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
［关键词］ 陈寅恪； 汉学； 学术研究； 中国文化； 西方近现代学术
chen yinque and 20th century sinology
liu kedi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research of the intercommunica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between chen yinque and the circle of occidental sin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ccording to chens life chronicle and letters. firstly, familiar with the occidental sinologists, chen made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hem who, on the contrary, did not think highly of chen. second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system, chen adhered to both western modern academic learning as measurable standards, and deep influence of the particularities of chinese tradition, thus exceeding pure academic research and rising to a high level of a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cultural system and recurrence of chinese brilliant culture. thirdly,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influences that chen received from the occidental sinologists have been reviewed.
the first level is that he emphasized on linguistic study and considered language as a representation of ethnic culture and spirit, taking languag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mak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second level is that he abandoned the hot issues that were central to the occidental sinologists and turned to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nd literature for stud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30s. what accounts for this change,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present academic circle, is that since he did not have close contact with the occidental circle of sinology after he returned to china, he could not make sure that his study kept pace with the foremost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occidental sinology. among the reasons is that he was not highly acknowledged by such celebrated scholar as paul pelliot. nevertheless, his evaluation on the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and his appeal to establish a modern academic system was obviously built on the principles established by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 the third level is that he was cognizant that the chinese should make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attempts made to learn from the west and foreign influences including the study by the western sinologists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social turbulenc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fore, chen could assert his original views on the two basic issues: what to learn and how to learn, which was not only related to his deep and broad personal thoughts but also to the long subtle influence he received from the occidental sinologists. ： chen yinque; sinology; academic research; chinese culture； western modern academic
一
1902年春天,陈寅恪随其兄陈衡恪经由上海赴日本留学,在上海见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用汉语对他们说： “君
