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与社会转型相伴生的是快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化，在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中产生了社会分层问题。但学界对引发社会分层现象的原因及应对策略分析尚欠深入。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运用社会运行发展的复杂性理论，以多学科交叉为学理支撑，从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缩小贫富差距；强化教育公平，有序推进社会合理流动；培植社会中间阶层，扶助弱势边缘群体；构建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弱化等级观念，高扬锐意拼搏精神等方面，深度廓清了有效化解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唯物史观；转型时期；社会分层；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1-0038-06
　　在宏阔的历史境遇中，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不断地接榫、磨合、调适之进程中向前推移的。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其间也伴随着社会转型。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面临的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就处在一个不断分化的转变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尤甚——中国的社会分化日益呈现为一种不断加剧的态势。就当代中国转型时期而言，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社会由前现代性向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进程——我们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域和空间域里，西方现代化百年之后才能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却被压缩打包，一起出现在我国。Www.11665.cOM”[1]在转型时期有效寻求社会分层现象的应对策略时，“我们必须确定所研究的事实是否与社会有机整体的一般需求相对应，以及这种对应赖以存在的基础。”[2]鉴于此，在唯物史观视阈下，我们试着从多学科交叉的道路，运用历史复杂性的分析之维，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应答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之对策。
　　一、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缩小贫富差距
　　在社会领域，不同社会群体因占有社会经济资源多寡不同而被归入不同的社会阶层。就现代社会治理而言，在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的过程中，“国家有责任在纲领和规划上把功能失常的副作用限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3]（p283）在当下，国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处理好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最大限度地缩小贫富差距。（1）打破资源占有中的行业垄断行为。由于历史原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被赋予的强大的经济职能并没有完全消除，政府仍凭借其行政权力参与经济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因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致使因资源分配不均，而出现行业垄断的情形，如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相关领域内在资源占用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而形成垄断行业。虽然，作为优质国有资产，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发挥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国有资产所属的央企和国企凭借其行政权力为后盾垄断该行业的经营，获得垄断利润，同时，“这些垄断行业的人工成本增长过快，职工工资和福利收入增长远远大于其他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增幅，这样就扩大了垄断行业职工工资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造成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平衡。”[4]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前社会分层的步伐。我们打破资源占有中的行业垄断之目的，就是尽可能使资源在行业内实现正态分布，并因资源的正态分布而实现经由资源占有的平衡而使相关利益群体收入达到基本相当，尽可能减少贫富差距的幅度，而着力弥合社会分层的裂隙。（2）力求经济资源的区域、城乡均衡分配。因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地域、区位发展不均衡现象，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及城镇在经济资源占有上区位优势明显。为了最大限度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因资源占有的多寡引起的贫富差距，政府应在宏观调控中，使经济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加大对上述地区发展小微企业的各项扶持力度，而着力缩小因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衡而导致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层。（3）加大征收资源税力度和适时开征房产税。就广义而言，资源属于社会公共财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部分社会群体在占有公共经济资源的同时而致富并成为社会新贵。[5][6]为了避免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我们应该继续加大资源税的征收力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征房产税。通过税收的

式，在可能限度内，来平抑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现象，使财富回归社会并让利于更多的普通民众，并最终达致消弭社会分层的目的。
　　二、强化教育公平，有序推进社会合理流动
　　一定意义而言，“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7]。同时，谁能获得教育机会这一问题，就被置于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位置，教育选拔机制被认为是导致社会经济分化的最关键性的、最重要的机制。[8]不难看出，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教育是推进整个社会阶层良性互动的主要内驱力。就当前而言，在强化教育公平和推进社会合理流动上，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点。（1）着力推进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资源均等化。当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边、远、老、少地区，在学前教育方面，“处于既缺乏政策支持，又缺乏政府财政投入的状态，发展缓慢，学前教育机构总量不足。与此同时，现有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使得有限的政府资源投入过于集中，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学前教育资源匮乏。”[7]据此，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及老、少、边、穷地区学前教育的资金和人力投入，重点建设农村幼儿园，力求达到“乡镇和大村独立建园，小村设分园或联合办园，人口分散地区举办流动幼儿园、季节班等，配备专职巡回指导教师，逐步完善县、乡、村学前教育网络”。[8]在改善农村幼儿园基本保教条件的同时，着力保障尽可能多的留守儿童入园接受教育，最大限度尽量减少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的可能。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应加大对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建立符合本地生源实际的现代化的中心小学和中心中学，尽可能让学龄儿童都入学接受教育。在师资力量上，规范、引导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和一些相关专业的硕士生到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任教授课。同时，加大对这些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营养餐配置建设。力争使义务阶段在校学生尽可能多地升入高中阶段的学习。（2）尝试推行“普惠型”的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变迁中，经由高中教育阶段而接受高等教育，是助推社会个体良性流转的重要因素。所以，让更多的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升入高中阶段学习，对缩小社会分层和加速社会流动均有裨益。