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立宪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杨度逐渐形成了以舆论监督政府、以开国会广造舆论，以国会推动立宪的思想，成为清季倡言以开国会实现宪政的第一人。自从杨度首倡国会请愿之后，以“速开国会，，为号召的国会请愿运动就成为清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活动，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请开国会的陈情和呼吁，都在延续着杨度所闡发的国会论述思路。杨度最早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未能达到速开国会的目标，但积极意义极大。请愿成为极有效的政治动员，扩大了宪政的政治基础。清政府虽然被迫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依靠政治强力压制了激进的请愿代表，但其合法性在这数次请愿运动中逐渐消耗殆尽。
　　[关键词]杨度；国会；请愿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3-0038-05
　　
　　杨度是清季立宪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先是研究各国宪政理论，为载泽、端方等人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的奏折，加速了清政府确立君主立宪政策；然后发表《金铁主义说》，形成了以舆论监督政府、开国会来鼓吹舆论，以国会推动立宪的思想。随后，他组织了宪政讲习会，首先发起国会请愿，掀起了以“速开国会”为目标的清季国会请愿运动。学术界对清季立宪运动及国会请愿运动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对国会请愿运动的中心人物杨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对其在立宪运动与国会请愿运动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本文拟在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对杨度倡导召开国会的思想进行分析，对其最早发起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进行考察，弄清其在国会请愿运动中的作用，肯定其独特的历史地位。wwW.11665.COm
　　
　　一、开国会以推进立宪
　　
　　1905年7月，清政府颁布上谕：“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宣布成立考察政治馆，接受袁世凯请派皇室亲贵出国考察政治的建议，正式宣布派遣高级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实地考察宪政情况。正在日本的杨度、梁启超为载泽和端方等人代草了许多考察宪政、奏请立宪的奏折，加速了清政府确立君主立宪政策，促进了海内外立宪活动的高涨。1907年初，杨度在《中国新报》上连载了长篇论文《金铁主义说》，形成了以舆论监督政府、以国会推动立宪、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的思想。
　　杨度对清政府的腐败现象给予深刻揭露，批评清政府是放任专制政府，只知对内偷钱、对外送礼；他痛斥大多数官员怯懦无能，只为谋取升官发财，而不是为了增进国利民福，故其对清政府是不满意的。但他并不赞成以革命方式推翻清政府。杨度之所以不赞成革命党人排满革命，一方面是担心革命会引起国家分裂，另一方面是认为在革命党武力推翻政府之前，听任政府继续腐败与国家利益相悖。因此，他主张对政府进行改造，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形式的、由内阁负责任的民主国家。
　　在杨度看来，不需要使用武力，单是舆论就可以推倒政府，将放任的政府改造为负责任的政府。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系统闡述政治思想之时，通过与民主立宪党人排满革命的策略相比较，杨度认为挟舆论之力、用和平请愿的办法就可以达到此项目的。民主立宪党必须有大而必胜的兵力才能推翻政府，而君主立宪党以舆论为主要力量，必能推倒放任政府而开设国会。如果万一舆论不能奏效，人民中有一部分以兵力从事之时，将会更加唤起全国反对政府的激昂舆论，“兵力之武力虽败，舆论之武力终胜，仍以舆论为告捷之具”。
　　确定舆论鼓吹的斗争方式之后，杨度提出以开国会为号召，在社会上广泛造成开国会舆论的具体操作办法。他认为，如果合力倡导请开国会，则国会问题必然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问题，可以团结最大多数的力量向政府施加压力。杨度解释以开国会为舆论号召的原因说：“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我辈主张国会之理由，但有一语曰，国民举代表人以议国事，则政府必负责任而已。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实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日办不到，而不能日不应办也”。
　　这样既可以避免反对者的攻击，又

可以把主张君主立宪的各派势力团结在召开国会的大旗之下；正如革命党内部虽政治主张差别甚大，但却能团结在排满革命的大旗之下相似。个中奥妙在于，“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杨度认为，立宪之国在于有责任之政府，故吾民今日之事业，惟有改造责任政府为惟一之事业。而改造责任政府之方法，在于开国会。所以，他积极吁请朝廷早开国会，认定只有开国会可以救国：“故吾今日所主张之惟一救国方法，以大声急呼号召于天下者，日：“开国会”三字而矣。无国会必无责任政府，此如车之两轮，今无其一，宜其一之亦不行也。”
　　杨度在倡导先开国会的同时，并非不清楚早立宪法的重要性。他在回答为什么不倡导立宪时这样道：“予不以要求立宪相号召者，非不以要求立宪之名为然而避之也。乃以为与其求形式上之宪法，不如求实质上之国会；与其言广漠之范围而云立宪，不如举简单之事实而言开国会”。国人所当注意者，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如果没有国会，只等朝廷颁布宪法，“则宪法程度虽欲不低而何能不低?虽欲不为日本之宪法，而何能不为日本之宪法?”
