因此注重发展的协调性和稳步性，同时体现一定阶段性和层次性。经济增长内源性则主要体现为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和市场推动三个方面 [6]。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基本正确，但经济增长内源性的消费拉动，更准确的表述应是内需拉动。内需包括国内消费和投资，虽然强调消费，但在很长时期，都不可忽视投资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否则就可能陷入欧洲的情形，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势必受到压抑。欧洲的那种低速增长对还有很多发展中地区的中国是不可行的。
　　三、中国大陆型经济的特征及其障碍
　　根据大陆型经济特征，中国目前已具备大国经济、可持续经济和内源性经济的初步特征。从经济规模和产业完整性看，中国都具备大国经济特征，但人均水平有待提高。基于中国具有一定收入水平的巨大人口所形成的巨大市场、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梯度发展”特征、城市化和城镇化趋势的延续、服务业较快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未来中国经济仍将是可持续较快发展。巨大市场等上述特征，以及出口大幅减速，都是中国内源性经济形成的有利因素。 　　由收入不公所致的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市场分割，是中国大陆型经济形成主要障碍。
　　因为个人禀赋、发展机会不同等因素的存在，有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合理的收入差距还具有正向激励作用，有利经济发展。但由收入不公所致的收入差距过大，却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障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由于公共资源流失、寻租、贪污腐败、钱权交易或垄断部门凭借垄断地位获得高收入等种种收入不公，带来社会不公乃至社会动荡，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效率。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既存在于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于再分配领域；既存在于微观层次，也存在于宏观层次 [7]。以生产要素而言，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表现为租金等非劳动报酬比重上升，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研究表明，按收入法计算的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近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从1998年的53.1%下降为2010年的45%。而从国际上看，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般占55%—65% [8]。以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而言，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以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而言，收入不公表现为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非垄断行业。此外，还表现在城乡、东西部地区差距，以及少数人取得的非法收入。
　　收入差距过大表现为基尼系数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343，此后逐步上升，2000年为0.417。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9]，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收入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则使得社会形成两头大的“洋葱型”或“金字塔型”结构，不仅增加社会不稳定性，而且由于中产阶级主导的消费结构无法发挥主导作用，现有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得以固化，难以更快优化，使得国家长期不能通过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入高收入行列。
　　市场分割是阻碍中国大陆型经济形成另一重要障碍。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明显的区域、行业间市场分割似已罕见，但若从市场进入成本考虑，市场交易往往要经过种种关卡才能完成，市场分割就很常见。由于路桥、行业准入、区域准入的种种垄断，种种巧立名目的费用和税收，还有贪污腐败的费用，导致中国物流成本占gdp比重处于较高水平。在西

方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占gdp比重一般为8%—10%左右。而2006—2011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18.3%、18.4%、18.1%、18.1%、17.8%和17.8% [10]，虽有逐步下降趋势，但仍比发达国家高出1倍左右。过高的物流成本不仅阻碍商品流通，而且推高商品价格，阻碍商品交易。
　　四、打破垄断，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大陆型经济形成
　　收入差距过大、市场分割在本质上都是制度问题，其核心在于各种行政公权下的资源垄断（包括权力垄断）。比如，路桥基于对于路桥独占所形成的路桥费，景区基于对于景区独占所形成的景区收费，垄断性行业基于垄断性所形成的高收入，特权阶级基于行政垄断所形成的高收入或者寻租。市场机制下形成的垄断会因为高额垄断利润，吸引竞争者不断进入，最终打破垄断。但行政公权下的资源垄断因永久阻碍竞争者进入，增加交易成本，极大影响市场效率，阻碍中国大陆型经济形成。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由科斯提出。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借此为我们展现了经济史的新图景。他在与兰德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成长》（1971）中指出，美国经济成长的主因在于制度创新能力。成功的产权安排以降低交易成本是提高效率促进成长的关键。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但有效率组织的产生需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形成激励，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
　　反垄断就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美国经济学家stephen l.parentea 和edward c.prescott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同等条件下，自由竞争市场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垄断市场2.72个百分点；垄断市场的相对工资水平比自由竞争市场高出60%；自由竞争市场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垄断断市场的4.6倍；垄断市场上消费品的相对购买价格相当于自由竞争市场的4.3倍 [11]。反垄断不仅有利于市场统一，而且可以提高效率，促进增长。历史地看，美国大陆型经济形成与其坚持反垄断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上述研究结论为中国建立大陆型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建设大陆型经济的主要障碍在于收入差距过大和市场分割，其症结在于各种类似于条块分割的种种垄断。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垄断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但在中国，垄断往往在市场竞争开始之前就存在，因为它往往来自于对土地、行业进入或者某种资源或者权力的独占或者寡占，结果导致市场分割、效率下降和收入不公。中国建立大陆型经济，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公权下的各种垄断，降低交易成本。对垄断性行业和行政垄断的价格管制以及对于市场准入标准的放松管制，可以减少收入不公、缩短收入差距。对超过私有化经营期限的项目，必须果断国有化或者公有化，这也是专利保护设置期限的初衷所在。要放松管制，减少行政垄断；严肃立法执法，大力惩治贪污腐败；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公平、统一的大市场，建立中国大陆型经济。此外，也要通过市场力量遏制过度的自然垄断。
　　五、结论和政策内涵
　　建立内需主导的大陆型经济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也已具备建设大陆型经济的条件和基础，但要成功建立大陆型经济，除了进一步发展，收入差距过大和市场分割最大障碍。收入差距过大、市场分割在本质上都是制度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形形色色的垄断，进而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借鉴诺斯等的研究成果，解决之道在于通过价格管制和放松行业管制、减少行政垄断，大力惩治贪污腐败，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公平、统一的大市场，建立中国大陆型经济。 　　上述结论可以对李克强副总理指出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在过去30多年中，改革与转型这样的制度变迁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抵御金融危机，典型的凯恩斯经济政策却让政府力量大增，大大固化和强化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和原有利益格局。建立大陆型经济作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势必需要打破和规范形形色色的垄断。这无疑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激发和释放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成功建立大陆型经济。以打破垄断为核心

改革，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源泉，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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