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进入矛盾凸显期之际，社会上再次出现了“左”的声音，并具有高度欺骗性、煽动性，对改革开放构成了重大威胁。“左”的思想重新发展，其重要原因是部分社会成员对于历史常识的极端无知，根本原因是我国社会利益分配存在三大不均衡。学界应重视“改革开放不进则退”的逆否命题即：“改革开放不退则进”，推进形成反“左”共识。同时应着力重构中国利益分配格局，铲除“左”的生存土壤，形成反“左”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反“左”； 改革； 三大不均衡； 社会心理
　　中图分类号： d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3-0071-06
　　the reason why china’s “left” thought become a problem again and how to deal with it
　　hui tian
　　（nanjing party school of cpc， nanjing 210001, china）
　　abstract: the sound of “left” which is highly deceptive and inflammatory have occurred in our society wh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e faced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left” thought is a major threat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generation of “left” is because of extreme ignorance of history and the three-imbalance. academi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position “no back then forward” which is the inverse negative propositions of “no forward then back”, and make consensus of against “lef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pattern of society benefit distribution, clear up the soil of “left”,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anti-“left” and reform.
　　key words: anti- “left”; reform; three-imbalance; social psychology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关于“左”的论争在较长时期内趋于平静。wWw.11665.COM但新世纪以来，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突出，中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显著增加。人们普遍认为应改变社会现状，但对于“改变”的方向，却存在着退回过去或继续改革两种认知，“左”的思想再次沉渣泛起，其负面影响足以引起学界警惕。
　　一、当前“左”的思想已产生较为广泛影响
　　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左”：无视社会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希望以激进、极端方式重新构建社会生产、分配方式，虽然其声称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但亦带有明显的盲动、冒险、空想倾向。当前，社会“左”的思想已经再次抬头，并出现了怀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苗头。
　　2012年3月22日腾讯网评论频道的“今日话题”栏目曾经有一个生存时间不足半天的名为《如何防止“怀念文革”的歪风》的话题，其中针对是否怀念文化大革命设置了投票环节。不足2小时有超过7000人参与，表示怀念文化大革命的超过59%（见2012年3月22日上午10点19分采集网络截图。笔者当天跟踪了此话题，于上午9点30分开始关注，下午1点后此链接则无法访问，具体删除时间已不可考。笔者以学术操守保证描述的准确性，并保留有完整网站截图），如图1。
　　诚然，“怀念文革”也许只是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怀念文革的人未必全部赞成极“左”路线。但我们至少要注意到，“左”的思想已经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考虑到青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占比，此网络民调在一定程度上亦说明“左”在青年人群中已有较为广泛的认同。
　　我国当前“左”的思想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一）无视“左”在历史上的危害
　　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由于奉行极“左”路线走到崩溃边缘的国度，在拨乱反正仅仅过去三十余年之时，在改革开放刚刚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就在社会中再次出现了开历史倒车的杂音，应该说是让人遗憾的。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希望以“左”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人，并未亲身经历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仅限于一大二公，甚至将过去理解、描绘成一副田园诗般的浪漫景象，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倾轧争斗理解为对于“敌对分子”必须的镇压行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未实际经历极“左”路线，对于“左”的危害毫无切肤之痛。一些人甚至将反“左”的研究者视作故意描黑中国领导人的“外部敌对势力”

