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榖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译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关键词】理雅各；中国经典；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传异文；胡传。
　　【作者简介】罗军凤，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左传》学
　　术史及域外左传学的研究。
　　现今学界对理雅各的研究，一般从整体把握理雅各及其译作的特点，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lauren pfister），以及美国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吉瑞德（n.j. girardot）等学者在多种语境中论述理雅各的多重身份，尤其从传教士的角度切入讨论理雅各的成就独树一帜。理雅各的英译儒家经典中《四书》《诗经》《礼记》等经典相对引人注目，而对于理雅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五部《春秋附左传》（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的研究则是冷门，除了刘家和先生和香港浸会大学合作研究之外，尚无人以此为研究主要方向。www.11665.CoM刘家和先生主要讨论理雅各对《春秋》及《左传》的基本态度和意义、价值问题[1]，在学界有开创之功。但是,仍留下很多研究空间。本文通过考论理雅各翻译《春秋》时所用底本的来源，论述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与《春秋》三传及其他传注之间的关联。
　　《春秋》在先秦本以单行本流传，《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古经》十二卷，《经》十一卷，分别指《左传》及《公羊传》《榖梁传》的经文，则至汉代，《春秋》已有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分别。汉代以后史志目录中所见《春秋》或一卷，或二卷，或十三卷，学者都认为是从《春秋》三传的经文中截取而来。三传各附《春秋》，文字不尽相同。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五部《春秋》的文本，时而用《公羊》经文，时而用《榖梁》经文，又时而用《左传》经文，《春秋》异文的选取难于捉摸。更有甚者，经文用《公羊》《榖梁》，注释中却批判《公羊》《榖梁》之说，转用《左传》义；或者经文用《左传》，义却取《公羊》《榖梁》，甚至三传并弃，直接阐发意义。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对《春秋》异文的择取并无衡定的标准，《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来源则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前言》（prolegomena）中明确地说：《春秋》文本取自《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简称“康熙《春秋》”（k’ang-he ch’un ts’ew），并认为：康熙《春秋》的编者（k’ang-he editors）通常支持《左传》的文本，但是偶尔用《公羊》《榖梁》的文本， 如隐公三年“尹氏卒”。编者没有告诉我们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和偏好问题[2]。
　　1960年香港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经典》第二版曾经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理雅各《勘误表》（a number of errata），对《中国经典》第一版中的错误有所更正，但仍然保留了这个勘误表（errata），被置于目录之后。《中国经典》第五册与众不同的是，在《春秋》经文的勘误后有三行的小字提示，据此可以知道，《中国经典·春秋》第一版的文本错误是比照“康熙《春秋》”加以改正的。
　　康熙《春秋》不专主一家，从理雅各这个旁观者看来，康熙《春秋》的去取难于理解，如果说这是一个缺少参照体系的一个外来人的正常反应的话，那么，关于《春秋》异文的疑问则完全转向了康熙《春秋》自身，《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是否有所本呢？
　　这要考虑《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编纂背景。康熙初年便开设经筵日讲，对于《春秋》一经，基于对宋胡安国的《春秋传》“尊王”观念的认同，康熙帝特别尊崇，经筵日讲中“一以胡传为宗”[3]。康熙《圣祖仁皇帝御制日讲春秋解义序》与胡安国《春秋传·纲领》完全合辙。经筵讲本则历经康