　　杨度认为，清廷面对民众的日益广泛的民主诉求，是宁肯与人民以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以一寸之事实。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事实，而不与争空文。所谓“空文”、“事实”，即宪法与国会的代名词。他认为，立宪的范围很广，若事事注意，结果必致一事不办，必须于诸事中择其至重且大者，以专注之力而主张之。国会一开，立宪就自然实现了。
　　由此可见，杨度是近代中国倡言以开国会实现宪政第一人。梁启超非常赞同杨度提出的这种以国会为号召在社会上广造舆论的办法，认为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虽然两人联合组党的计划没有成功，分别创立了各自的政党组织，但梁启超依然采用了杨度提出的以争取开国会广造舆论的斗争策略。自此之后，杨度倡导的国会请愿活动，逐步成为此后宪政运动的核心目标。
　　杨度确定以开国会来鼓吹舆论的策略之后，旋即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如果说梁启超是宪法主义的首倡者，那么，杨度无疑是国会主义最早的力行者。1907年7月，杨度与熊范舆等人在东京成立宪政讲习会，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同年10月，留在日本的宪政讲习会会员杨度返国后按照杨度拟定的计划，选派代表熊范舆、沈钧儒等人自长沙赴京，将有百余人签名的请愿书交都察院代奏。此次上书是清季立宪运动中请愿开国会的第一次。宪政讲习会在这次上书请开国会之后，许多重要会员都先后回国运动请愿召开国会事，而且作为灵魂人物的杨度也不再返回日本，宪政讲习会此后主要是在国内发展力量。
　　自从杨度首倡国会请愿之后，以“速开国会”为号召的国会请愿运动就成为清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活动，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请开国会的陈情和呼吁，都在延续着杨度所闡发的国会论述思路。
　　1907年12月初，杨度联络湘绅谭延闿、梁焕奎、范旭东、罗杰等人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并且以湖南全省士民的名义发起上书请愿，恳请政府开设民选议院以实行预备立宪。《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为杨度所拟，并经王闿运改定，联络许多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实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东方》杂志称赞道：“国会请愿，首为国民发未伸之意者实为湘人。
　　这份请愿书结合清政府关于实行立宪条件的上谕，明确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中心目标，并从各个方面闡发了开设民选议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杨度在请愿书中指出，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服于专制政体之下，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远远逊色于东西各国实行民选议院的国家，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如果只空言立宪，其危险之情形，实有为臣民所不忍言者。朝廷趁人民程度尚未发达之际，开设民选议院来发达人民的国家思想，训练其政治能力，上可以

固君权，下可以增进人民程度，还可以促进立宪政体的及早确立。杨度接着指出，民情能否通达是治乱兴衰的关键，只有开设民选议院才能通达民情，消弭祸乱，东西各国均为例证。他说：“自法兰西革命以还，人文日起，世局一新，欧洲人士寝馈民权之说，讴歌自由之风，而当时之君相又欲保其固有之主权而厉行专制，君民冲突之事，遂以次递起于欧美两大陆之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潮流所至，河山失险，亚东诸国亦自此多事矣。然各国历史有一共同之公例，非他，即民选议院。开设早者，其祸端常小而时期亦短，如普、意、日本诸国是也；民选议院开设迟者，其祸乱常大而时期亦长，如法兰西、俄罗斯诸国是也。
　　中国当前局势岌岌可危，原因就在于没有民选议院通达上下之情。补救之道，应以俄国为前车之鉴，师法普鲁士、日本往事，争取早日开设民选议院：“夫二十世纪之中国，虽梅特涅、俾斯麦、大久保联袂立朝，亦不能独违公例，以维持独裁政体之残喘。顾所争者迟早耳，然早则其利如此，迟则其害如彼，一彼一此，固不待烦言而自解矣”。他剖析了民选议院开设早晚的不同利害之后，又明确指出，如果拖延不开民选议院，则三数年后，燎原莫救。请愿书在最后强调开设民选议院为当前救国的唯一方法，“夫今日一线之生机，中国图存之妙用，惟在宪政。而欲促宪政之成立，惟有早开议院之一法，舍此而外，别无他途”。
　　这份请愿书的基本思想，几乎为此后全国各地的请愿书所沿用，尤其是杨度强调“开设民选议院为惟一救国方法”的论断，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主要理论武器。
　　杨度对世界各立宪国发展的历史有清楚的认知，也知道中国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发达的宪政。他所提出的“金铁主义”说是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理论，用开国会的办法改造政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自己并没有把开国会作为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他之所以还如此突出地宣扬开国会为惟一救国的方法，这是其斗争策略。因为这是夹在清政府和革命党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为了避免危险的暴力革命，又能达到改造清政府的目的，根据当时情况所能提出的相对最为可行的政治策略。
