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放弃了超越性的终极价值层面，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凝固化为实托邦，成为“单一的现代性”，隐藏着“现代性之隐忧”。走出这种现代性困境，需要突破意识形态框架，在现代性与乌托邦的相互关联中，使现代性成为“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一方面，从乌托邦维度开启现代性的诊断与治疗，享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试图走出困境和出路；另一方面，运用现代性语境中的普世价值，乌托邦思想本身从目的转向过程，形成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辩证乌托邦”观念，发挥乌托邦观念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乌托邦；哲学的治疗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2-0028-06
目前，绝大多数民族国家以现代性为建设纲领和追求目标，在物质、制度和思想观念诸层面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但是，“福兮祸所伏”，结构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伴随日益加深的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等外在困境，以及经受从生存世界进行污染到精神世界内心的焦虑苦恼的内在困境，无不显现出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然而，正如罗洛梅所说，“当我们迷失了方向时，我们往往跑得更快”，[1]现代性大有不可阻挡之势。鉴于此，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是必要的，而把乌托邦观念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更具有现时代的积极意义，凸显了乌托邦维度对于人之存在和人类命运前景的至关重要性。因为，“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wWW.11665.cOm”[2]本文试图从乌托邦维度揭示现代性的动力品质及内在的不足，由现实性空间转化为某种可能性空间，从而为对现代性的反思提供不同的理论思路。
一、现代性的超越维度缺失
何谓“现代性”？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尽管如此，我们仍须更深入地认识、研究和理解现代性，以便使现时代的人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和机遇，又可以避免现代性的内在困境。鉴于这个概念的复杂性，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详尽讨论现代性，而只能从总体上把握现代性的本质。从空间上看，现代性首先应被看作是西方话语解释中的一种权力象征或权威结构，而且也因为它自身长期以来都是凭借西方式的解释而传播开来的，所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西方现代性’包括这样几个基本元素：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科学理性和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之基本文化价值理念或理想的自由个人主义精神。”[3]以后现代主义观点阐释，“现代性”更被简单而具体地概括为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性地位或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种种价值目标，如“工业化、都市化、技术化、官僚化、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世俗化、平等主义以及唯物主义”[4]等等。但从总体上讲，“所谓现代性不过就是现代社会的种种建设目标和现代人所珍惜的种种价值目标。”[5]
从时间上对现代性进一步分析，我们看到，现代性是通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造成了一种抽象的对立”来凸显当下现时代价值观念的基础性、中心性及其宰制性地位。可以确认，“现代性首先是对现代意识的觉悟，既包含着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又具有价值诉求和规范意味。因此，‘现代性’一词的出现是现代意识取得话语权力的表征，标明了现代意识的某种胜利”。[6]尽管在现代社会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似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然而，支配每个人的一些基本的现代性价值却处于相对的恒定状态，无反思地笃信现代性价值的永恒意义。现代性的实践，“完全注重于现时，注重于它在现时中发现的、表现为客观性的实践功能，因此它排斥反省（亦即返回过去），无视左右它的各项原则，无视它所包含的、且只有使其发挥作用，亦即使其在时间中展开才能发现的种种可能性”。[7]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从未面对过每个人自身的需要。
当前，虽然现代性仍显示出它强劲的生命力，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扩展到人类的每一生存空间，但它不牢固的根基和内在潜藏的深刻危机都清楚地表明，现代社会空前繁荣的背后暗含着一种巨大的危机，它在给人类提供极大方便舒适的生活同时，也会使人类自身卷入一个充满风险的旋涡当中。这种危机正如吉登斯所言：“由于战争的工业化，核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是人类在中长期内所
