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对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进行感知、解释和反应的认知偏差，它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不论该情境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和导致的后果如何，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个体都认为是无法接受的，应该回避。该文介绍了三种主要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测量工具，探讨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神经机制，阐述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导致的不良后果：信息加工偏差和决策能力受损，担忧、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消极应对策略和不良问题取向，文章最后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决策；焦虑；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2-0124-07
　　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下一刻会是怎样。所谓世事难料、前途未卜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在未来职业发展、人际关系、收入和健康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爆发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时，不确定性愈加明显。这些短期或长期性的不确定性问题时常困扰着人们。有些个体能够忍受不确定性并积极应对，适应良好；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个体则可能感到困惑，在认知、情绪和行为方面消极反应，出现过度担忧、焦虑甚至抑郁症状。freeston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简称iu)。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概念提出以后，立即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问题。本文拟对现有研究进行述评，为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wwW.11665.cOm
　　一、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概念
　　目前有关iu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iu的概念进行了阐述，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freeston等人基于iu的测量最先提出了一个操作性定义：iu是对模糊性情境和未知事件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具体来说，在认知上表现为不确定状态使人感到困惑；情绪上的反应包括挫折和应激；在行为上，试图控制未来并避免不确定性，抑制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行为。ladouceur，gosselin和dugas强调对不确定性的消极评价。不论不确定情境或事件发生概率大小以及后果如何，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个体都倾向于进行消极评价。sookman和pinard提出的概念比较宽泛，他们认为iu是“在应对模糊、新奇和不可预测的情境和事件时出现困难”。dugas，gosselin和ladouceur对iu的界定则相对狭隘。他们把iu看作一种过度倾向——尽管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小，都倾向于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此定义似乎比较极端，它表明iu是一种先验，对即使再“微乎其微”的不确定性都拒绝接受。dugas，schwartz和francis在综合考察各概念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比较中肯的定义，认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对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进行感知、解释和反应的认知偏差，它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
　　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测量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包含一系列与不确定性有关的观念和行为反应，如不确定性使人困惑、令人无法接受、产生挫折感和压力等，目前研究主要采用量表来进行测量。其中主要的量表有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ntolerance 0f uncertainty scale，ius)、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问卷(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nventory，iui)和儿童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forchildren，iusc)。
　　(一)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
　　freeston等人首先编制了法文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测量与不确定性有关的消极信念和感知到的后果。问卷包含27个项目，采用5级评定，得分越高表示越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题目如“不确定性使我变得脆弱、不愉快或者悲伤”、“不确定状态意味着我缺乏信心”等。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此外，iu与担忧高度相关，并能够区分出高担忧和低担忧组人群，与焦虑和抑郁也相关显著，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区分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通过因素分析得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五个因素维度，分别是：(1)不确定性令人无法接受，应该避免；(2)不确定性使人困惑；(3)不确定性产生挫折感；(4)不确定性导致压力；(5)不确定性妨碍行动。