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1］21。WwW.11665.coM此事对陈寅恪影响很大,以至于多年后他还在诗中提及。那一年陈寅恪不过13岁,却已开始多年留学海外之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开始了他接触并学习“西洋”和“东洋”汉学的过程。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传统的门派传承关系发生变化。随着外国传教士和学者来华以及中国留学生大量出国,很多“洋师”(无论“东洋”还是“西洋”)对中国文化、文学与教育的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洋师”往往都是汉学家或对汉学研究做出过突出贡献者,陈寅恪自然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仅检视陈寅恪留学归国后与一些著名汉学家的交往,至于留学期间如留德时期的情况,已有很多文献资料发表,而留美期间与白壁德等的交往笔者也另有专文述及 如笔者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的《门派传承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等文。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合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 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有陈氏留学哈佛期间哈佛教授蓝曼写给校长的一封信,该信对陈寅恪大加赞赏。蓝曼在信中称许陈寅恪和汤用彤是“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深信“他们两人都对中国的前途会有卓越的贡献”,这大概是陈寅恪最早获得的外国人的高度褒扬。,此处不赘。
对于陈寅恪与钢和泰的交往以及后者对陈氏的评价,王启龙编著之《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2］中有较多记载。从该年谱中可知,陈寅恪与古斯塔夫、坎伯、林藜光等人长期(1926—1935)和定期参加在钢和泰家中举办的梵文研讨班,一般每周有四到八小时。年谱中提及研讨的具体内容很多,如他们利用梵、藏、汉各种文本对《妙法莲华经》、《大宝积经迦叶品释论》等佛教经典进行对照性解读并辅之大量释论,按照钢和泰的说法,这些释论是西方学者从未研究过的东西 参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152153、154、169、191192、216、245页。。同时他们也利用这些研讨聚会的时间对一些很有价值的佛教文献或经典进行鉴定,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103104。其次,从年谱中可知,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一直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坚持这种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这里的“艰苦”，一是指他们的研究很少或者不能持续获得资金上的支持,特别是官方的支持,有些资料也因此难以获得,陈寅恪就曾在书信中多次表达过这种遗憾与感慨,详见下文。陈寅恪本人更是长期且没有报酬地参与研究［2］245。二是指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当时曾受到过质疑,用《年谱》中所说就是“毁誉参半”,但外界的评价显然并未影响他们的研究热情。
至于钢和泰对陈寅恪的学术评价,可以从钢和泰写给欧洲汉学界的书信中获知,整体而言他对陈氏的评价很高。如： “事实上,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进行大量高级的中印研究训练,并且有如陈寅恪、雷兴等大学者参与,就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声誉”。［2］154“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来源是陈寅恪教授,我本人和哈佛燕京学社从来没有给他薪酬,但他自1926年以来一直参加我的‘家庭研讨班’,只有1928—1929年我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例外。他被中国人视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在美国(哈佛)和欧洲游学的年月里非常娴熟地掌握了西方学术研究方法。”［2］245那么,陈寅恪对钢和泰的印象怎样,对其学术研究又有何评价呢？鉴于上引钢和泰对陈寅恪的评价都来自他写给西方汉学家的信中,我们也以陈寅恪书信中相应评价作一对比。在1935年前后,陈氏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钢和泰赴美讲学一事,其中谈到自己从钢和泰处获益不少： “弟年来居京,获其教益不少”。至于钢和泰的学术水平,陈氏所说虽只有寥寥八字,评价却很高： “学问不博,然而甚精”［3］245。又《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有一处写到陈寅恪在提及一部巴利文经典时对钢和泰语言能力的评价： “钢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时未与详校(指该部巴利文经典——引者注)。” 当时清华研究院学生朱芳圃翻译了一篇日人评论高本汉所写之中国音韵学一文,请陈氏代为推荐到燕京学报,陈氏即写此信给容庚。［3］122 此外,1929年12月27日陈氏写给陈垣的信中主要内容就是代钢和泰邀请陈垣吃饭之事,由此也可见陈氏对钢和泰的敬重。
再看陈氏对日本汉学界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在1928年8月12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要求傅氏代购一些日本书。从所购书名看
,陈氏对当时日本汉学界的情况和研究成果比较熟悉,例如滨田青陵的《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针对陈寅恪的要求,傅斯年立刻写信给胡适,同时也在信中表达了对钢和泰的尊重：
陈寅恪来信劝我们买商务的《经论藏》,因为这部已成孤本,参考上有用处。祈先生务必为中国留得此书。我们付钱,大家公用。我们决不自私。只盼望中国更留多一版本,以供后学者。陈又云,钢和泰将赴东京,希望我校寄彼千元,留其在京。但此恐非根本解决之策。何如使来广州,他可以带助手带学生。我们让他任意买书,薪水亦决不低,盼先生劝之。［4］50
在致陈述的信中,陈寅恪对当时名声很大的白鸟库吉有明确评价：
白鸟之著作,盖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依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威权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
公今日著论,白鸟说若误,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费力也。［3］183