　　宪政讲习会在杨度的领导下活动频繁，以国会为号召请愿政府的办法，更是使宪政讲习会的声势日隆，在国内的势力颇大。当时政闻社的一名会员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现闻宪政讲习会在长沙汉阳之间，以学会形式而实充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之势力范围。吾辈尤迟迟观望，则事落人后，恐无插足之区，望先生努力为之，勿稍退步”。
　　杨度倡议开国会的请愿运动获得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国内多数报刊都以开国会相号召。到1908年初，已是“国会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体纷纷发起各省士民签名请愿召开国会，开始络绎不绝地上书政府请开国会，宪政公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研究会还酝酿成立专门以速开国会为宗旨的国会期成会。
　　鼓动起“开国会”的舆论之后，杨度开始以四品京堂候补任职宪政编查馆提调，并利用京官的便利身份广为运动，“竭力以国会利益陈说于诸公之间”，尤其是极力耸动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
　　1908年6月8日，各军机大臣因为杨度倡导的国会请愿已经蔚然成风，鉴于此事关系太大，清廷专门在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召开特别会议，开列疑难问题数十条质问杨度。杨度当场回答了政府诸公的疑问，逐层演说达四、五小时之久，辨析国民程度问题尤为爽朗。杨度向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表示：“我此来以开国会为目的，如办不成，不特无以对朝廷，且何以对诸公之知遇?”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以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门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1908年6月，杨度专门到天津鼓动开国会的舆论，并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礼堂发表了著名的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实行立宪的演说。杨度在演讲中指出，立宪和专制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形式上的法政，而是在于有无通达民意的国会，“立宪国之政府原系行人民之意思，故为人民之政府，专制国之政府独立专制，实为政府之政府；立宪国之政府权限分明，专制国之政府权限混淆。”国会，才造成了立宪和专制政府的这些差别。在他看来，以人民程度不足来缓期数年实行立宪，是大谬大误之说。预备立宪的人手之方，在于人民得以预闻政事，“预备立宪首要在预备

人民预闻政事。不预备人民预闻政事，则绝不为预备立宪。”
　　由于立宪制度利于君、利于国、利于人民，唯独不利于官吏个人，因而遭到朝廷权贵的强力反对，“况现在之官吏，优者不过十之二、三，劣者实居十之七、八，一立宪必致官吏各个人所司之事项与个人之意思相冲突，由是政府不得不思所钳压之。”杨度强调指出，人民抵抗的唯一手段，就是上书要求开设国会，而且这种办法出于平和，非属暴动，不用担心有毫末危险。
　　杨度在演讲最后呼吁连续要求开设国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鼓动说：“吾是以要求开设国会，希望我全国之热心志士连渡举行，一次无效继以二次，二次无效继以三次、四次乃至数千百次，不达开设国会之目的不止。国会开矣，则政府为国家发布命令之机 会为代表人民舆论之机关，而立宪制度成矣。”
　　这个演说，加上后来政治气候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为主体的立宪运动在天津开展。杨度倡导的连续请愿办法，很快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使清政府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
　　
　　二、倡导国会请愿运动
　　
　　1908年8月27日，面对汹涌的宪政之潮，宪政编查馆就定宪法与开议院作了这样的解释与承诺：“大凡立宪自上之国，统治根本，在于朝廷，宜使议院由宪法而生，不宜使宪法由议院而出。中国国体，自必用钦定宪法，此一定不易之理。故欲开议院，必以编纂宪法为预备之要图，必宪法之告成先行颁布，然后乃可召集议院。”《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列出九年间逐年应办之事。其大端有1908年筹备各省咨议局，次年选举开办；1909年颁布资政院章程，1910年资政院开办；1914年试办新的中央和地方官制；1916年一律实行新官制；同年宣布宪法，由宪政编查馆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选举议员，开议会。
　　《宪法大纲》公布后，预备立宪“九年”期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九年期限，较梁启超原先预计的二十年要早得多，但对立宪派认为九年期限太遥远了，应当缩短期限。为此，立宪派开始力争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在力争缩短预备期限过程中，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向了早开国会上，并认同杨度提出的先开国会、后定宪法的立宪步骤。此后，速开国会成为清季立宪运动的惟一诉求点。