　　buhr和dugas[6]将此量表修订为英文版。他们对276名平均年龄为22岁的大学生进行测试，得到一个四因素结构，分别是：(1)不确定性使人无计可施；(2)不确定性是充满压力的、令人

苦恼的；(3)不确定事件是消极的，应该避开；(4)未来不确定是不公平的。研究表明，英文版ius同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berenbaum，bredemeier和thompson也对ius的因素结构进行了验证，得到一个不同的四因素结构，分别为：(1)对可预测性的渴望；(2)面对不确定性有崩溃倾向；(3)面对不确定性体验到苦恼的倾向；(4)对不确定性的坚定信念。
　　研究者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编制简化的测量工具。carleton，norton和asmundson使用更大规模的大学生样本，以ius为蓝本编制了一个12项目的简化版ius(称为ius，12)，测量对不确定性情境及未来的反应。该量表也采用5级评定方式。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一个稳定的两因素结构，分别代表iu的焦虑和回避成分。其中一个因素命名为预期性焦虑(prospectiveanxiety)，由7个项目组成，内容涉及基于未来事件的恐惧和焦虑；另一因素命名为抑制性焦虑(inhibitory anxiety)，由5个项目组成，内容与基于不确定性的抑制性行为和经验有关。该量表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并与原ius、焦虑和担忧分数具有较高的相关。
　　(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问卷
　　freeston等人以及buhr和dugas编制的ius问世后，成为目前使用最广的iu测量工具。但该量表也招致了不少研究者的批评。比如，有人认为ius测量个体对模糊和不确定性情境的总体反应，并未全面评估现有文献提出的iu概念；因素结构不够稳定；各项目与iu概念的联系未完全体现出来，问卷的表面效度也没有预期的那么高。综合分析这些批评意见，发现ius确实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必要编制一个更加完善、能够全面评估iu的测量工具。 gosselin等人编制了一个新的量表来评估iu。该量表被称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问卷，同样为法语版量表。iui包括a和b两部分，共45个项目。a部分由15个项目组成，测量生活中发生不确定性或消极事件是不可接受的过度倾向；b部分由30个项目组成，包括6个分量表，测量iu的6种认知和行为表现或后果，分别命名为：高估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回避、担忧、安慰寻求(reassurance seeking)、怀疑以及控制。被试对所有题项进行5级评定，得分越高表示对不确定性的忍受程度越低。研究表明，该量表的测量学指标良好。两个部分均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以及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最近，carleton，gosselin和asmundson进行了iui的英文版修订。修订后的iui也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筛选了部分项目，确认了a部分的单维结构并得到b部分的三因素结构，但该研究并没有明确是哪三种具体的因素结构。
　　(三)儿童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
　　ius和iui主要针对成年人。相对成人来说，目前有关儿童和青少年的iu研究比较缺乏，部分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测量工具。对儿童青少年来说，ius项目的措词较为复杂和抽象，理解起来会出现困难，而且测量内容与儿童青少年的生活场景相关度不高。为了评估儿童在认知、情绪和行为水平上对不确定情境和事件的消极反应，comer等人依据ius编制了儿童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usc)，包含儿童报告量表和家长报告量表两个分量表。该量表适用于7～17岁的儿童青少年。
　　为使量表适合儿童青少年，iusc儿童量表对ius的指导语进行了简化，并修订了部分项目。儿童对每个题目按照赞同程度进行5级评定。此外，还编制了一个平行的家长报告量表，题目改编自iusc儿童量表。做法是让家长评定儿童对不确定情境和事件的消极反应倾向，从“完全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进行5级评定。comer等人没有报告iusc儿童量表和家长量表的因素结构，但指出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汇聚效度，能够有效区分焦虑障碍患者和正常的儿童青少年。该量表为今后测量儿童青少年忍受不确定性的能力提供了初步支持。
　　对比上述三种测量工具发现，ius主要测量个体对不确定性的一般反应；iui对此进行了改进，测量不确定性是不可接受的过度倾向，以及iu导致的具体认知和行为表现或后果；iusc在此基础上拓展了iu测量的人群，能够对儿童青少年对不确定性的忍受能力进行评估。总体来看，目前发展起来的iu测量工具都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分别测量了iu不同方面的特征。
　　三、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神经机制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神经机制研究，能够揭示有关的大脑区域及其

作用机制，为诊断和治疗与iu相关的心理障碍提供相应的神经生理基础。目前研究主要发现前额区域、前扣带皮层(acc)以及脑岛(insula)等区域与iu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前额叶区域的成熟变化，可能反映了应对不确定性的认知一神经机制的发展。前额回路(prefrontal circuits)的成熟促进了青少年期某些认知过程的发展，如决策能力。krain等研究了成年人和青少年在不确定性情境下决策时前额区域的差异，并考察了iu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他们以12位健康成人和12位健康青少年为被试，在一项猜测任务(hilo game)中，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研究各种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神经机制。结果表明，与不确定性有关的决策任务有效引发了成人和青少年的acc活动。与正确反应相比，青少年在错误反应时显示出更大的acc激活，而成年被试在正确和错误反应时acc活动没有差异。iu对青少年acc活动产生明显影响，而对成人影响不显著。
