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阿特伍德；加拿大历史；“左手书写”
　　摘要： 当代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文学作品《盲刺客》，以蔡斯家族史见证加拿大自独立以来的历史。阿特伍德在这个历史书写过程中，一方面描写了加拿大民族性格中的受害性特点，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美立场。这部小说还体现出阿特伍德对于历史书写的独特创作理念——“左手书写”，即非正统的、女性的、带有后现代和意识流色彩的书写方式，以此可以看出阿特伍德独特的历史观：历史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过去的存在方式。
　　中图分类号： i106.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
　　the blind assassin: writing canadian history with left handzhang we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key words: the blind assassin; atwood;canadian history; lefthand writingabstract: the blind assassin, a work of margaret atwood,canadian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 is based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chase family to reflect canadian history since its independence in 1867. in this proces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twood describes the victimhood of canada, and also reiterates her stand of anti-america. the book displays atwood’s unique concept of writing — left-hand writing, which is non-traditional female post-modern writing with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atwood's attitude towards history is that history is not only the documentary of the past, but it's the existence of the past.
　　作为在2000年获得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奖（booker）的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自然引起了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WwW.11665.COM一般评论者多从女性主义和叙述学的角度来分析这部小说中的女性成长主题或者结构模式。但是实际上，这部创作于世纪之交的小说更可以从个人和家族的历史中探究阿特伍德对加拿大历史的书写，以及她对于历史书写所持有的独特的创作理念。
　　 家族史：见证加拿大的过去
　　 综观阿特伍德迄今为止的十三部长篇小说，读者会发现她很喜欢“从头讲故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总是试图追忆自己的一生，但是《盲刺客》的女主人公艾丽丝对自己过去的讲述却一直追溯到自己祖父母那一代。艾丽丝为什么不像《女祭司》（lady oracle）中的琼、《肉体伤害》（bodily harm）中的雷妮和《别名格雷斯》（alias grace）中的格雷斯一样从自己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叙述呢？祖父及其纽扣厂在小说中又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
　　 艾丽丝的祖父本杰明·蔡斯创建纽扣厂的时间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这个时间与加拿大摆脱英国殖民获得独立的1867年很接近。从祖父本杰明19世纪七十年代创建纽扣厂，历经艾丽丝的父母那一代，再到艾丽丝去世的1999年，正是加拿大从独立到现在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两次世界大战、劳资矛盾和共产主义等一系列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对蔡斯纽扣厂的影响。所以，蔡斯家族的创业史与加拿大独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基本一致，可以看成是整个加拿大独立后的历史缩影。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发现阿特伍德其实是试图以一个家族的历史再现独立后的加拿大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及它所遭受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