至于白鸟对陈氏的评价,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1］82,不过对于这个记录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大多表示怀疑,因为在《白鸟库吉全集》中从未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当时在日本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也说不知有此事。石田氏于1917至1934年间任东洋文库主任,如果陈寅恪和白鸟有过密切交往,石田当了解,所以此事尚不能确定。1934年4月6日写给陈垣的信中评价过日本的佛教研究： “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渺矣)。”［3］130陈寅恪在《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中曾对日本学者西本龙山君影印《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并附以解说给予高度评价,评为“广征博引,至为精审。盖芘奈耶比较学之佳著也”［5］258。
陈寅恪也曾对学生如此评价日本的汉学： “日本人对我国国学之研究超过中国,工具好、材料多,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其弱点为只研究佛教材料如大藏经,而不涉及其他文史典籍,只在佛教史中打圈子；或研究唐史而不注意佛教史,因此都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哲学史、文化史绝非与社会无关者,此一观念必先具备。”［6］270
陈氏书信中评价高本汉的内容很少,现存书信中仅有一封,系推荐一篇介绍高本汉学术之文,不过仍可看出陈氏意见。陈氏说： “弟以为高本汉之音韵学风靡一世,评论其书之文尚不多见,似宜介绍于中国学术界。”［3］8
对于德国汉学界,陈寅恪自然比较熟悉。一般认为陈寅恪与德国汉学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是在20世纪20年代,即1921至1925年［7］。书信中则有对西门的评价,认为其国学根底甚浅。陈氏说： “德人西门,据高本汉字典,以考西藏语,便略有发明。西门中国国学至浅,而所以能有少少成绩者,其人素治印欧比较语言学,故于推测语根分化之问题,较有经验故尔。”［3］171172
陈氏在1936年11月13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德人otto frank。估计是傅斯年欲邀请此人来华,抑或其他,引起陈氏的担忧。文曰： “此人在今日德国情形之下,固是正统学人,此无待论者,但除有他种可考虑之事实外,若仅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此不能不注意也。”［3］53话语之中,似乎对此人的中国史研究评价不高。至于陈寅恪学术资源中的德国元素,陈寅恪研究界早有很多成果,不赘。此外,李雪涛的《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一书中也有一定介绍［8］。
关于陈寅恪与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的交往及相关评价,今人桑兵在其《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此外，在陈氏书信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陈寅恪为介绍浦江清拜访伯希和特意写给伯希和的书信以及为浦江清本人所写之推荐介绍信［3］167170；二是在与陈垣的书信往来中陈氏数次提及伯希和,其中明确说到当年他曾经在巴黎见过伯希和,语气同样充满敬重,陈氏还将伯希和在巴黎的住址开列给陈垣［3］125,131。至于伯希和之同门马伯乐,陈氏似乎与其没有什么交往,而马伯乐也不熟悉陈氏之研究,证据是1931年吴宓借学术假访问欧洲时曾在英国见到马伯乐,颇惊讶马伯乐竟然不知道陈寅恪。对此，吴宓在其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不赘。
至于陈寅恪受伯希和影响甚多,此处仅举陈氏的《大乘稻芊经随
疏跋》为证。历史上的法成是西藏人,法成把梵文或藏文著作译成汉文,演讲过瑜伽师地论(yogacaryabhumisastra),并编辑过稻芊经的中文讲义。法成的著述活动约在830至860年左右。陈寅恪在此文中利用自己掌握的蒙、藏、梵语,考证出《大乘稻芊经随听疏》的翻译者，也就是唐代吐蕃沙门“法成”的名字,而“法成”是他的中文意译之名。在陈氏看来,这个法成和玄奘一样,在中外交通史上应当有很高的地位,“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5］255。此文中陈氏明显使用了伯希和的材料。
陈氏在其学术研究前期即清华国学院时期,与王国维治学路数几近,特别注意资料的搜集关于陈寅恪慨叹汉学资料难以获得之事,在1929年某月24日(月份不详)他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有具体体现。该信谈及陈氏自己欲购买一部有关蒙文奇书之事,他当时于道泉在德人住处见到欲卖此书之人,此书为乾隆时续藏(？)之一册。陈氏云： “此书今所知者,只库伦一部。然此书在北京印行(今绝不见踪迹),诚世界之瑰宝也。”由此,陈寅恪谈到佛经研究的校勘之法,就是要“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细亚出土之零篇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此信还谈到美国哈佛大学邀请陈氏赴美讲学被他谢绝一事，而要陈氏所讲内容就是“华梵比较之学”［3］23,可见陈氏之成就已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特别是美国汉学界了解。不过有些令人不解的是,“陈学”研究界一直津津乐道于陈氏当年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却很少关注哈佛大学之邀请事,如此厚此薄彼,不知为何？
从陈寅恪书信集中可以确认,他对当时国际汉学界最新的学术发现都较为熟悉,且对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来源也很熟悉,常常将它们无私提供给有关研究者如胡适、陈垣等。如在1930年10月19日写给陈垣信中称,“近见西文本两种,似皆有可参考之价值者,谨于别纸录上,乞察览”。此两书一为《土耳其斯坦史(蒙古侵略时代)》，本为俄语,新译为英语。另一为《印度时刻第二册(贵霜时代)》,作者为挪威人,但用英语写作；此书有叙论一篇,综述西人关于月支塞种问题之研究［3］124。
对于国人介绍当时西方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陈寅恪总是及时给予关注并尽力给予帮助。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陈寅恪本人也处于颠沛流离状态,却在写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信中热情推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说： “颜虚心先生复撰成论文一篇,题曰《法国东方学之西亚古代地理学》,为介绍西人研究东方学术之作。弟读之觉其叙述简明而能得其要领,殊为钦佩,特乐为介绍于贵馆之东方杂志。”［3］234
