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梁启超从塑造国民的角度提出国学教育思想。他的国民塑造主要包括德育和科学素质教育。梁启超找到了西学与国学相通性的部分“道德”和“科学”，并确立了国学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他的国学教育思想为当前解决如何避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构建成他者，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一种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文化主体等问题提供了思考。
关键词： 梁启超； 国学教育； 德性修养； 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 8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4007904
近代以来关于“国学”的定义争论不休，陈独秀曾断言“国学”的定义再过一百年也争论不清楚。虽然国学的定义没有形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国学教育没有意义或者国学教育不存在。梁启超的国学思想在近代的影响最大已是学者们的共识。本文从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的提出、主要内容及其现代意义来论述。
一、 梁启超的国学概念与
国学教育思想的提出关于近代“国学”概念发端的争议并非针对文献出处而言，主要在于界定近代“国学”与传统“国学”的含义之别。近代“国学”的提出主要解决西方学术对传统学术的冲击，所以近代“国学”首先强调的是国学固有的学术价值，其次是国学本身的文化价值。1902年在日本的梁启超拟办《国学报》，在给黄遵宪的信中第一次提到“国学”， 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用“国学”替代了“中国学术”。
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从萌芽到实践，经历了复杂的过程。梁启超的国学教育观源自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以变法为核心的“开民智”目的是通过“人的革新”达到政治的革新。wWW.11665.cOm1902年他公开放弃儒教为国教的观念，并批判中国传统儒家道德有碍于近代国民的塑造。梁启超认为在科举制度下，儒家的道德、政治和伦理决定了人的塑造和学术研究的内容。他拟办《国学报》目的就是“养成国民”，“去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可见，他从学术和教育的角度思考国学，力图解决近代国民塑造和文化革新的问题。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梁启超的“新国学”思想，又增加了“世界国民”的构想。1922年梁启超执教清华，开始践行他的国学学术与育人结合的理念，明确提出国学教育就是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和“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1］1039两个目的。
我国近代教育的弊病是缺乏教育宗旨，尽仿西学，结果塑造出了被它化的国民。梁启超提出“教育二字之界，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器具”［2］1355的宗旨，教育的目标是“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3］550。梁启超国学教育目的是要国民形成一种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并且这种精神能真正成为人们生活中判断、解释、处理问题的规则和依据。这种精神由个体团结成群，最后凝聚成一个民族国家。梁启超将国民教育融入民族主义理想，希望通过塑造新国民来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二、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内容主要包含道德修养和科学教育两个方面，即希望青年人“知识上要有科学的理解；品格上要有自律的情操”［1］906。1.德育梁启超认为现代社会仅以智力程度作为民众的标准，远离治本原则。我国自洋务运动模仿西式教育以来，东西诸国智育书籍汗牛充栋而无裨于德育。国学教育最重要功能是德育，“夫言群治也，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与力成就甚易，惟德最难”［3］630。梁启超认为德性的学问不同于科学方法，是做国民的必要条件。梁启超认为西学不具备靠内省取得人生智慧的功能。中国的伦理虽然存在不足，但是中国的道德绝对没有缺点，所以中国国民的教育必须从本国文化中寻找。
1902年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中对中西学制的牵强比附，说明国学在西式学制里处于尴尬地位。梁启超将国学中格致和伦理部分归并于西学的科学知识，归属智育范畴。国学中的道德修身的部分归入德育范畴，国学成为“智育中的德育”。这样处理减缓了国学与西式教育体系的冲突，将国学顺利地纳入西化教育体系中。他给青年学生推荐国学书籍的原则是把德性修养放在第一位，尤其是阅读儒家的约束性技巧的修身格言书籍。梁启超希望个人“私德”修养的圆满通过群体力量转变为国民的公德，所以他认