　　 如果说艾丽丝的祖父和父亲分别代表了加拿大勤劳朴实的第一代创业者和步履维艰的第二代继承者的形象，那么她的丈夫理查德则可以视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掠夺势力对加拿大民族产业的冲击和破坏的象征。问题在于，理查德是加拿大人，不是美国人。但是阿特伍德对“美国人”这个概念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她认为“美国人”并不仅仅指的是国籍，更是一种性别和人格属性。在她的另一部小说《浮现》（surfacing）中，无名女主人公“我”虽然已经知道杀死苍鹭的不是美国人而是加拿大人，但她依然说：“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并不重要，他们依然是美国人”［1］。可见，阿特伍德认为即便是加拿大人也可以是“美国人”。“美国人”这个词是所有具备破坏力和侵略性、善于使用大型工具并且冷酷狠毒的人（尤其是男人）的统称。“美国人”的另一特征是他们往往是征服自然和商业竞

争中的“强者”。阿特伍德在她的加拿大文学评论《生存——加拿大文学指南》（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里说加拿大文学中的成功者是按照“国际（美国）标准属于成功的人，他们是狩猎者、士兵和赋有侵略性的金融家。”［2］毫无疑问，理查德就是这样一个极富破坏力和侵略性、在一战以后迅速发迹的成功的投机商，他理所当然地属于阿特伍德眼中的“美国人”的阵营。
　　 阿特伍德这种独特的“美国人”理念实际上来源于她对加拿大民族性的深深关注。长期以来，加拿大在历史上无法摆脱英国的传统，地理上受制于美国。但是自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1926年加拿大获得独立外交权以后，英国对其的影响逐渐减弱（《盲刺客》中祖母阿黛莉娅追求欧洲“高雅情趣”的失败即是这种减弱的表征之一）。与此同时，随着美国的日益强盛，加拿大这个“离天堂很远，距美国太近”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开始越来越受到美国的影响。阿特伍德曾指出加拿大是“一个非帝国的、不强大的，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3］。像加拿大这样一个自身民族特色不是很鲜明的国家，又面临强大邻国全方位、无时无刻不在的文化渗透，如何保持加拿大特性而不被美国同化，是包括阿特伍德在内的许多加拿大有识之士所忧虑的。阿特伍德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是加拿大建构自己独特民族性的一个障碍。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作家，阿特伍德的反美倾向是较为明显的。
　　 与此相应的，《盲刺客》中的“美国人”理查德是完全负面的形象。他不管是对于纽扣厂还是蔡斯家族都是毁灭性的破坏势力。他暗中纵火烧毁纽扣厂、骗取与艾丽丝的婚姻，最后干脆吞并了所有蔡斯家族的厂并宣布其永久性关闭。这直接导致了艾丽丝父亲的自杀。理查德后来又以亚历克斯为筹码欺骗和胁迫劳拉与之发生性关系。劳拉怀孕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又将她关进精神病院并强迫她进行人流，这是导致劳拉后来自杀的重要因素。理查德还接管了象征蔡斯家族传统和过去辉煌的阿维隆庄园，对其进行改造和翻修，完全改变了它原来的面貌。阿维隆庄园既是蔡斯家族的象征，也可以看作是加拿大民族经济和家园的象征。它被理查德改造的经过象征了整个加拿大在美国强大经济文化的破坏和冲击下，其主体性和民族性的丧失。正因为如此，作为美国势力象征的理查德虽然曾是艾丽丝的丈夫，却被她视为外来者、“他者”人。
，艾丽丝从祖父母辈开始叙述意在强调自己家族的加拿大传统。她讲述了从19世纪七十年代初到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来蔡斯家族的故事。小说通过记叙蔡斯纽扣企业和阿维隆庄园由盛而衰的历程反映了加拿大自独立以来的发展过程，以及二十世纪以来战争、美国势力等对这个国家的负面影响。
　　 身手分离：不可靠叙述
　　 以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为缩影来展现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一定时期内的变迁是很多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作家采用的手法。但是阿特伍德的《盲刺客》却带有很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不可靠叙述”。我国阿特伍德研究者潘守文在《论〈盲刺客〉的不可靠叙述者》一文中说：“凭空想象，自由联想，对其他人物任意猜测，成了艾丽丝这个叙述者向读者提供信息的主要方式。”［4］57不过，该文在将艾丽丝界定为“不可靠叙述者”的基础上，又对她的叙述方式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艾丽丝如此长篇大论的叙述，不过是将读者引向这种无聊的悖论之中，戏弄读者罢了。”［4］58