临的唯一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纯粹只使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后果也是毁灭性的，而且由于科学和武器技术的不断‘聚变’，很可能生产出的其他武器形式，它的可怕的威力并不亚于核武器。生态灾难的厄运虽不如严重军事冲突那么近，但是它可能造成的后果同样让人不寒而栗。各种长远而严重的不可逆的环境破坏已经发生了，其中可能包括那些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意识到的现象。”[8]这种对现代性危机的描述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警示我们面临一个根本选择：是继续顺着“现代性”的巨大惯性往前冲而走向毁灭呢，还是努力刹住狂奔的“现代性”待它缓缓停下时，将人类历史的巨轮导向一个安全的方向？
完全顺着现代性对同质化或齐一化理性法则或普遍规范的迷恋，人们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动上都很难真正反思现代性，如果不再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思考现实问题，人们就会被现实所左右，被当前的情况所蛊惑。由于以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等现代化动力为基础，屏蔽了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以及他者的命运，因此，现代性价值似乎并没有为我们反思自身提供充分必要的文化资源。在现代性的世俗文化中，神圣和高雅文化中的那种天国信仰、幸福理想乐园被当作乌托邦抛弃了，从而认为人生的意义和幸福、美好的生活，不在天上而在地上，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不在超越性世界而在现实之中。现时代的人缺乏超越自身的价值理想。西美尔从生命哲学的视角探讨现代性问题，他指出：“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不像以前所有时代的人们的原因，我们虽然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理想，但却生存一段时间了。”[9]在一个缺乏崇高理想的社会中，当然也就不会再有人愿意去构想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社会了。
从普遍价值来看，对社会理想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追求，这是人之本性，是古往今来人类永恒不懈的价值追求，包括现代性的价值信念理应如此。但事实上，现代性所渴望达到的社会理想已经缺乏一种超越性的终极价值层面，放弃了对信仰的执着追求，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出发点，试图单纯依靠工具理性就可以实现人类的现世的理想乐园，这未尝不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也是现时代的人盲目乐观主义的表现。不管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强大到何种程度，个人本身总是有限的，必须有一种崇高的社会道德理想使人们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现实中渴求理想。因此，我们需要澄清有限的缺乏超越性的社会理想与人类乌托邦式的终极社会理想之间的区别，现时代的人往往把其本身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当作社会的终极理想，殊不知，这使现时代的人沉迷于一种杂乱的自我欣赏中而把莫名其妙的东西冠之以完美，从而遮蔽了真正值得追求的社会终极理想。正是由于现代性所奠定的基础的有限性，而它却妄想依靠这种有限性来实现人类的终极福祉，以有限的手段来把握无限的绝对。在对“手段王国”的痴迷中，现时代的人越来越献身于这些手段的迷宫中并由此遗忘了最终目的，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目标不断地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因此，现代社会的理想就犹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楼缺乏深层的根基，尽管它们看上去显得如此宏伟壮大，而生活于其中的“不是丢魂失魄的野人”，就是填塞起来的“空心人”（艾略特语）。
二、作为实托邦的现代性
现代性在反传统的同时，亦将人类文化传统中所积淀的乌托邦超越性维度一同抛弃，致使“无法再从与已被摆脱和克服的年代，即一种历史形态的对立中意识到自身的存在”。[10]基于此，现代性就顺理成章地相信依靠工具理性和科学实证的手段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未来面临的所有危机和困境。从这一角度说，许多人把现代性也称作“乌托邦”，具体说就是“技术乌托邦”、“理性乌托邦”、“现代乌托邦”，等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合理的，实则是内在矛盾的、我们通过对乌托邦丰富内涵的揭示更深入地论证现代性缺失社会终极价值理想的超越维度并试图替代乌托邦价值。
从本质上来说，乌托邦是“社会乌托邦”，其内在地包含着道德理想的设计，具有形上的社会总体建构的终极意义，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执着追求与向往。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说，乌托邦观念必须具有与现实世界的内在张力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从而对现实社会具有持久的批判能力，而不至于在社会实践中滑向意识