言人。对历史常识的极端无知成为中国“左”的拥护者们的一大特色。
　　（二）将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混为一谈
　　学界早已形成的共识之一，即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不等同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更不等同于毛泽东晚年推行的错误路线。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目前仍存在概念混淆。
　　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一批网络论坛，以高举“毛泽东思想”自居，对于改革开放大放厥词，将改革中出现、必须通过改革发展予以解决的问题，上升到路线问题。同时将毛泽东晚年错误等同于毛泽东思想，并刻意将其与邓小平理论对立，对内显示出极端民粹主义，对外显示出极端民族主义，宣扬以极“左”路线代替改革开放。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异化毛泽东思想，并以此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易引发社会、甚至党内思想混乱。 心态普遍，戾气逐渐累积
　　当前，社会已经处于矛盾凸显期，阶层分化、固化逐渐明显，阶层对立开始出现。与学界渐进解决问题之思路不同的是，在面对阶层、群体之间矛盾时，“左”往往体现出戾气，更倾向于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
　　例如2012年3月23日，一名男子闯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杀死1名医生，重伤3人，“腾讯网转载的此事件新闻报道后面，竟然有4018人次在网站设置的‘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而选择‘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分别只有879、410和258人次。”[1]这种赞同杀戮特定群体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左”的“阶级斗争”极端思想的体现。此类思维方式，亦广泛地体现为仇富、仇官心态。诚然，被仇恨的群体当中确实存在着相当多有悖风序良俗的问题，但对立斗争无疑只会加剧阶层矛盾。
　　（四）“左”有被野心家利用的可能
　　对历史的无知、对现实的不满、极端化的心态，本身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社会环境十分容易成为野心家的乐园。一旦少数权力拥有者刻意扩大而非消解阶层对立情绪，并利用宣传手段成为群众领袖，即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谋求政治利益。这一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已经发生，并被邓小平称之为“封建法西斯主义”（原文为“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2]165
　　在当代，这样的做法虽未在全国蔓延，但一些地方确有类似迹象，并再次发生了类似“文革”期间人治取代法治、甚至黑吃黑的情况。万幸此情况被及时制止，煽动“左”的情绪、以人治“反腐”之人，最终被曝光涉嫌重大违纪、家属为钱杀人，而在弹冠相庆之余，人们也必须正视“左”与野心家“政治抱负”之间的关联。
　　应该看到，当前“左”的四个特征，已经有彼此联动、相互触发的迹象。在一些地方，已经对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构成重大挑战。特别是鉴于“左”在青年人群中的影响力，如果不加控制，必然会损害中国改革发展大局，对未来中国发展走向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二、意识形态领域未得到彻底清理是当前“左”发展的直接原因
　　对历史的无知是“左”发展的逻辑链条的起点。正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了解“左”的危害，“左”才会在当代具有欺骗性和“感召力”。改革开放始于反“左”，但回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史，我们以三个时间跨度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左”的批判和清算实际上是不系统、不彻底的。
　　（一）第一个时间跨度：1978-1992年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社会推至崩溃边缘，中国共产党要根本扭转中国社会发展路径，就必须反“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全面否定，并在思想上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可以说，当时我们具备了彻底清算“左”的动机。但由于此后不久“自由化”思想开始发展，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造成社会剧烈动荡，因此在对“三种人”（“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进行惩办后，对“左”的思想清算实际上并未持续很长时间。特别是在1990-1992年，“左”的言论开始再次占据上风。
　　在目前看来，这一时间跨度内反“左”不彻底是必然的。任何政党都需要执政合法性，一般认为，合法性存在三个主要来源：选举授权、经济发展绩效、意识形态。在1992年之前，前两者无法实际上支撑党的执政合

法性。特别在价格双轨制引发社会强烈不满的情况下，1988年价格闯关又宣告失败，此时党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只能是意识形态。由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彻底反“左”势必披露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资料，而以苏联为鉴，此举必然导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短期动荡。因此，此阶段的反“左”实际上只能止步于为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盖棺定论，无法继续清理其思想根源。