当下，各级政府在条件许可时，可以在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建立更多的示范性高中，同时在各方面加大对民办高中的扶持力度，使民办高中吸纳更多的学生进入高中阶段的学习；另外，在城镇高中，加大对农村生源的录取比例，在同等条件下，降低对农村生源的录取分数线[9][10]事实上，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重点高中对城乡考生的入学门槛是不同的， 几乎所有重点高中都要求农村学生的入学分数比城市高，组建所谓的“农村班”，使得许多农村孩子失去了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真正使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普惠型”的高中教育，为他们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和日后有序踏入社会做好坚实的铺垫。当前，“由于多种原因，家庭居住地所体现的城乡差异可能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最大障碍。”[11]基于此，笔者提出“普惠型”的高等教育模式来应对当前的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首先，取消高考录取中的“户籍优越”、“户籍特权”和各种名目的“加分”现象，“全国型大学的录取应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给予不同户籍的人以一律平等的录取权利。”[12]（p326）其次，名牌大学在自主招生中加大录取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生源的比例，增大他们“上行”进入名校的几率。再次，在各类高等院校内，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源的各种奖、助学金的覆盖力度，使他们不能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最后，继续推行高等职业教育，使老、少、边、穷地区和中部农村及贫困地区的高中毕业生进入第二、第三类高校学习，获取专业教育，增长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增加他们顺利进入社会的砝码。（3）建立廉洁高效、理性有序的人才使用和流动机制。要打破阶层固化，必须有效制约社会公权力的限阀和确立已有制度的公共理性，要在全社会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使社会由身份关系本位向能力契约本位转化的良性运行机制。在公务员考试录用、国有单位录用

人才、事业单位招聘中打破“拼爹”潜规则和钱权交易、暗箱操作等市场寻租行为，使“高帅富”、“白富美”群体和“矮矬穷”、“黑穷丑”群体真正享有同等的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有效推进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上、下流动，打通干部“岗位终身制”的制度性障碍和确立干部能上、能下理性流动的体制性通道。在全社会早日形成“自由竞争、选贤任能”的市场化就业体制和“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个体流动机制。 　　三、培植社会中间阶层，扶助弱势边缘群体
　　就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我们应从以下路径来培植社会中间阶层，扶助弱势边缘群体，使当前的社会分层趋于合理化。（1）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着力扩大社会中间阶层人数。当前，我们应着力积极引导有创业意愿的社会群体自主创业，在增加他们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力争在制度上为自主创业者提供一系列的优惠及便利。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其创业成本和风险，为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提供创业的机会和平台。同时，应认真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拓宽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中、小、微型企业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继续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优惠政策。在全社会形成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自主创业局面，进而在客观上全方位地增加社会中间阶层的人口比例。（2）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镇化步伐，减少弱势边缘群体人数。当前，我们在逐渐打破城乡二元户籍的基础上，合理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在繁荣县域经济的同时，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同时，应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制定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切实保护好拆迁失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不能因拆迁而再度返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在扩大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的同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切实减少弱势边缘群体人数。（3）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劳动者素质。关于如何促进教育公平的问题，前已述及，此不赘言。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首先，各级政府劳动就业部门和相关社会中介组织应加大对创业者的创业指导和创业宏观规划方面的培训，为创业者指明创业方向和有效降低创业风险；其次，加强对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效益较差企业职工的培训，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增大他们再就业的机会；再次，对进城务工的广大农民工群体进行职业培训，重点培训他们从事月嫂、保安、建筑工人、家政工人等工作的技能。（4）提高其社会参与度，容纳其合理利益诉求。我们不仅仅需要从制度上、经济上培植社会中间阶层，亦需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倾听他们的心声，容纳、应对其合理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体制改革”呼声日隆的今天，如果我们的“政治秩序能与中间阶层产生良性互动，充分容纳后者的合理诉求，就可削弱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对基层冲突起到缓冲作用……应当建立灵活的政治秩序，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使其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维持社会体系整体利益诉求的平衡；容纳其政治参与诉求，防止出现其对政治的冷漠、疏离甚至离异，进而反过来威胁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容纳其释放社会不满的诉求，确保言路畅通，防止其将问题抽象化、全盘化，使问题不断积累并最终爆发；容纳其加强社会联系的诉求，借助社会组织的平台，缓和无处不在的社会冲突。”[13]同时，在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与机制上，要确保边缘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制度变革使国家能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凝聚民心、集中民智。
　　四、构建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整体而言，现代社会是在日益增多的“风险”中前行的。在“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中，构建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有效破解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在增加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重塑国民的社会保障观念以及引导国民树立起社会公平意识与互助共济思想”[14]（p14）的同时，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建构社会保障体系，借以彰显社会保障在化解社会分层问题中的重要作用。（1）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养老、失业、工伤等保险制度，但相关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实行个人缴费、