雍正乾隆三朝，在乾隆二年经过修改，方甫付梓，名之曰《日讲春秋解义》。随着清初以来科举考试中胡传穿凿附会之风的愈益浮现，以及民间学界革除胡传的呼声越来越高，清代帝王也注意到了胡传在经义阐发上的附会与妄断，所以最终刊刻之时（乾隆二年），有意识地对它原本“一遵胡传”的做法做了修改。康熙晚年，康熙帝因不满自明以来《五经大全》这等皇家颁布的科举用书专以宋代传注为准，所以主张搜集科举考试中被宋注日益湮没的各家传注，“至于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4]，以使士子探求经书的本来面目[5]，《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即针对胡传的一统地位做出反拨，搜采自《春秋》三传以来各家传注达一百三十四家之多，而胡传只是作为其中一种附赘在三传之后，《汇纂》使胡传之外的其他传注走入经义阐释的体系之中，而欲代替明《五经大全》对清代的科举考试发生影响。也可以说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废除了早年康熙经筵日讲（《日讲春秋解义》）中胡传的一尊地位，是康熙帝自身寻求自我完善、适应新的学术环境的一个缩影。那么，是否《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与《日解春秋解义》完无关联了呢？
　　《日解春秋解义》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二书同为清代内府刊刻，同与康熙帝有关，二者的《春秋》文本都标示了三传异文；虽然《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较《日讲春秋解义》成书要早，但是《日讲春秋解义》是康熙幼年即讲习的经筵旧稿，早已成稿，只是尚未发布而已，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个文本有直接承系的关系，后者的经文完全承继承了前者。早在《日讲春秋解义》阶段，御用学者就已经标明了三传异文，《汇纂》只不过是直接移录而已。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春秋》时，参考了康熙年间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但是没有参考康熙帝的《日讲春秋解义》，自然他不知道他眼中不明所以的《春秋》文本渊源有自。到现在，问题焦点集中于《日讲春秋解义》，它的底本又出自哪里？ 《日讲春秋解义》每列一条《春秋》经文，都标示三传异文，接着罗列《左传》《公羊》《榖梁》、胡传等四家传说，简称“四传”，其后加以简短的断语。如此简洁明了的模式，清晰地展现出《春秋》经文与《春秋》三传及胡传的关系。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三传异文难于捉摸的状况相比，《日讲春秋解义》中三传异文的取舍直接而明了：大多数情况下，《春秋》经文与胡传一一对应，即胡传采用《公羊》的观点，经文便是《公羊》的经文，反之，胡传若因《左传》而生发义理，《春秋》经文便不取《公羊》、也不取《榖梁》，而是采用《左传》的经文。
　　《日讲春秋解义》中《春秋》经文与胡传如此紧密关联亦不难理解。《日讲春秋讲义》本来“一遵胡传”，从这一渊源看，它与胡传的联系是天然的。索性将胡传与《日讲春秋解义》对照比勘，可以肯定《日讲春秋解义》的经文即来自宋胡安国的《春秋传》，只不过胡安国的《春秋传》没有标示三传异文而《日讲春秋解义》则明确标示三传异文。这样，关于《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就水落石出了：《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来自《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底本是《日讲春秋解义》，而《日解春秋解义》的底本是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因为处在这个层递修订的《春秋》版本中的最后一环，所以已经很难看到其经文文字的取舍原则了。笔者试举若干有代表性的三传异文，分别列举《左传》《公羊》《榖梁》、胡传、《日讲春秋解义》之说，以及《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之“案”语、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相关注释，逐条比对，考察《中国经典·春秋》与《春秋》三传以及其他传注之间的关系。
　　1.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6]。
　　左传：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公羊传：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