形态的深渊。从时间维度来说，乌托邦奋力所要实现的社会发展目标，是不可能由现实的即时行动来完成的，它远远超出可预见的将来，而且无法预先策划具体实施的途径。这些特点决定了，乌托邦观念不仅仅代表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和渴望，而且还表征：作为人类的超验性存在，乌托邦理应隶属于人的纯粹精神领域及其延伸的深层情感体验，是无法完全还原于现实世界或当下历史经验中的特定社会阶段。
具体来说，乌托邦观念应该包括以下具体内涵：首先，它是人所拥有的一种区别于工具理性的终极价值理想。作为一种双重性的存在，人不仅受到感官所接触到的事物支配，还会受到超验的思辨想象的启发，前者是形下的经验层面，后者则是形上的价值理想。其次，乌托邦观念开启了未来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人不但需要依靠现实逻辑来维持生存，更需要有超现实的逻辑来展开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为人的存在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再次，乌托邦观念是人对未来历史的终极性价值诉求。人类的历史是由不同的社会阶段构成的，但作为历史的总体并不是由不同阶段的现实社会简单叠加而成，因为，所有已经存在过的社会形态只是历史的过去和现在，至于历史的未来以何种社会形态存在，这往往是由人们超越现实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来开启的。
根据以上关于乌托邦观念的特点及其内涵的解释，我们联系现代社会生活做一下总体判断：乌托邦观念应该是超越现实世俗的东西，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或不再相信有一种本真的善的生活理念，就不可能再有完整意义上的乌托邦观念。超越现实世俗性的乌托邦观念未必就是与现代性对立的宗教，而是介于现代性与宗教之间。形象地说，乌托邦观念介于“天上”的理想与“地上”的理想之间，“天上”的理想是宗教，“地上”的理想就是人的现实的世俗生活，包括人的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存条件。这决定了乌托邦观念既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又具有超越现实的对未来历史的终极关怀。然而，现代性所追求的恰恰由具体经验的可操作性的手段或途径来达到现实可欲求的、可捕捉的确定性目标，这就消解了它本身所应具有的超越维度。这导致的结果是，任何脱离于一定具体手段的终极社会理想都被现代性视为一种空想或诗性的“梦呓”，任何与现代性保持思想距离的边缘或非主流的时代性文化征兆和人学特性都被现代性的同一化或齐一化的理性法则所遮蔽。现代性价值要求人们具有更多顺从现实世俗的能力，能够很快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人的顺从意识代替人的自我反思意识：“现代社会的结构保证使孩提时代的乌托邦幻想在青年的早期就黯淡失色，而受到高度颂扬的‘调节’取代了名声不佳的俄狄浦斯情结。”[11]
由此看出，一些人鼓吹的“技术乌托邦”、“理性乌托邦”、“现代乌托邦”等等，无非是现时代的人对能够有效地征服自然、控制人类的技术或工具理性的病态迷恋而已，更是对现代性内在缺陷的一种掩盖。因为，这里所谓的“乌托邦”仅仅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象征符号而已，不再具有实质性批判或反思意义。或者说，现代性只是取“乌托邦作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这一说法，而将其“寻求另一种可能性的超越精神”弃之不顾，不再试图想象和重建一个更高的、自由的、位于日常性的善恶彼岸的世界。詹姆逊对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关系给予了精辟的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类似于一个乌托邦比喻，因为它包含了将来的时间维度；不过，那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对乌托邦视角的意识形态进行的歪曲，这就成了一个带有欺骗性的承诺，其目的在于在长时期内驱除并替代乌托邦视角。”[12]
甚至，一些现代性的未来学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勾勒出一幅美好的图画，指出了现实社会的一些弊端，但基本立场是维护现代性，认为只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的管理技能，人类的各种危机和困境都能够完全解决。其实，这种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未来社会给予希望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在现实中可以兑现，并正在变成现实的“实托邦”。“实托邦”（practopia）一词出自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由英文“实际”（practice）和“乌托邦”（utopia）两词去尾掐头组合而成，意为实际存在的好地方。它表面上给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轮廓，鼓励一种积极的甚至是革命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在本质上并不超越现代性的权力阈限。相反，人类社会质的发展更被此简化为现代性的同一
构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均质的量的扩张，即“现代性的全球化”。托夫勒对此明确说明，实托邦既不是完美的空中楼阁里的静止或凝固之物，也不是以往的复原，更不以昔日某些先验的理想塑造自身的模式，而是相反，“总之，实托邦提供的是一种积极的、乃至革命的选择，但却不超出现实可以达到的范围”。[13]一言以蔽之，今日之变革，正指向实托邦。