　　（二）第二个时间跨度：1992-2002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党全国高度强调经济发展，在1992-2002年开创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国民财富处于较均衡增长状态。尤其是创业环境优良，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案例大量出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一阶段，“左”的思想几乎销声匿迹。
　　但“左”的声音消退的同时，国内政界学界亦在强调“不争论”。这导致“左”的思想未能被系统地分析批判，只是潜伏于社会当中，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势必卷土重来。这当然可以理解——在这一时间跨度中，经济发展绩效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此情况下，若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现状，断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发展大局；若彻底清理“左”的思想，则有可能产生无法预知的风险。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未放弃对于中国的和平演变，在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情况之下，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反“左”，则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可能以顺序发生问题。因此中央领导人提出，“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指自由化思想——引者注）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3]88应该说，此阶段维护意识形态稳定确保了中国最大限度地延长黄金发展时间，但回溯至此，确实让人喟叹失去了清理“左”的遗毒的最佳时机。
　　（三）第三个时间跨度：2002年-至今
　　2002年后，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但社会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现象显著增强。“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4]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更有政协委员坦言“改革到现在难以突破的矛盾是利益关系失衡。某些垄断行业的改革有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贫富差距没扭转，还有总体扩大的趋势。”[5]
　　在此情况下，改变现状、扭转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但在“改变”的方向上，大多数普通人无法预知继续改革的结果，但一大二公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转向质疑改革开放，甚至在类似“与汝偕亡”的心态中怀念极“左”路线，“左”的思想在此时间跨度再次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利益分配存在不公现象，经济发展绩效对于执政合法性的支撑能力在此时间跨度逐步弱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选举授权尚未成为执政合法性的有力支撑。必然的，意识形态再次成为重要的执政合法性来源。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6]但对于“左”的清理亦再次面临上世纪80年代之困境。 这样的总结，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对于彻底清理“左”的遗毒，我们在有清理动机无清理条件，和有清理条件无清理动机之间摇摆。三十余年来，“左”未能得到系统、彻底清理。时间不断推移，全社会“左”的记忆逐步淡化、扭曲。随着未直接经历极“左”灾难的人群逐步走进社会，“左”必将寻找卷土重来的契机。
　　三、中国社会三大不均衡是当前“左”的思想发展的根本原因
　　我们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左”的思想发展，固然有其历史原因，甚至有人为煽动的因素，但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人们由此产生不满情绪才是根本原因。这需要我们审视中国社会存在的三大不均衡。
　　（一）中央地方财税分配不均衡
　　中央地方的财税分配状况直接决定中国社会利益分配大格局，财税分配不均现象对民众的福利增长、发展机会均造成了不利影响，动摇了全社会的改革共识。
　　1. 财税分配不均导致社会福利发展长期滞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压力大幅度缓解，随后逐步走向另一极端。中央财税收入剧增，地方财税相对减少，同时地方财政负担绝大多数民生福利投入。在国税取得优质税源的同时，地方税日

益难以满足民生投入等财政要求。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指出，“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中央拿得多，但实际上用得不好，而地方拿得少，实际上承担的财政支出却非常高。……上头点菜，地方埋单，地方政府苦不堪言，结果是‘逼良为娼’。”[7]这样势必导致地方政府民生投入不足，必然引发社会对于作为责任主体的地方政府的普遍反感。