费正清和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在介绍当时隋唐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时，第一个提到的是内藤湖南,第二个就是陈寅恪,并坦承该卷书的编写受陈氏影响极大［9］11。笔者以为,陈寅恪和内藤湖南不仅在一些重要学术见解上有极为相似的看法,而且在对研究资料的重视上也很类似。例如他们都对《通典》等特别重视,内藤湖南的《支那史学史》1947年出版,其中就对《通典》一书特别肯定,他以《通典》、《文献通考》、《史通》和《文史通义》作为建构中国史学的基础,对此似乎可以与陈寅恪相关观点比较 如陈氏曾云： “唐代诸封建文,取《通典》及柳文合观可知其大概。”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该书第96页等也有对《通典》的高度评价,陈氏在其他地方亦有类似评价。 。内藤湖南1912年出版了《清朝衰亡论》,很有预见性地分析了清朝必然灭亡的原因,对此可以与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比较。笔者曾撰有《论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但没有就此展开比较是一失误。1978年,剑桥版《剑桥中国史》第十卷晚清卷(上)出版，1980年下卷出版,这是代表美国汉学界特别是费正清学派观点的清代通史著作,也可以与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及有关论著诗词等进行比较。 刘正认为： “日本汉学家的隋唐史研究,大多以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蓝本,特别是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陈寅恪先生以婚姻关系来研究李唐政治集团的观点、陈寅恪先生的隋唐政治制度渊源论等,都是国际汉学界进行隋唐史研究的定论。”［10］13920世纪早期日本的汉语语法研究受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影响很大,而陈寅恪对该书极为不满,曾数次撰文给予批判,并以考试出对对子的行动予以
纠正。这不仅说明陈氏的语言观较之当时中国语言学界有很大不同,而且也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汉学界研究汉语的一些方法和见解的异议。另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中有大量材料,其中不少涉及陈氏,具体可参看该书人名索引。
二
关于陈寅恪如何在承继西方汉学基础上发展其学术思想,此处只作简单陈述。陈寅恪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所写序中对宋代学术的复兴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其他场合多次论述宋代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将中国现代学术的复兴定义为“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5］245。其实陈氏早在留学哈佛时就认为中国长于史学,西人长于哲学,而宋代恰是中国史学及文化发展的高峰,且此观点一直未变。窃以为陈氏此观点当与彼时西方汉学有关,可惜尚未找到具体验证材料。
陈寅恪一生致力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尤其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思想自由。在为纪念清华建校20周年所写文章中,他对当时中国学术界现状持失望态度,其立论出发点显然与西方汉学界相关：
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若将此意以观全国学术现状,则自然科学,凡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吾国学人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复不易。虽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贡献,实乃地域材料关系所使然。古人所谓“慰情聊胜无”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 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5］317318
从陈寅恪对语言问题的见解特别是关于对对子问题的见解中,可以看到他所受黑格尔学说的影响,即他所称“正反合”之说,拙著《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中曾稍稍涉及,此处不赘。这里只以他所关注之《几何原本》问题,窥见其治学路数中与西方汉学渊源甚深者，以及他有自己独特见解之原因。
现存清康熙年间内府精写本《几何原本》共4册12卷,原系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译。该译本文字通俗,译名恰当,徐光启所译大都合原书之意,很少有误,许多数学名词、术语、译名沿用至今。陈寅恪在1931年4月发表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2本第3分卷中的《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一文中说自己偶于图书馆检夏鸟氏(sommervogel) 耶稣教会著述目录时，见有满文《几何原本》之名。他认为耶稣教会诸子号称通达权变,折中中西,善于灵活处理中西文化观念冲突,但对欧氏几何这样的专门学问则未必能改变原书体裁［5］9697。
陈寅恪精通满文,1928年曾在北京图书馆读到清宫旧藏满文《几何原本》7卷,发现和徐光启、利马窦合译的《几何原本》不同。随后他以梅文鼎主纂的《数理精蕴》中之12卷《几何原本》比较、研究,认为两者体制、内容相符,“惟满文本所分卷数间有不同,所列条款及其数目之多寡亦往往与数理精蕴本不合”，也都较原本为简。陈寅恪又指出,“欧罗巴洲十六七世纪,欧几里得之书屡经编校刊行,颇有纂译简易之本,以资浅学实习之用者”。为此,他查知德意志人浩尔资曼(wilhelm hohzmann)所译德文《几何原本》前6卷之本。其自序略云： “此本为实用者而作,实用者仅知当然已足。不必更示以所以然之理。故凡关于证明之文,概从芟略云。”陈寅恪因此得出结论： “予因之疑此满文译本及数理精蕴本皆间接直接出于与浩氏相类似之本。而数理精蕴本恐非仅就利徐共译本所能删改而成者。惜局处中土,无往广微欧书旧刊,为之证明耳。”［5］9697
除探讨满文《几何原本》的来历外,陈寅恪还有两点见解,可看出他做学问为何常常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原因。他指出： “夫欧几里得之书,条理统系,精密绝伦,非仅论数论象之书,实为希腊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此满文译本及数理精蕴本皆经删改,意在取便实施,而不知转以失其精意。”［5］9697显而易见,陈氏认为无论翻译者还是后世读者,大多只把该书当做一般几何著作,不能从中读出希腊文化精髓,实在是一大失误。这也是近代以来国人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所犯毛病最多者,正应了那句古语“买椟还珠”。而按照陈氏意见,其实应该“买珠还椟”
究其深层原因,当与中国文化传统中过于强调实用之缺点有关。