三、乌托邦对现代性的哲学治疗
把实托邦作为现代性的理想，一方面，对个体而言，现时代的人丧失了超越并凌驾于人类有限的智能之上的终极意义，呈现出一种无以名状的“存在的空虚”（弗兰克语），然而，饶有意味的是，要走出此种困境，人们几乎选择“旨在逃避空虚的现代性‘消遣’，实际上助长了这种空虚”。[14]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上它掩盖了乌托邦观念的精神价值和思想意义，必然的结果是“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15]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对现代性曾极其乐观地提出“历史终结论”，但面对“最后之人”即“没有抱负的人”[16]却充满忧虑——在这个世界中不再有理想不再有抱负的公民，完全沉湎于他个人的幸福而对不能超越这些愿望不会感受到任何羞愧。
解决由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根本途径当然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变革和意识形态转变，但对于每一个身处现代性境遇中的个体而言，既能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要最低限度地避免其中的困境，乌托邦意义的哲学治疗也是一个必要而迫切的理性选择。谈到“哲学的治疗”，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弗洛伊德对精神病症的医治。实际上，哲学与治疗的联盟早在柏拉图哲学中，“灵魂不和谐”型疾病就是“灵魂医治者——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在晚期斯多亚哲学那里，尤其是塞涅卡直接提出“哲学的治疗”，[17]治疗自己和人类患上的各种本体性的精神疾病——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治疗的。而且，“哲学的治疗” 也不可混同于其他功能的哲学，因为“其重心已经从国家命运移向超国家民族的人性健康，从社会秩序紊乱移向个体面对宇宙及生存基本处境时的本体情绪紊乱。它们关心的不是此世界中价值规范体系的建立与维护，而是如何对生命中根本‘大惑’（存在之病）加以救治；不是思考如何平抑个人欲望以维护集体全局秩序，而是关注治愈病症以达到内在真正的满足幸福（‘健康’）”。[18]从“哲学的治疗”这一意义来说，乌托邦观念最能体现出这种治疗的特性，因为“找到了一丝希望，使我们能够适应作为一种独特进程的乌托邦，它通过多元的、不确定的‘美好’或‘更美好’使现在变成开放的”。[19]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梦想与计划都有一个开放的维度。
尽管，在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背景中，乌托邦观念无法纳入知识学框架之中，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或“空想”，然而，在现代性隐忧之症候式分析下，以乌托邦精神来批判现代性，使之走出精神疫区，实现精神康复，却不失为一副有效的“清热解毒剂”。很难想象，没有“乌托邦作为方法或未来的用途”，能够发现病态的自然、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心理、病态的人际和病态的文明等当今世界病态的严峻性境遇，更无从谈及治疗和化解“现代性的全球化”所导致的人类文明的“癌变”。 当我们从乌托邦维度看到现代性更多的矛盾性和内在张力的时候，对乌托邦的许多攻击也就不辩自解了。
在“现代性的全球化”已然成为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历史前提下，乌托邦观念不能落入颠覆文化传统的现代性窠臼——对之进行某种“后现代主义的”、甚至是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而应在寻求普世伦理的视野中对现代性采取限制性批判立场，并给予有限认可：“它的科学理性与自由民主精神却具有着毋庸置疑的普遍价值，它所开创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亦有着相当程度的普遍合理性”。[3]（315）正是在此种不是非理性而是合乎理性的基础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乌托邦观念做非常详尽的描述，尽管这种形上设定的“静观”和“沉思”方式给予现实社会以启迪、警示、反思和批判，而是基于实践理性基础上的乌托邦诉求，这种普遍有效性及其理想冲动，总是激励着人们满怀信心地去实现它。换言之，乌托邦观念不再是对现代性问题的逃避而构想文化传统的怀乡或对执着未来的乌有之乡，而是深度挖掘现时代的人自身的乌托邦精神潜力，使自身实现自我超越，既享用
现代物质、制度和思想观念诸层面的巨大成就，又极力避免生活于其中特定的文化环境所造成的“我们内心的冲突”（卡伦·霍妮语）。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乌托邦观念不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人的内心需求，“因为所谓的乌托邦并不是发明不存在的东西，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现有的一切，并提前进行构想。这是必须的，人们无法承载太多的现实，但也不能忍受现实的缺乏”。[20]从这一意义来说，乌托邦观念不但不是现代性问题的累赘，而恰恰是现代生活的精神补给。