　　榖梁传：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于天子之崩，为鲁主故，隐而卒之。
　　胡传：尹氏，天子大夫，世执朝权，为周阶乱，家父所刺……《春秋》于周书“尹氏”“武氏”“仍叔之子”，于鲁书“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礼也。公羊子此说必有所受矣。
　　日讲春秋解义：尹氏，王朝世卿……尹氏秉钧，为周阶乱，见于家父所刺。考之《左氏传》，世

执王朝之政，《春秋》于其告丧与“立子朝”“以子朝奔楚”皆以氏书，以著世卿之失，为后世戒。“武氏”“仍叔之子”皆此义也。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案欧阳氏修曰：“《公羊》、《榖梁》以‘尹氏’为正卿，《左氏》以‘君氏’为隐母，一以为男子，一以为妇人，得于所传者盖如此，是可尽信乎？”马氏端临曰：“《左传》经文‘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公》、《榖》经文‘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然则夫子所书‘夏四月辛卯卒’者，竟为何人乎？”是皆疑而不敢定也，故两存之。
　　理雅各《中国经典》：“尹氏”所指为何，完全不可知。“尹”，《左传》作“君”，“君氏”意即尊贵的太太，指隐公的母亲。《公羊》和《榖梁》都作“尹”，认为“尹氏”是周王室的某个世卿……另有多种解释，其中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毛奇龄所强烈支持的金履祥的意见，认为“尹氏”其实是郑国的一个大夫，此人在《左传》隐公十一年中另有出现。
　　笔者按：胡传秉承《公羊》义，所以选用《公羊》的经文。《日讲春秋解义》照搬胡传，只不过表达有所不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不再偏袒《胡传》，所以不取《公羊》；但又不遽定《左传》，“故两存之”，但是《春秋》经文仍如胡传采用《公羊》，可见因袭难改。
　　《左传》和《公》《榖》皆是一家之言，均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取代其他。理雅各所支持的解释（毛奇龄）有史实依据：《左传》隐公十一年隐公被弑情节中附带而出的“尹氏”即此“尹氏”。在三传不能自圆其说之际，理雅各这种注重史实依据的解释，谁又能第一眼就表示反对呢？
　　2.隐公二年：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履緰，《左》作“裂繻”。
　　左传：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公羊传：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
　　榖梁传：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胡传：……鲁哀公问：“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对曰：“合二姓之好以为宗庙、社稷主，君何谓已重乎？”……夫妇，人伦之本也，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也……
　　日讲春秋解义：履緰，纪大夫，伯姬，鲁女，许嫁于纪者也。书“履緰逆女”，讥纪侯之不亲迎也。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在三传之后采众多观点，诸如孔颖达、刘敞、程子、陈傅良、张洽（履緰，纪未赐族之大夫也）、俞皋、齐履谦、程端学之论，迭出新义，不定于一。
　　理雅各《中国经典》：裂繻是纪国的大夫，“逆女”即为国君迎娶新娘，如果他去鲁国是为自己迎取新娘，则应说“逆某姬”。他来鲁国是国君派谴的，但依照有关婚姻的规定（rule about marriage），他的举动不合于礼。
　　笔者按：《公羊》和《榖梁》热衷于解释此不合常礼的“大夫逆女”事件中讥讽了谁。胡传综合了《公羊》（讥国君不亲迎）、《榖梁》（讥世卿）之义，取《公》《榖》异文而不用《左传》。《日讲春秋解义》只取《公羊》之义，仍用《公羊》经文。《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众家之说，其说早已超出《公羊》《榖梁》之外，且不作案语，实际上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同时消解了《公羊》的权威性，已看不出《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此处经文择用《公》《榖》经文的原由。