“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要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要义”［3］622。
关于德育方法，梁启超受王阳明的唯心论影响，最推崇陆王学派“致良知”，重实验，非功利和求自由的修身理论。 由于“良知”属于精神范畴，人是由精神和物质构成的，所以要不断存养，以压制物质生活，达到精神自由的目的。德性修养的重点在于存其心，养其性，以保存善性的人格，然后发扬光大。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是提供自律在内的德行修养，这种靠内省取得的人生智慧是现代科学万不能及的。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二者各有所长，只是修养的方法不同而已。孟子是要教人发挥本能，荀子是要教人克服自己，变化自己的气质。德育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因此，梁启超在主持《新民丛报》期间提倡王阳明的德性教育，并把曾国藩的“内省”、“躬行”教育引入学生日常行为当中。2.科学教育梁启超认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新国民应具备的素质，并强调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人格修养的工具。国学的科学方法和国学者学术人格是国学教育的必要部分。
梁启超认为传统的学术精神构成了中国学者的人格，“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①。传统学术方法是国学研究的基础。传统国学研究方法义理、辞章、考据，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博通。关于传统的治学方法“求是”， 欲求事实的正确，“必须用极耐烦的工夫，在事实自身上旁推反勘，才可以得着真相”。②1922年梁启超用“科学的理解”解释了“科学的研究如何？凡事必由分析整理着手，非找到的确的证据不相信，非有彻底的了解，不轻易讲。……科学理解是要有窄和深的研究，用科学的方法分析”［1］907可见，传统学术的“求是”正是现代学术前进的方向梁启超认为国学的传统学术对国民的科学素质有影响力。他批判“欧美人是天生科学的国民，中国人天生是非科学的国民”的观点，这是将中西不同发展阶段的学术做横向对比得出的结论。他将自己曾经排斥的汉学与宋学并列纳入国学，是为了展现完整的国学学术体系。在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他指出：“自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我国民用其遗传上极优萃之科学头脑，凭此等丰富的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称为全世界一等之科学国民。”［4］3108
学者的求真、求博、求通是为大众提供榜样和依据。学术的最终目的是科学方法普及于国民，科学精神传达于国民。梁启超将学者的“科学的理解”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学者一定要能将知识传给他人，否则于社会毫无意义；其次，要讲究教授之法，让学生获得的知识有系统性；再次，“科学的理解”最高境界在于“授之于法”，人人成为科学的国民。学生求学的根本在于“授取讲师之研究精神及研究方法。质言之，其获益最重要之点，则学者的人格感化之”［5］3306。
三、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1.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回归自己西学东渐以来，学者最大的担忧是国学的衰亡，即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被构建成他者。其中，张之洞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矛盾认识最为典型。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明确提出惧怕国学消亡，因此他一直坚持国学为先的教育理念，他说：“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3］284梁启超的中西学观念不断地改进，逐渐突破了中国弱“弱于中国之学”的心理阴影。梁启超认为在西学冲击面前首先要解决文化自信的问题。《少年中国说》表现出他对国学融入世界文明的信心。之后，梁启超继续在道德、学术等方面不断论证中国文明的优势，意在确立国学与世界文明平等的地位。中国文明在世界中由被动转为主动，正是防止被它化的前提。
梁启超找到了中国文明不可能完全被它化的依据。他抓住了国学的人生哲学对科技文明的价值，确立了国学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梁启超提出：“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各国而无愧色。但是我们的最特殊之点，仍不在此。其学为何？即人生哲学是。”［5］3343他对中西文明做了理性的思考，对科学万能观和“唯物观”进行批驳。我们祖宗的精神可以救西洋人在机器物质生活的疲惫，这是国学走向世界的理由，也是中国文明不会被构