当然，乌托邦视角的现实的批判并不等于批判的现实。完全否定现代性就会导致乌托邦主义，难以与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划清界限。当代的反乌托邦主义者，诸如科恩、波普尔、塔尔蒙、阿伦特、伯林等，将乌托邦思想同纳粹主义及极权主义等同起来，反对的只是自柏拉图以来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的政治哲学研究取向。这种反乌托邦主义的理解方式，等于取消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和积极意义，甚至将现代性和乌托邦的联系一笔抹杀了。其实，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批判呈现了历史过程的不同方向和层次，也促成了乌托邦观念的发展和成熟。以往的乌托邦观念建构采取了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重视人的社会性或“人天生就是城邦的动物”，通过社会性的途径达到公民价值，但这种途径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忽视个人主义或原子论立场，极易导致极权主义，尽管不是其理论初衷，但也难辞其咎。当代的乌托邦观念不再完全以群体为本位，而是兼顾明确的个人立场，不再只与历史的或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发生联系，更需要对虚无困境的战胜和超越。的确，传统的乌托邦观念总是以某种超验的或历史的终极之物为本位，要求人们为之献身和奋斗，不是容易滑向对人性和个人的侵犯，就是因为过于实质化而走向幻灭。因而，“我们很难设想这种非个人化的理想主义对现代人有什么持久的吸引力。”[21]尽管现代性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内在包含的科学理性与自由民主精神所具有的毋庸置疑的普遍价值，以及它所开创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有着相当程度的普遍合理性。
当代文化批评家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明确指出两种不同的乌托邦主义传统，即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前一传统适用基于先验理性基础上的形上承诺的普遍伦理学，而后一传统既拒斥蓝图设计师对细节的痴迷，也抗拒现代图像的引诱，将复活冬眠中的社会政治想象力，为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希望。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相信，对于想要逃离司空见惯之事的符咒的任何努力来说，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那种努力是探究未来严肃思想的必要条件——也是任何一种思想的前提。”[22]诸如特奥多·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思斯特·布洛赫、古斯塔夫·兰道尔，以及其他卓越的犹太思想家，都属于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
由是观之，乌托邦观念的哲学治疗不仅诊断、缓解或克服现代性之隐忧，而且，运用现代性语境中的普世价值，乌托邦思想本身从目的转向过程，形成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辩证乌托邦” （大卫·哈维语），发挥乌托邦观念的积极意义，规避由道德理想的异化走向乌托邦主义的政治实践。鉴于此，乌托邦思想不能依靠“价值的颠覆”来一劳永逸地实现终极的理想的社会——即便能实现，也是扭曲的，乃至与善良的初衷背道而驰，而是在承认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基础上，挖掘对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超越，对内在精神的向往和关怀的乌托邦精神潜力。“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始终承担着‘乌托邦’的作用，作为人类前行永远的远景方向与批判源泉而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彼岸。……现代性的平等、自由等理想或许将永远没有彻底实现的一天，但恰恰是这种‘非现实性’筑成了人类永恒不熄的‘乌托邦’梦想”。[23]以乌托邦观念的研究为契机，使现代性可以自我孕育出批判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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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topia
zhang pengsong
abstract： social ideal of modernity is simplified into practopia， becomes “single modernity” and leads to “the malaise of modernity "， because modernity abandons the ultimate value of transcendence. in order to walk out of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modernity would become “an unfinished project" only if modernity breaks through ideological framework between the interconnection of modernity and utopia.
keywords： modernity； utopian； philosophy in the treatment
责任编辑：王之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