　　速开国会的活动和呼吁，达到了“社会风从，庙堂倾听”的结果，但对国会问题的讨论，却也激发了很多矛盾。作为倡导早开国会的关键人物，杨度以一身受数面之嫌疑，当各派之冲击，遭受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因杨度是宪政编查馆的主要人物，当时有传言这份九年预备立宪清单是杨度所草拟，故很多舆论对杨度及其领导的宪政公会进行攻击。杨度被迫公开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申明自己对政府九年预备的态度。他强调自己一贯主张速开国会，虽“一身受数面之嫌疑，当各派之冲击”，仍以“孤忠大节相勉”，并辩称九年预备立宪清单并非自己所撰，“其所颁《钦定宪法大纲》及《预备事宜年表》，鄙人虽未尝参与一字，且于其时更申三年之说，作表列说，以冀其行。”对预备宪政过于偏重君权的讥评，杨度并不赞同，“若自鄙人论之，则以为以君主大权制钦定宪法，实于今日中国国事办理最宜。”他勉励宪政公会会员，“本最初救国之怀，负天下安危之责，无以一时之毁誉得失，易其往昔之宗旨已矣。”
　　客观地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以及有明确步骤的九年预备立宪清单，使无年限、无办法的预备立宪空言，变成了有年限、有办法的具体实行，这是清季宪政运动的很大进步。与以往的独裁政体相比较，清政府的这些举措已堪称“超轶前古之举动”。但已经为舆论所激发的各省士民，却并不满足于这些举措，而是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杨度等人鼓吹召开国会及其发动领导的和平请愿，促进了国人的觉醒。而清廷筹备立宪的迟缓不力，在涉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态度，以及颁布限制人民民主自由的种种法律命令，使立宪派认识到召开国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力地触发了他们要求召开国会的动机。经过立宪派的宣传鼓吹和组织领导，一个全国性的要求确定召集国会年限的请愿运动迅速展开。
　　国会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是在1909年各省咨议局开局之后。按照九年预备立宪的方案，1909年各省相继成立了咨议局。立宪派以省咨议局为政治地盘，连续发动了四次具有全国规模的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09年10月，江苏咨议局局长张謇发起

了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各省咨议局派代表参加。次年初，请愿代表赴京上书。请愿书遭到朝廷的拒绝后，请愿代表在京成立“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专事请愿活动。次年6月16日，来自海内外的146名代表递上10份请愿书，均要求朝廷一年内召开国会，是为第二次国会请愿。
　　第二次请愿运动再次遭拒后，请愿代表不屈不挠，继续活动。1910年10月3日，他们通电全国进行第三次请愿运动。按照“九年预备立宪方案”，资政院于当日举行了隆重的开院典礼。10月9日，第三次国会请愿代表团将请愿书呈递资政院，院内的立宪派人士迫切将“速开国会案”提交资政院议定。在请愿代表的努力下，速开国会问题成了新开设的资政院讨论的主要议题。10月26日，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折稿。资政院开会期间，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湖北、福建、奉天等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活动。国会请愿运动达到了顶点。
　　杨度在各地国会请愿运动中，与张謇、汤化龙等人频繁接触，在《顺天时报》上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申言自己力主速开国会以救危亡的一贯态度，并尖锐指出，外人图谋瓜分灭亡中国，乃今日中国最为危险之事。同时强调，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最好出路。随后，杨度再次上奏朝廷：“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国势之危。今资政院初开，即以速开国会为请，民心所欲，已可概知。”并警告清廷如果不俯顺民情，则祸变莫测，“若朝廷不允所请，则草泽横议，必十倍于今时。”这道奏折递上去后杳无音讯，杨度愤而将其交《帝国日报》刊布于众，公开表示对国会请愿运动的强力支持。但1911年5月成立的皇族内阁旋即拒绝资政院召开临时会议的请求，杨度及立宪派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最后失败。
　　杨度最早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未能达到速开国会的目标，但其积极意义极大。请愿无疑成了极有效的政治动员，立宪派士绅、地方督抚、驻外公使和朝廷官员都程度不同地卷入国会请愿运动，扩大了宪政的政治基础。清政府虽然被迫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并依靠政治强力压制了激进的请愿代表，但其合法性已经在这数次请愿运动中消耗殆尽，陷人了极端的孤立状态。虽然清政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匆忙召集资政院开临时会议起草宪法，并拟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但立宪运动已成明日黄花，难以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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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张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