陈氏最后又说： “然则此七卷之满文译本者,盖景陵当日几暇格物之书,西海畴人重译颛门之业,迄乎兹世,犹在人间,即此一般因缘,已足加珍护。况复藉以得知欧几里得前六卷之书,赤县神州自万历至康熙百年之间。已一译而再译,则其事之关系于我国近世学术史及中西交通史者至大,尤不可以寻常满文译藉等视之矣。”［5］9697可见陈氏对当时汉学研究状况极为熟悉,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几何原本》的翻译历史及其文化价值等都有独特见解。
陈寅恪对于20世纪汉学所做出的又一贡献,当为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的“敦煌学”概念,他还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5］236。在该序中,陈氏指出了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等,这些研究内容至今仍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陈氏之远见。此文中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预流”一词：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5］236窃以为这是陈氏对当时汉学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对如何建立现代中国学术体系的远见卓识。
不过,以往人们往往关注陈氏对“预流”的解释,忽略了他对“新材料与新问题”的表述。“新材料”之义明显,但“新问题”似乎并不简单。何谓新问题？按照陈氏此文所说,似乎是因为发现了新材料才有了新问题,因为新材料的发现推翻或者说至少修改了原来的结论,所以产生了新问题。其实结合陈氏在其他论著中的观点,这“新问题”似还有可说之处。陈氏在其论著中多次使用过“存而不论”的说法（可参看拙著《陈寅恪与中国文化》）,意谓对于一些暂时因缺少材料和证据的问题先暂时搁置,留待以后解决,如今先就现有材料做文章,或者利用旧材料翻出新意来,陈氏本人就是此类高手。当发现新材料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使用新材料检查已有观点之正误,此为常识，不赘。但之前“存而不论”的那些“老”问题也因为新材料的出现有了论述的可能。而根据新材料得出的新结论不仅有可能填补之前的空白,更有可能连带修正甚至推翻以前得出的旧结论,或者连之前使用的旧材料也被证明是伪造或致使其学术价值降低等等。结合陈氏曾对学生讲过新旧材料的问题以及伪材料的使用问题,似乎尚有未发之覆。陈氏所处时代是一个材料大发现时代,而陈氏大量出学术成果时却已是新材料大发现之末期,当更可明白陈氏此说用意深长。
整体上看,从陈寅恪早年所写《与妹书》中已可看出他深受当时西方汉学界研究方法影响,即特别注意从语言研究入手进入学术前沿： “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不过这并非陈氏目的，正如他强调的，“然此非我所注意也”［3］1。之后陈氏明言所关注者,一是历史,一是佛教,语言研究在陈氏看来不过是研究中西文化异同的手段或方法,此为陈氏过人之处。这可以视为陈寅恪受西方汉学影响的第一层次。20世纪30年代在论述“对对子”问题时,陈氏已把语言比较问题上升到中西文化差异问题及理解民族精神内核的高度,眼界早已超出当时语言学界的认识,其旨意可能已是要发现中西文化之共同本质。陈寅恪受西方汉学影响之第二层次,从某种意义上看恰恰是促使其放弃当时西方汉学界的研究热点,转而研究中古历史文学,其时间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个中缘由,按照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则既有回国后与西方汉学界联系不够、无法保证其研究可以与当时国际汉学界一流成果保持同步状态之考虑,也与当时国际汉学界权威如伯希和等人对其研究成果评价不高有关,对此，今人桑兵之评述较为全面［11］141143。至于研究资料匮乏问题,笔者以为这不是最关键之处。与此相关者,则是前面提及的陈寅恪对当时国内学术界研究状况之总结以及对建立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呼唤,其立论出发点显然还是建立在被西方学术界认可的原则之上。而陈寅恪所受西方汉学界影响之第三层次,则是在其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动荡之后,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在从19世
纪中叶开始的中西文化大交流进程中,对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时作出的种种尝试必须给予深刻的检讨,对一切外来文化影响(包括西方汉学家之研究)必须认真审视,从而对“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这两个根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5］252对陈氏上述观点学界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于陈氏何以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似乎探讨不够。笔者以为,陈氏有此精到见解固然与其个人思想境界高远有关,但也与其长期受西方汉学界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一定关联。不过,这该是另一篇论文的内容了。
［参 考 文 献］
［1］ 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jiang tianshu, a life chronicle of chen yinque,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97.］
［2］ 王启龙编著： 《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北京： 中华书局，2008年。［wang qilong, an academic chronicle of gang heta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8.］
［3］ 陈寅恪： 《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chen yinque,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yinque： letter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1.］
［4］ 欧阳哲生主编： 《傅斯年全集》第7卷，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ouyang zhesheng(ed.), collected works of fu sinian：vol.7,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2003.］
［5］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chen yinque, the second series of jinmingguan manuscript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