　　理雅各没有引用三传，而是参考“婚姻的规定”（rule about marriage），说明《春秋》此条记录了一个不合规定的迎婚仪式，至于《春秋》用“裂繻”还是用“履緰”，他是不以为意的。此处“逆女”与“逆某姬”的规定，理雅各采信的当是毛奇龄《春秋毛氏传》：“逆女者，卿为君来逆女也。《释例》：天子娶则称‘逆后’，卿为君则称‘逆女’，若卿大夫自为娶，则称‘逆某姬’。”[7]毛奇龄征引的杜预《春秋释例》与四库全书本《春秋释例》不同，也与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孔颖达征引的《春秋释例》不同：“天子娶，则称‘逆王后’，卿为君逆，则称‘逆女’，其自为逆，则称所迎之字。”[8]《春秋释例》中并无“逆某姬”之词，唯毛奇龄《春秋毛氏传》中征引《春秋释例》出现了“逆某姬”的字样。毛奇龄引书好改字，在当时即有恶评，理雅各虽未明确说出他的文字依据，而他对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服佩有加，甚至一度想直接翻译《春秋毛氏传》而不是翻译《左传》[9]，从他袭用毛奇龄的讹误可知，此处他一定参考了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

　3.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作“帛”

。
　　左传：子帛，裂繻字。莒鲁有怨，纪侯昏于鲁，使子帛盟莒，结好以和解之。
　　榖梁传：或曰纪子伯（按：长）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
　　公羊传：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胡传：（“伯”是阙文）……阙疑而慎言其余可矣。必曲为之说则凿矣。
　　日讲春秋解义：以子系纪，非其爵，以伯系子，无其国，此阙文也。阙文之例有三，有自仲尼削之者，如桓公无王，王不称天之类，以大义削之，而本非阙也。至于旧文脱简，无从考按，而夫子因之，或秦灰之卷帙散亡，经师口授，讹舛莫稽，而后儒又因之，不得不阙者。虽作者之圣述者之明，不能有所増损也。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在《公羊》及胡传之后加集说：啖氏助曰：“《榖梁》云：‘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此阙文耳’（按此处有误），云‘伯’之穿凿甚矣。《左氏》云：‘鲁故也。’以子帛为履緰字，故附会耳。程子曰：阙文也。当云‘纪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会作‘帛’，杜预以为裂繻之字。《春秋》无大夫在诸侯上者，《公羊》、《榖梁》皆作‘伯’。”家氏铉翁曰：“于蔑，内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之始也。内外盟必书，志东迁诸侯无所统一，自相为盟也。”吴氏澄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误。”
　　理雅各《中国经典》：杜预认为子帛是裂繻之字，《公羊》说子伯无闻也，《榖梁》将“伯”当作动词解，认为纪国国君认为自己是个“伯”爵，所以在盟会中排在莒子之前。这当然是荒唐的，纪国本是“子”爵。吴澄（1249-1333）认为“子伯”二字是“侯”之误。按杜预的观点更易为人接受。
　　笔者按：《左传》用“纪子帛”，《公》《榖》用“纪子伯”。三传的重心在于纪子伯与莒子二人的尊卑排序上。《左传》认为前者是纪国的大夫子帛，胡传不采用这种说法，其实是认为，身为人臣，子帛不应排在莒国之君（莒子）之前。《榖梁传》认为纪国的国君（纪子）年长于莒国的国君，所以排序在前，而《公羊传》不知道排在“莒子”之前的“纪子伯”是谁，故阙疑。胡传即引申《公羊》之义，采用《公羊》之文。《日讲春秋解义》明确指出纪子伯不当是纪国国君，也不当是纪国大夫，故阙疑之，此义不出胡传的范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不录《左传》《榖梁》的说法，集说均不支持《左传》，而且否定了《榖梁》，并提出了另外的可能性（如“子伯”二字当是“侯”字之误），不用《左》《榖》之义，但也没有采用《公羊》。胡传尚能寻觅《春秋》此处异文与《公羊》之间的联系，到了《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春秋》经文与《公羊》的关系已无从捉摸。
　　理雅各支持杜预的说法，将子帛看成是纪国的大夫，不理会盟会中的君臣尊卑之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经典·春秋》此条，取义于《左传》，但文取《公羊》《榖梁》。《榖梁传》：“伯，长也。”理雅各把“伯”理解为意动用法，“把……当作伯”，这是言语翻译的一个硬伤。
　　4.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骇，《榖梁》作侅。
　　左传：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
　　公羊传：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
　　榖梁传：入者，内弗受也。极，国也。苟焉以入人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称氏者，灭同姓，贬也。