　　 事实上，艾丽丝并无意做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她的讲述特别是对家族史的回忆中有很多猜测和臆想的成分。而艾丽丝本人也承认自己是带着主观性在讲述：“反正我并不是想要真正的事实；我只想把事情用简单的线条明晰地勾勒出来，然后再涂上重彩。”［5］235她同样并不隐晦自己作为讲述者对于历史的操纵权，比如当她回忆起战争时说：“我将结束这场战争——我独自用这支塑料钢笔一举将它结束。”［5］60艾丽丝似乎是在试图传达这样一个意思：我不用太顾及讲述的真实性，过去的人和事已经消失，只存在于我的文本之中，而我要呈现的就是我讲述的故事。现如今，过去只能以我的讲述存在，那你（读者）就将我的讲述当成历史吧。她与其说是在讲述，不如说是在“重构”历史。
　　 被部分读者所诟病的“不可靠叙述”其实是阿特伍德有意为之的，这正是她的后现代叙述手法的体现，即元小说手

、讲述者对事实的重构以及叙述时空上的错杂。这种带有后现代文本主义色彩的讲述方式又来源于阿特伍德一个独特的创作理念：身手分离。她在《与死者协商——作家谈写作》（negotiating with the dead: a writer on writing）一书中提到一篇名为《有五根手指的野兽》的短篇小说。故事中垂死的老人的一只手异常活跃，它擅自写下老人的遗嘱说要砍掉这只手并寄给老人的侄儿。而这只手到了侄儿那儿也照样不安份：会自己写信，并签上侄儿的名字。“这是一只脱离了书写者，自顾写字的手。”［6］43
　　44这只带有异常魔力的手不再只是作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受主体的支配，而具有独立的意志和行动能力。阿特伍德以此说明：拥有书写能力的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越了作为身体某个器官的属性而具备了不受控制的魔力。而《盲刺客》中书写者艾丽丝的手似乎就具有这种魔力：艾丽丝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她写字的手与她身体的脱离，比如她说记录她与劳拉的故事时“仿佛一只脱离了躯体的手，在墙上涂写”［5］425。她在谈到自己的书写活动时又说：
　　 现在我的手头有活。说手头是再合适不过了：有时似乎只有我的手在写，而不是整个人在写。似乎我的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即使从我身上砍下来，它也会继续写下去。它就像用香熏过，施过魔法的某种埃及人的崇拜物，或者像干兔爪——人们把它悬挂在汽车反光镜上以求平安。尽管手指患有关节炎，我这只手近来还是显得异常灵活，似乎欲罢不能。当然，如果让我平心而论，它的确写下了许多不该写的东西。［5］310
　　艾丽丝的手似乎与《有五根手指的野兽》里的那只手一样，具有独立的意志和魔力，它能脱离艾丽丝年迈的身躯自行讲述，因此说出了许多艾丽丝不敢说的话。小说之所以一再强调艾丽丝写作时手与身体的脱离，一方面是为了说明讲述、记录或者说书写行为是艾丽丝对自己年过八旬的衰老躯体的超越，即书写是对有限的物质生命的超越，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强调她在《与死者协商》中一再重申的书写过程本身的自主和自足性。换言之，强调写字之手的独立性其实就是强调叙述行为的独立性，似乎这不是由个人完成的，而是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操控下完成的。
　　 也许这股神秘的力量来自妹妹劳拉。《盲刺客》虽然是在劳拉死后写的，但阿特伍德曾说过“死者控制过去，也就控制了故事，以及某些种类的真实”，而写作是“前去死者的国度，将某个已死之人带回人世”［5］178的过程。艾丽丝说：“再没有比无视他们（死者）更危险的事了。”［5］421她要想将劳拉从死者那种“又饥又渴”的状态中释放出来，就必须“去到‘很久很久以前’，必须从这里去到那里，必须向下走到故事保存的地方”［6］171。“那里”就是死者所处的黑暗世界，那里保存着故事的秘密。艾丽丝进行的写作，就是进入这个劳拉所在的黑暗世界里把秘密带出，书中书《盲刺客》《盲刺客》的女主人公艾丽丝的作品名也是《盲刺客》，为避免与阿特伍德的小说名《盲刺客》混淆，本文将小说中艾丽丝所写的《盲刺客》称为“书中书《盲刺客》”。的写成也确实依赖于劳拉在死前留给艾丽丝的秘密。同样，通过艾丽丝的讲述，劳拉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复活。
　　 由以上分析可知，艾丽丝的“不可靠叙述”体现了阿特伍德作为加拿大当代作家的历史书写观。阿特伍德在另一部小说《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中借历史学家托尼之口说：“我们选择一个重大事件，考察其因果，但事件是否重大又由谁来决定呢？我们决定，我们存在于此时；事件的真正参与者却在彼时。他们早已不在了；同时，他们掌握在我们手里。就像罗马斗剑者，他们存在于我们的指间。”［7］121可见，在阿特伍德看来，过去其实掌握在现在的讲述者手里。历史并不是过去本身，它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重新建构。阿特伍德研究专家豪威尔斯（howells）在评论她的历史观时说：“历史是一个带有关键性断节的不连续文本，因此对于事件的不同解释是永远可能的。”［8］77这个观点正好与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对于史料记载的看法一致，他认为对于历史的讲述“总是在为现在的读者重组过去残存的史料”［9］。艾丽丝对于自己的家族史和个人的人生经历的讲述表明书写是对过去的重建，不管是个人的历史还是一个家族甚至整个加拿大的历史。