　　2. 财税分配不均影响民众发展机会。近年来，中国青年人报考公务员以求“上岸”的人数屡创新高，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体制内人员“下海”创业浪潮形成了鲜明反差。从“下海”到“上岸”的进程，与分税制改革进程高度契合，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施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主要来源于增值税、消费税等国税，这些财政收入有隐性、可转嫁两大突出特点，即这部分税负通常以降低竞争性行业利润率、推涨物价等形式实现。同时，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开辟新财源，造成土地财政、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等现象，造成民众、特别是普通创业者在税负基础上额外支出相应费用。这显著影响了社会创业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地方政府与民众直接接触，人们通常会将民生投入问题、创业环境问题归因于地方政府工作不力。这样的结果是，全社会产生的不满情绪指向地方政府，但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地方政府又无权力、无能力做根本性的改变，必然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积累，使民众人心思变。我们可以认为，“乌有之乡”之流正是以此为机会，才能异化、曲解毛泽东思想，并为“左”张目。
　　（二）行业发展不均衡
　　以央企垄断企业为核心的国有垄断行业与民争利已经影响社会和谐，成为“左”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当前国有垄断行业处于产业链上端，他们的产品往往是其他行业的生产资料。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高薪高福利，实际是以其他下游竞争性行业的生产资料紧缺和昂贵为代价的。国有垄断行业与民争利必然以推涨物价和降低竞争性行业劳动者收入的方式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在民众对垄断央企存在诸多质疑的同时，央企和央企主管部门并未体现出尊重民意的迹象，反以“共和国长子”自居，动辄声称“亏损”，或是上涨价格，或是要求国家补贴。国有垄断行业名义上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本有义务向国民、或至少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其具体账目，但迄今为止，央企仍仅向社会披露企业年报等宏观数据。在此情况下，民众自然会将央企始终强调的“亏损”，与媒体频繁披露的央企系统高福利和奢侈消费相联系并视作因果关系。这显然会加剧社会不满情绪。
　　需要注意的是，国有垄断行业并非是在长期竞争中形成的自然垄断，而是倚仗政府权力禁止竞争产生的行政垄断。国有垄断行业的暴利和政府公权力的干预是分不开的。这样，国有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的矛盾，就演化为了体制内外的矛盾。人们对于国有垄断行业的不满，就必然演化为对于公权力的不满，使经济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国有垄断行业管理部门对于部门利益的执着、对于民众不满的淡然，无疑会使民众丧失在体制框架内渐进解决问题的信心。
　　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原则，国有垄断行业管理者必然是领导改革开放的公权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有垄断行业管理者的失望，亦会严重损害公权力系统的感召力，也必然损害其领导的渐进式改革的吸引力。当渐进失去吸引力的时候，激进的“左”自然会吸引更多追随者，使社会心理出现盲动、冒险、空想等特征。
　　（三）劳资利益分配不均衡
　　劳资分配状况被民众直接感知，劳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是“左”的直接触发因素。
　　在当代中国，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和增加劳动者收入之间仍然存在悖论，劳资矛盾客观存在。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会组织长期以来处于很不正常的工作状态。全国总工会和各省、市、县（区）分支机构虽然看似体系完备，但实际上和妇联、共青团等一样属于带有行政级别的半官方机构，属于广义上的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劳动者组织加大活动力度必然会影响到资方投资和盈利，也会影响到gdp、税收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部门利益，中国工会能否积极在劳资博弈中发挥作用本身存疑。更何况中国工会组织并未实现全社会覆盖，大量民营企业没有工会系统，普通劳动者自发组织的劳资谈判缺乏企业间劳工组织的有效联动，处境艰难。结果是劳方在和资方进行博弈时往往处于弱

。
　　工会组织功能缺失的后果有二：一是普通劳动者阶层长期以来收入落后于企业财富积累速度，导致普遍的被剥夺感；二是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博弈平台和相应规则、机制，劳资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一旦爆发，往往体现暴力色彩。近年来，“随着劳资纠纷的大量出现，城乡企业中的雇工为了发泄不满，采取了焚烧厂房、毁坏机器、对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等多种破坏手段，此类现象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已屡见不鲜；各种有焦点的社会运动，如请愿和罢工。还包括‘夜晚政治’——犯罪”[8]67“中国已经出现了底层社会并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8]59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做法经常被“左”解读为“阶级斗争”，这会对社会心理的发展走向产生不利影响，激发、积累越来越多的戾气或暴力倾向。 方财税分配不均衡导致人们较难在经济总量激增之时充分享受发展成果，使改革路径受到怀疑；国有垄断行业与民争利未能得到遏制，导致人们对领导渐进式改革的权力系统产生怀疑，在一定程度上使渐进让位于激进；劳资分配不公使民众产生被剥夺感，并直接刺激了“左”的思想发展，甚至出现了极“左”的“维权方式”。这样的逻辑链条，极易使民众认为“左”才能代表、维护他们的利益。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三大不均衡是当前我国“左”的思想得以重新发展的根本原因。