　　在处理与iu有关的任务时，具有iu特征的临床患者表现出特殊的大脑区域神经活动。对临床焦虑患者决策的神经成像研究表明，iu水平较高的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ocd)患者在决策时眶额叶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ofc)和前扣带皮层的活动增强。krain等考查了焦虑青少年的iu状况与其神经反应之间的关系。在fmri扫描情况下，16位被诊断为患有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disorder，gad)和/或社交恐惧症(social phobia)的青少年(anx组)与13位无焦虑症状的被试(控制组)完成相同的决策任务。结果表明，与控制组相比，anx组前额叶和边缘系统区域并未出现过度反应。但任务后，anx组被试表现出与任务有关的更高的焦虑和更低的确定性。在两组被试中，iu与前额叶和边缘系统区域的活动显著正相关。根据iu水平的高低，进一步区分了anx组中的两个亚组：高iu个体在任务期间前额叶和边缘系统出现激活，而低iu个体上述区域被抑制。该研究表明，焦虑青少年的iu与对不确定性的神经反应之间存在关联，iu研究有助于对焦虑患者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理解。
　　此外，前期观察发现，焦虑障碍患者脑岛过度激活可能与处理不确定性任务有关。paulus和stein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模糊情境下，脑岛激活与对不确定性的厌恶程度有关，并进一步证实了脑岛在对不确定性的加工及焦虑中的作用。simmons等人以14位大学生为被试，使用wall of faces task(wofs)行为任务，在fmri扫描期间，分别探索情感和任务模糊性对wofs的影响，以检验iu的神经元回路(neural circuitry)。结果表明，在情感模糊性(affective ambiguity)任务中双侧脑岛激活显著。除脑岛外，后扣带(posterior cingulate)、颞上回(superior temporal gyrus)和壳核(putamen)等区域也与情感不确定性有关。
　　四、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影响后果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个体对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进行感知、解释和反应时产生的认知偏差，它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相对于低iu者，高iu个体更有可能把未来事件感知为消极的，并视其为潜在威胁，在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方面出现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加工偏差和决策能力受损
　　在认知反应上，具有iu特征的个体对未来持怀疑态度，过分关注未来和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的消极方面，倾向于对来自周围环境的信息进行消极解释和评价，往往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个体更关注情境或事件中的不确定性信息，对不确定性信息的注意、记忆和解释更加消极。研究表明，iu影响个体加工来自环境信息的方式，导致个体出现信息加工偏差。dugas，marchand和ladouceur的实验研究表明，相对于低iu被试，高iu被试对与不确定性有关的单词回忆比例更高，也更关注模糊情境。此外，iu与对模糊信息的解释之间存在更高的相关。进一步来说，尽管iu与对消极和积极信息的评价有关，iu与将模糊信息评价为威胁的关系更为密切。
　　iu不仅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还可能使个体的决策能力受到损害。为了降低不确定性，高iu个体比低iu个体在做出决定前需要更多的确定性线索和信息，而且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做出决定，因此效率更低。对临床和非临床被试的研究发现，过度担忧(被认为是iu的产物)的个体较之于非担忧个体在模糊性的决策任务中显示出更长的反应潜伏期。ladouceur，gosselin和dugas指出，担忧

有以下特征：视模糊情境为威胁，高估潜在的风险，在不确定性情境中产生消极脚本。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高担忧者在面对模糊性刺激时更慢做出决策了。
　　(二)担忧、焦虑和抑郁情绪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导致的后果在情绪上的表现最为明显。通常情况下，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时容易感受到挫折和沮丧。若无法积极应对，将产生过度担忧和焦虑，甚至出现抑郁症状。研究表明，iu与个体的担忧、焦虑和抑郁情绪均存在显著相关，iu水平更高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担忧、焦虑和抑郁水平。
　　担忧是一种与不确定性和消极未来事件有关的心理现象。它在临床和非临床人群中都非常普遍，大部分人都有过担忧体验。适度的担忧对个体来说可能是适应性的，而过高水平的担忧则通常导致苦恼和功能不良。
　　不确定性被认为是担忧的核心成分。随着不确定性信息的增加且个体把这种信息理解为威胁，将导致担忧的增加，并出现明显的躯体压力反应(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大量研究表明，iu与担忧存在特别密切的关系。对临床和非临床人群而言，比较一致的结论是：iu是担忧的最佳预测指标，其预测效应大于担忧的其他认知变量，如对担忧的积极信念、消极问题取向和认知回避。de bruin，rassin和muris的研究进一步发现，iu和担忧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个体处于中等程度的怀疑或不确定情境中，iu能有效预测担忧，而当个体经历的情境不确定性太高或太低都将引发正常的、适应性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iu对担忧不具有预测价值。实验研究表明，减少iu能降低担忧水平，而增加iu则导致更多的担忧。对gad患者的治疗研究也表明，在认知一行为治疗期间，iu的降低通常先于担忧水平的下降。可见，iu在担忧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关键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尽管iu出现在各种焦虑障碍当中，目前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gad人群。大量研究都表明iu与焦虑障碍存在显著相关，尤其与gad的关系特别密切。利用iu能够区分gad临床个体和非临床个体，而且可以区分gad患者与其他焦虑障碍患者，如惊恐障碍、ocd和社交恐惧症。iu不仅与gad的发生和维持有关，而且与该症状的严重程度有关，iu能够区分不同患病程度的gad临床患者。