　　胡传：非王命而入人国邑，逞其私意，见诸侯之不臣也，擅兴而征讨，不加焉，见天王之不君也。据事直书义自见矣。
　　日讲春秋解义：向、极皆国名，入者以兵，造其国都，得之而不居也，其义为逆而不顺。诸侯非奉天子之命不得自相侵伐，其不率者，则大司马九伐之法施焉。今莒、鲁无王命，而擅入人国，天王不能讨，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矣。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说：……刘氏敞曰：“《公羊》以谓入者灭也，无骇不氏者，疾始灭也，非也。《春秋》虽为国讳，然皆使其文不害实，今更灭为入，则是文害实也。且无骇不氏，亦非疾始灭也……《榖梁》曰：入者，内弗受也。又曰：不称氏者，灭同姓，贬也。案入则不得谓之灭，而《榖梁》先既以入解之，末又以灭通之，此似《榖梁》作传时自以入者也……
　　理雅各《中国经典》：无骇是鲁国的官员，王室的一个分支，尚未获得族名。《左传》说他是鲁国的司空，此时他被费庈父所败。
　　笔者按：

公羊》《榖梁》在无骇不称氏的书法中穿凿褒贬。胡传承《榖梁》义引申而来，却用《公羊》和《左传》的经文。“无侅”和“无骇”指同一人，不牵扯意义的解释，而“无骇”较《榖梁》作“无侅”更常见，所以从常见字体。《日解春秋解义》遵从胡传，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刘敞一说则同时否定了《公羊》和《榖梁》，也不再赞同胡传牵强附会的解释，更难看出其文本出自何处。
　　理雅各不理会名字未氏的褒贬，而是客观指出“无骇”尚未赐族。《左传》杜注：“无骇不书氏，未赐族。赐族例在（隐公）八年。”[10]理雅各注释《春秋》，不支持《公羊》《榖梁》中善恶褒贬之说，一般相信《左传》的叙事，从史实中寻求《春秋》的意义。“无骇不氏”的观点即采自《左传》杜注。
　　5.文公三年，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公》《榖》无“以”字。
　　左传：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
　　胡传：其书“以”何？楚尝伐郑矣，齐桓公远结江黄，合九国之师于召陵，然后伐郑之谋罢，又尝围宋矣……故书伐楚以救江，言救江虽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日讲春秋解义：此书伐“以救”何？言救江虽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也……晋襄……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畏怯甚矣，故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传与胡传之后，集孙复、陈傅良、张洽、吴澄、汪克宽、王樵等众人的说法，均不支持胡传的微言大义。后加“案”语：……故晋之罪在于不能存江而伐楚，以救江则未见其罪也。胡传行世已久，先儒多从之，今仍其说而附见此义云。
　　理雅各《中国经典》：《公》《榖》“救”之前无“以”字。康熙《春秋》的编者在此条中加入了晋国的所作行为，以此反对胡安国以及其他类似的意见。

按：胡安国在《左传》的“以”字中阐发微言大义，不用《公》《榖》略“以”。《日讲》《汇纂》沿袭胡传，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所集之例无一支持《胡传》的微言大义，案语直是针对胡传而言，但是编者又明言“胡传行世已久，先儒多从之”，故仍录胡传于前，而《春秋》经文也是由于胡传推行日久，直接录自胡传。
　　理雅各提及的“晋国的所作行为”，即《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案语”中所列举的晋国为救江而做的种种，与胡传所云“晋不能救江”形成反对之势。理雅各只是简单总结了康熙春秋编者的态度—反对胡传，至于正方和反方的具体观点，均未提及。理雅各自己是否定在“以”“与”等单词片语中穿凿微言大义的[11]，但是否定归否定，理雅各仍然要介绍康熙《春秋》的编者对科举传统标准—胡传的否定，似要告知读者中国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对影响天下读书人的科举考试的看法。《中国经典·春秋》的注释中，胡传被当作“几百年来科举考试的标准”而被重视[12]，理雅各似乎不知道在当时胡传已经废除，对科举的影响已经式微。另者，虽然康熙《春秋》发布之时，胡传仍未废，但康熙《春秋》是一部消除胡传影响的书，理雅各并不措意于此，而是在《中国经典》中，频频提及胡传，有时并未加评论，似乎将它与康熙《春秋》的观点一起，作为认识中国知识界思想的一个手段。而早在乾隆五十七年，清朝就废除了胡传，代之以《左传》，作为《春秋》一经的标准[13]，之后又在道光二年由内府刊刻《钦定春秋左传读本》，作为科举考试中《左传》的参考。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对清朝《钦定春秋左传读本》并未引用，尽管或许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但是忽略这一节，可以说明理雅各对清代儒学的了解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了解并不全面。