　　四、清理“左”的思想遗毒的对策
　　“左”的思想重新发展，已经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了较严重的负面影响。为确保中国社会长治久安，有必要对“左”的思想遗毒进行全面的、系统地清理，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根除“左”的土壤。
　　（一）在党内全面清理“左”的遗毒，确保党的思想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开放的领导核心，党的思想统一、稳定，是全社会思想稳定的基础。在党内形成反“左”共识是避免重走“左”的歪路的关键。
　　1. 党内必须明确反“左”。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曾言，“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9]374的确，在社会矛盾相对较小的时期，人们可以用“摸着石头过河”或“不争论”来淡化“左”的问题，同时用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来遏制“左”的发展。这是特定历史时期伟人大智慧的体现。但是新时期以来，存量改革问题逐渐摆上议事日程，中国日益呈现出社会矛盾凸显之态势，对于日益增加的社会问题和利益矛盾，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答案。树欲静而风不止，再继续抱定“不争论”，已经不是策略上的明智，而是唯心主义的鸵鸟政策了。如果再不明确反“左”，那么等于放任“左”占领思想阵地。我们要确保全党思想统一，就必须在思想路线上坚定立场、明确态度，将反“左”明确为党员的一项基本政治觉悟。必须在全党启动反“左”的常态化教育，将反“左”设定为必要培训内容，明确反“左”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体化教学为重点，以达到凝聚党内思想共识之目的。
　　2. 对于党内犯有“左”的重大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严肃处理。尤其是对于以“左”为旗号、煽动社会中“左”的思想，并以此为己谋取政治地位的高级领导干部，必须严惩以儆效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左”的思想遗毒清算并不彻底，在干部队伍中的反“左”也不彻底。邓小平曾经指出，“这些人（指‘三种人’——引者注）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9]37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敬佩伟人对于党和国家的洞察力，同时，也必须意识到整肃“定时炸弹”的必要性。在整肃过程中，必须强调彻底性，强调对于“左”的彻底否定，决不能语焉不详，或留有余地。
　　（二）为反“左”建立法制基础，确保全社会形成反“左”共识
　　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反“左”已有数次，但仍缺乏反“左”的长效机制，特别是相关理念未在法

律层面有充分体现。“风头”过去之后，随着时间推移，终会有“定时炸弹”或投机分子再次利用“左”的言论谋取名利，甚至逐步发展为带有政治目的的煽动。要确保反“左”的长效化，必然要在法制建设层面有针对性的举措。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言论自由都有其边界。对于在社会中具有显著危害和蛊惑力的言论，各国都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约束制度。法国1990年通过“盖索法”，对1881年《新闻自由法》进行了修正，任何质疑纽伦堡审判前提和结果的人都将面临刑事制裁；德国1992年修订《公开煽动法》，禁止纳粹言论和针对特定人群煽动仇恨；在《反种族主义和仇外框架决议》通过后，欧盟和相关16国均立法划定言论禁区，“法律所禁止的言论包括：认为屠杀（指屠杀犹太人——引者注）历史根本没有发生过，或者认为那段屠杀历史在方式和范围上并不像普遍认可的范围那么大。”[10]同时，所禁止否认的言论还扩大到否认种族灭绝（战争罪行）历史，以及煽动种族歧视和排外的言论。
　　“左”曾经在中国造成长期的灾难，邓小平同志亦将“文化大革命”称作“封建法西斯主义”。同时，“左”仍然在威胁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颠覆性行为。对于为“左”张目、混淆视听、篡改历史的言论，我们无论是基于对历史负责的考虑，还是基于对未来发展的考虑，都必须立法禁止“左”的言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政治投机和社会心理异化。
　　（三）加强历史教育，主动占领舆论阵地
　　部分青年人对“左”的危害存在极端无知是“左”沉渣泛起的重要原因。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为社会舆论划定禁区，更要主动加强历史知识教育，这是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的必要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总体上体现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但在历史知识信息的大众传播方面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功利主义，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方面选择性屏蔽一些历史事实，对新中国成立后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更是语焉不详。在信息化的时代，对于历史的筛选性传播已经出现了较严重的问题。