　　不过，最近一项研究比较了gad和ocd样本，并未发现两组被试的iu分数存在显著差异。在控制了gad和ocd的相关变量后，iu对两者都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说明iu也可能与gad以外的其他焦虑障碍有关。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ocd和gad患者都具有较高的iu水平，且这些患者的功能失调行为(dysfunetional behaviors)和思维模式也与iu有关。可见，iu可能是焦虑障碍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或成分。
　　iu导致担忧和焦虑，还可能导致抑郁的出现。虽然现有研究大都集中于探讨iu与担忧和焦虑的特殊关联，仅有的几项研究还是揭示了iu与抑郁的关系。gana，martin和canouet[30]的研究表明，担忧导致焦虑，并通过焦虑间接影响抑郁。swallow和kuiper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水平的提高经常伴随着抑郁，后来的研究也证明iu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iu不仅可以预测当前的抑郁状况，而且能够预测6周后的抑郁水平。
　　(三)消极应对策略和不良问题取向
　　行为表现方面的影响后果主要体现在应对策略和问题取向两个方面。面对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个体通常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和良好的问题取向，进一步影响担忧和焦虑的维持和发展。
　　面对不确定性，个体可以选择趋近策略或回避策略。但无论选择哪种策略都可能使他们陷入两难境地：停止趋近行为会降低确定性水平，但为了获得确定性而采用趋近策略则可能产生更多的情绪烦恼。不确定性是充满压力和令人不安的，个体必须努力避免。因此，担忧者可能回避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情境，并采用认知回避策略来避免体验到令人不安的思维或心理表象。iu也可能促使个体通过趋近行为达到更大程度的确定性。比如，担忧者也可能通过核查和安慰寻求行为来增加对身边可能出现的恐惧结果的确定性，但试图获得确定性可能导致更高水平的焦虑。
　　在趋近和回避行为间摇摆不定极大地耗费心力，往往导致更多的担忧和焦虑。病理性担忧就是在面临趋近和回避策略时犹豫不决导致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能导致精力衰竭和士气低落，而这正是gad患者的显著特征。问题取向是个体在面对社会问题时的总体反应定势。积极问题取向的个体将问题评价为“

挑战”或有益的机会、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可以有效解决问题、认识到并且接受有效解决问题需要花费时间和努力的事实；消极问题取向的个体通常认为问题的存在构成了对幸福感的威胁、怀疑自身的问题解决能力，对问题解决结果持悲观态度。
　　对正常人群和gad群体的研究发现，iu与不良问题取向密切相关。一方面，iu可能导致不良问题取向。具有iu特征的担忧者和gad患者知道如何行动来解决问题，但无效的问题取向使他们在运用问题解决技能时出现困难。也就是说，gad患者和正常人群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出现的差异与不良问题取向有关，而与问题解决技能知识的多少无关。另一方面，不良问题取向也可能导致iu。比如，面对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威胁评价、对问题解决效能感的低预期、消极的问题解决结果预期可能使感知到的不确定性水平增加，使高iu个体不能有效做出决定或实施问张国华戴必兵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研究进展题解决过程。
　　五、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研究展望
　　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概念界定、测量工具编制、神经机制及其影响后果等方面，现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针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开展的焦虑临床研究和治疗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焦虑的产生、维持和治疗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但围绕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研究才刚刚兴起，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综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需要澄清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及其形成机制。现有研究探讨了影响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神经机制，但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产生和发展的心理机制方面，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这是目前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完善iu的概念界定和理论结构。从现有研究来看，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概念界定和因素结构都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再次，深入探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焦虑、抑郁等变量的关系，有助于开发出能够有效鉴别担忧、焦虑人群的方法。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挖掘其在焦虑的临床研究和治疗方面的潜在价值。最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文化差异值得关注。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许多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些思维方式是否有助于中国人应对不确定性，相较西方人群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和行为方式。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究和扩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