　　以上用例集中于隐公二年与三年，因为这些异文在各家论述的重心，理雅各对此的抉择更容易看出它对《春秋》三传异文的态度。总结以上用例可知，在胡传中，文字的选取决定于意义的取舍，在三传之中，取某义，即用其对应的经文。如果用公羊义，则断无用《左传》经文的理，反之，用《左传》经文，却不见得采用了《左传》的义理。胡传因为没有摘录《春秋》三传，所以并不能清晰地看到其文本的渊源，《日讲春秋解义》因为罗列三传与胡传，并加以评论，所以能较为清晰地看到胡传的文字取舍，以及《解义》与胡传意义上的渊源。一般情况下，《日讲春秋解义》作为经筵旧稿，初期是与胡传同一步调的，康熙末年在修《汇纂》时虽云欲对其刊正，具体的刊正已无从得知，但是刊正的

幅度，还是可以大抵看到的。《解义》大体上更接近胡传，与胡传大多保持一致，但是《汇纂》则不一定了。《日讲春秋解义》颇能看清胡传所自出，而《汇纂》一则因为搜集众家之说，不容易看清文本所出，二则主动消除了胡传的一尊地位，所以更不容易看出其文本出自胡传。
　　理雅各认为“康熙《春秋》”偏信《左传》，这也是误解。《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虽然对胡传有主观性颇强的修正意愿，但是仍使用相沿已久的胡传作底本，其解释《春秋》时仍不自觉地受胡安国的影响，主《公羊》《榖梁》义。在胡安国看来，“传《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榖梁》辞辩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案，则当阅《左氏》，玩辞以义为主”[14]。胡氏《春秋传》毫无疑义以“义”为主脑，采用《公羊传》《榖梁传》之义颇多。即便采用《左传》的文字，随后生发的微言大义的却超出《左传》的叙事之外。例如例5，用《左传》的“以”字阐发晋国有罪无罪；又如桓公十一年“公与姜氏遂如齐”，用《左传》经文，比《公羊》《榖梁》多出一个“与”字，《汇纂》集胡传及叶梦得、赵鹏飞、吴澄、吴克宽等人的议论，纷纷在“与”字中穿凿微言大义。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主的中国帝王注疏体系中，《春秋》的义理由《公羊》《榖梁》的义理支撑，《左传》的叙事性作为基本要素存在于注疏之中，而不是作为重要元素，所谓“康熙《春秋》”偏重《左传》，并不是事实。只有在乾隆五十七年废除胡传之后，才真正废除胡传在《春秋》一经中的主导性作用，至道光二年颁发的《钦定春秋左传读本》，则完全以《左传》之事解经。至于理雅各本人，认为《春秋》是史书，简单的叙事中陈述事实而已，没有许多褒贬之说（如例2），《左传》的叙事不仅是基础，更是获解《春秋》叙事的重要元素（如例1、例3、例4），意义如果不能获得史事的支持，那种高远玄妙，是理氏所不能理解，也不能赞同的，但是出于了解《春秋》中影响颇为深远的封建帝王以及帝王身边学者群体的观点，仍会誉录康熙《春秋》编者的意见（如例5）。
　　理雅各采用的《春秋》文本，综采三传，原本认为《春秋》三传均来自于孔子，都能从某一侧面获取孔子之义[15]，理雅各的《春秋》经文综合三传异文，或许有理雅各于三传中发覆孔子真义的追求，但在实际翻译中，理雅各却怀疑《公羊》《榖梁》是否能能达成圣人的《春秋》之义，他根本不赞同《公羊》《榖梁》的解经方法，认为它们“难以接受”[16] “荒唐”，而偏向于肯定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细节的《左传》[17]。理雅各不是在《春秋》中寻找褒贬之义，而是借助《春秋》传注在《中国经典·春秋》的简短文字中寻找史实。奉行《公》《榖》之义、畅言褒贬的康熙《春秋》的编者遭受了来自译者的诸多质疑与不满。《中国经典·春秋》中为数众多的 “康熙《春秋》编者”（k’ang-he editors）的字样，或扬或抑，标示着理雅各对中国儒学的批判性意见。至于《中国经典·春秋》与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代表的清代帝王之学的更深层关系，容笔者另撰文讨论。
　　（本文系教育部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英语世界中〈左传〉的翻译与研究》研究成果，项目号：09yjc751069；西安交通大学学科交叉项目《儒家经典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研究成果，项目号：08140026）
　　注释：
　　[1]刘家和：《理雅各英译〈春秋〉及〈左传〉》，见氏著：《史学 经学与思想》第200-22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prolegomena，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5，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