建成它者的依据。中西两种文明的前景由消亡关系变成互补关系。这种立论使立足于“天朝上国”的晚清学人“东学西被”观由茫然变得通达。只有坚持自己的文明特色，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世界，我们的文明才能在全球化中成长。2.道德和学术构成普世的中国文化主体梁启超从道德和科学两个角度解决了近代以来中、西学体系割裂的认识②。梁漱溟提出不明白中西文化的差异和相通之处，就不可能真正地沟通和融合。梁启超认为中西文明的可通性和可融合性就在于道德、学术方面。梁启超认为国学就是一种普世的精神力量。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他确信当今世界文明时代，我国在精神和知识方面的贡献是我们与人交换的资本，也是我们对世界应负之义务。这有利于回答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一种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文化主体。
首先,国学道德教育的普世性。梁启超肯定中西方文明德育价值有相通和互补性。梁启超说道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点，人类古与今、中与外道德的本质相同，只是德育的条件存在差异，道德的行为标准因社会性质不同各有所异。中国的道德修养之学，尤其是“我国儒家的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为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之学派，未见其必，在今日有发扬光大之必要”［6］。梁启超希望国民教育大兴和社会条件成熟后，再求泰西的新道德以补助中国的道德。
现代政府治理国家，除了民主、法律之外，还需要社会道德支撑。梁启超认为“文明国家教文明强悍之国民，则当心平静气，以立其远大志向；教之野蛮和柔弱国民则当直捷，以鼓其前进之气”［2］1601。中国具有国学文明，应该用道德文明治国，反之则无济于事。梁启超的以德治国重点指的是德在民，而不单指德在君或者德在政府。梁启超说人人有君子之行则国家主义何施不可？政府的责任在新民。政府越开明，则教育越普及，更易于培育具有民族核心价值的道德型社会。
其次,国学学术具有普世意义。梁启超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培养的人才，到欧美学习科技，成绩优异就是这个道理。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他一改过去对日本人“以政治论国学”的推崇，完全变为“以学术论国学”，表明他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学术对世界的意义。他不断论证国学的学术性是为了使中西间的学术顺利衔接。他号召青年人应“尊重爱护本国文化，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研究他、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文化系统、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到他的好处。”［7］他意在构建一个超越中西文化的学术结合体 “新国学”。这正是1902年他所构建两大文明结婚产生的“宁馨儿”。
梁启超说学者有左右世界的力量。学者对后世的全球国学研究者的学术继承负有责任，“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籍焉”［4］3109。国学研究定位过浅和过窄都会影响学术的独立，也不利于科学国民的塑造。 梁启超说先有书呆子后有学问，如果学者不以科学之真理为基础者，必为欺世误人之术。正如顾颉刚当时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造世界，而做学问的人反而被社会融化了。梁启超认为国学研究要“求真”、“求博”、“求通”③。我们只有拿“科学的理解”去做研究，才能杜绝“蜻蜓院士”和“青蛙博士”的重复诞生。国学研究者对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资源共享负有责任，在中西学术交流中，学者只有提高国学科研水平，才能形成普遍意义的中国文化主体，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竞争。
梁启超的国学教育思想对当今时代需求的道德与科学的两大主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为中国文化走向国际提供了思路。在全球化之下，建立以科学和道德为核心的普适性的文化主体才是文化竞争和文化策略的前提。
注释：
①梁启超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4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具体阐述了传统学术精神。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肯定了传统学术方法。梁启超总结了中国学者忠实的态度、求是精神、博学于文的治学、虚怀若谷的涵养、创新的胆识、学术自律的品行八大学术精神。梁启超“博学于文”，“文”非辞章之谓，故凡事物之条理亦皆谓之文。
②从晚清严复到五四时期傅斯年、陈独秀等人一直存在着中西学两个文明自成体系观，不能调和或融合，只
有存与亡关系。傅斯年的观点“调和没有成就，必须征服，必须根本改换”。
③“求真”指学术的专精。“求博”是指一件事物与同类有关系，事情贯穿比较，不能靠单文孤证武断。“求通”指虽然专门一种学问，不要忘却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也要注意本门学问各方面之间的关系，能常注意关系才可能成为通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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