　　人们对于历史，尤其是有理想、有文化、有冲动的青年人对于中国现代史必然存在兴趣。对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官方不予剖析，非官方的势力也会予以宣传；官方予以屏蔽，非官方也会开发出绕开屏蔽封锁的方法。这样的后果只有一个：在人民群众接触到这些历史信息之时，我们已经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而此时人们接受到的信息，有可能是真实的，亦有可能是失真、甚至是被刻意扭曲的。当前部分青年人将文化大革命视作反腐败的乐园，将大跃进视作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这无疑反衬出我们的历史教育、政治教育亟待加强。 历史方面，我们必须从消极走向积极，一是坚定信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二是端正态度：正确看待全面解析历史带来的风险；三是加强保障：确保尘封历史被揭开的每一页，都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注脚和有力解读。
　　（四）消除三大不均衡，奠定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结构是反“左”的最根本保障。重构分配方式，核心是解决三大不均衡问题。
　　三大不均衡都涉及利益分配，同时又存在累积效应。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分配不均，而地方财政与民众福利水平更加相关；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发展不均，大多数民众就职于竞争性行业；劳资分配不均，大多数民众无疑是劳方而非资方。我们可以说，三大不均衡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种乘法。当前中国社会三大不均衡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社会心理，是社会的怨气、不满、失望的根源，是部分人的过激言行、思想的根源，是社会中逐步积累的戾气和暴力倾向的根源。
　　调整三大不均衡，关键在于顶层设计。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配不均衡，起源于分税制改革，当前亦应该由中央部门重新调整税制，在这一经济利益分配领域的最关键问题上让利于地方。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发展不均衡，源自于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应一方面重新沿用1992年后的“国退民进”之思路，加速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以行政权力约束垄断企业的定价和福利发放，让利于竞争性行业。劳资分配不均衡、不公平，源自于劳动者维权组织建设相对滞后导致的劳动者博弈能力低下，应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加速全面推进工资

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维护普通劳动者利益。
　　调整三大不均衡，难点在消解既得利益。只要存在利益不均衡分配的现象，就必然存在利益相对受损的一方和既得利益的一方。目前看，三个领域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一方都在权力、话语权方面占有强势，构成了进行大幅度改革之最大难点。但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如果当前利益分配不均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则“左”的土壤难以根除。若错失调整时机，“左”必然难以遏制。历史经验表明，“左”的斗争思维、清算思维一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最终结果必然是既得利益方在大规模动荡中玉石俱焚。只要看到这点，我们就可以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推动既得利益方主动调整分配结构。
　　五、结束语
　　邓小平曾言，“‘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但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9]249应该说，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我们的一条既定路线。
　　但任何事物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任何矛盾都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现在看来，“左”已经发展为一种具有破坏力的思潮，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了威胁，反“左”应该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无论是对于思想领域的清理，还是对于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我们都必须更加强调加快顶层设计。
　　反“左”是继续改革的前提。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社会中不满情绪仍然在累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充裕。对此，我们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不进则退，其逆否命题亦应被重视：改革开放不退则进。只有反“左”，我们才能确保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才能确保中国各领域改革不断推进——这样的结果是从根本上消除“左”的生存土壤。可以说，只要反“左”，改革开放必然在封闭退路后继续前进，并形成反“左”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还需说明，我们之所以在“左”上面加上引号，就是为了和一般意义上的左派有所区别。如果中国的“左”能够在某一天不用加上引号，则是民族之幸，世界之幸。“左”本身就是趋向于极端的，就是冒进、冒险的，就是与和谐社会建设格格不入的。“左”和极“左”，有程度上的不同，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我们希望在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不要在反“左”还是反极“左”的问题上浪费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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