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建立农村居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以切实改变长期以来的农村“养儿防老”的养老模式；根据农民工群体就业流动性强的特点，结合实际，可通过全国信息联网和发放社会保障卡来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跨地区累计，最终使农民工能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根据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实际，可考虑逐步建立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全国老年人补贴制度。（2）建立与完善面向农村贫困人口、城市低收入家庭及受灾群众的社会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特困户和五保供养对象纳入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中来；尽力为失业者提供就业自救的机会，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改善其成长环境，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有效地解决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强化和完善在城市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救助制度。（3）建立与完善囊括优抚安置对象、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要发展老龄保障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老龄服务，确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建立多层级的养老院和老年公寓；要在制度上保证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在做好孤残儿童养育、救助工作的同时，通过社会收养、集中供养、公民助养、家庭寄养等方式，使孤残儿童早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进一步完善军人抚恤、退伍补偿、军人福利及军属优待等制度；应大力扶持、规范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发挥慈善事业在未来社会福利工作中的重要作用。（4）加强社保基金的筹措与监管。在中央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的同时，要继续做实社会保障个人账户，“防止、杜绝一些个体、私有企业主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给职工相应福利，把本企业该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据为己有，把风险转嫁给社会和政府”[5]（p21）的做法。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加大社会保障基金的融资渠道，同时应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重点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实现其有效保值、增值。
　　五、弱化等级观念，高扬锐意拼搏精神
　　因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历史上的等级观念的影响在当前不可能短期内消除。而在关涉当前的社会分层问题时，我们可试从以下方面来弱化等级观念，尽可能缩小等级观念在社会分层中的影响。（1）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在经济领域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虽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在具体的经济行为中，市场主体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在重大工程的招投标和重大项目的落实过程中，往往采取寻租行为，使资本与权力交媾，等级观念凸显；在政治层面，官员级别分明（官员的级别对政令的畅通与公共行政的执行是必不可少的），“等级森严”；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广大的底层社会民众，一旦自己或家族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跑关系”、“走后门”、“找熟人”——而排在他们所想到的解决方法最后的才是采取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让法治观念入民众之心、进民众之身，使等级观念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现代社会理念下遁形乃至渐趋消亡。（2）继续推进民主化进程，让民众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在有效化解社会分层中的等级观念时，应该渐进式地入加大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速度，让民众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力图避免长官“一言堂”现象在各级社会管理中存在。当前，应在基层村民自治基础上，有效激发社会民众在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参与热情，增强他们充分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同时要适时地发展ngo组织，并力求“通过公民的利益表达和权利维护，一方面可以弥合社会的利益分裂和利益对立，使社会利益结构走向平衡；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政府养成尊重公民权利的习惯，改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16]，并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早日到来。（3）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进一步优化干群关系。当下，我们处在现代化、后工业化、全球化和风险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管理中亟须加强由传统的重领导、管制、控制路径向更加重视服务、协商、协调路径转变；增强社会管理中的服务意识，经由教育、协商、疏导的道路，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各级干部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本职工作岗位上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调研。各级干部在“接地气”的过程中，结合本地实际，深度

掘本地的民生之需，切实解决好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关注问题，使民众享受“普惠型”的民生保障，有效弱化现阶段社会分层中等级观念。在弱化现阶段社会分层中的等级观念的同时，要高扬锐意拼搏精神。（1）凸显能力本位，在全社会营造宽松的创、就业环境。在社会深度转型期，虽然我国显性的法律法规创制得较为完善，但真实的社会规则却较为混乱，致使许多社会底层民众深感奋斗无望，自甘落后，以致沉沦。基于此，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应充分彰显个人能力，让“能力本位”取代“关系本位”，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宽松的创业和就业环境，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为了使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17]（p524）在全社会形成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拼搏进取之风的同时，让社会民众更多地挺立起“努力铸就未来，奋斗终将成功”的信念。（2）建立健全人才选拔和考评制度。虽然我国确立了较为系统的人才选拔和相应的人才考评制度，但因诸多原因，“子承父业”式的二代现象还在一些地方存在，“在某些行业，甚至包括公务员行业，现在是‘血统决定了身份，身份决定了收入’，老子是干这行的，儿子进这行的门槛就会低。”[18]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先赋性因素对人的社会流动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内得到强化，这是对底层社会参与社会公平竞争权利的一种侵害”。[19]（p14）故此，我们应在人才选拔上更加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人才考评中全面贯彻“德”、“能”、“勤”、“绩”、“廉”的选贤标准。着力减少人才选拔中的拉关系、走后门和投机取巧等权力寻租行为，并着力打破在选人和用人制度上的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怪象。进而在全社会形成励志、勤勉、坚毅、奋进的良好风尚，秉持“英雄不问出处”的人才使用理念，力争在全社会形成各级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局面。 　　综合上述，我们知道，“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20]（p6）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的出现，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代价，也蕴含并表征着中国在走向新的时代际遇中所必然面对并亟须妥善处理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诚如唯物史观的发展是一部永远不会终结的历史一样，“人类自身创造历史又不断加深对历史的认识。”[21]（p19）在学界对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理论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的同时，在社会管理实践中，我们应该从体制和机制上着力消除致使社会进一步分层的现实土壤，并从社会心理文化上重塑一种平等、公正、有序的竞争氛围。在我们的国家为各种利益主体创造并提供合法、有序、高效的制度环境与博弈规则的同时，有理由相信，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现象会逐渐得以遏止并最终消弭，由社会分层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也终将被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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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 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