　　 女性：左手书写历史
　　 艾丽丝在小说中声称：“劳拉是我的左手，我

也是她的左手。我们一起写出了这本书。这是一本左手写的书。”［5］425《论〈盲刺客〉的不可靠叙述者》一文就此提出了“所谓的‘左手’到底在哪儿”［4］59的疑问。的确，这段表述也令许多读者不解。那么，阿特伍德的“左手”到底有何寓意？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再看一下《强盗新娘》。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托尼是个左撇子，她说：“左手表现好也要被藐视，右手却得到嘉奖和鼓励。”［7］154女主人公托尼觉得“自己有个孪生姐妹，同一个卵子分裂但已死了的那一半是她左撇子的那一半”［7］153。但这左撇子的一半蕴含着神秘的邪恶力量，是为社会所不容的。所以托尼从小就被禁止用左手写字，因为“这不是一个为左撇子设计的世界”［7］153。另外，《与死者协商》里提到左手和右手时用的不是最常见的“left”和“right”，而是“sinister”和“dexter”［6］37。后两个词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左”和“右”之意，同时也分别是“邪恶”和“吉利”的意思。因此可以这样说：右手是“吉利”、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可以用来书写的手；而左手则是被这个社会的正统观念所厌弃、被视为“邪恶”的手。可见，阿特伍德的“左手”概念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生理构造上的左手，而是作家挑战社会和自我的另类书写的一种隐喻。从这个观念出发，可以想见，作家的“右手”属于作家身体的一部分，是由作家本人所控制的；“左手”则不受作家身体的控制，而是被她的“邪恶双胞胎”所掌控。用“右手”所写的文字是温和正统和容易被接受的，而“左手”写出来的文字是“邪恶”大胆，不为社会所容的。阿特伍德认为：右手是被普遍认可的用来写字和做其它重要事情的手，左手则是在某种意义上被否定的手。
可以回答“所谓的左手在哪儿”的问题了：左手就是那只具有魔力的、不受控制的（或者说被另一股神秘力量所控制）、能独立书写和讲述的“邪恶”的手。那些不由作者控制的文字都是由这只“邪恶”的左手写的。因此可以说，《盲刺客》中的艾丽丝是被那只不由她作主的“左手”牵引着写下那些讲述她生平的文字，并且艾丽丝写作时与托尼一样也是被“孪生姐妹的左撇子”的那一半——劳拉所控制。并且书中书《盲刺客》的内容也与所有用“左手”与写的书一样离经叛道、引起社会哗然。所以说她的《盲刺客》也是用“左手”——艾丽丝和劳拉的左手写作的。
　　 由上文可知，“右手写作”指代传统的、符合社会一般观念的书写，而“左手写作”指的是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传统的另类书写。在历史上，男性书写一直是主流，女性书写只是这个主流之外的杂音。英语中“history”一词可以拆成“他的”（his）和故事（story）两部分，也就是说长期以来人类的历史都是男性的历史。这不仅仅是说历史是由男性构建的，也说明历史是由男性的立场和眼光书写的。从这个角度看，那些用“右手”来写作的作家基本是正统的男性作家，而女性作家总是试图以另一种眼光、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和现实，所以可以说，女性作家是用“左手”写作的。
　　 阿特伍德倡导“左手”写作，是希望男性∕右手记录的历史书写领域加进女性∕左手所写的不一样的声音。就像她把《强盗新娘》中的女历史学家托尼设置成左撇子，就是暗示女性将会以不同于习惯使用右手的男性历史学家的独特的视角审视历史。此处并不是说女作家、女历史学家都是左撇子，而男性作家和历史学家就一定用右手写字，上文已指出，“左撇子”只是对反传统的另类写作的一种隐喻。在阿特伍德成长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加拿大，女性写作是不被认可的：“女人，我被告知，不能从事写作除讣告和女装页以外的东西”［10］，但她还是从事了普遍不被认可的写作事业，从这个意义上看，阿特伍德自身也是一位“左手”书写者。
　　 从《盲刺客》这部作品中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女性的左手写作与一般的讲述区别，阿特伍德大量地运用元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断地在讲述过程中插入对自己所写文本的看法，比如“回头看看迄今写下的东西，似乎显得有点不恰当”［5］343、“原谅我把话扯远了”［5］393等等。在一些习惯于现实主义明确性的读者看来，这种独特的讲述方式会“导致了整部小说叙述失去了重心，冗长拖沓，杂乱无章”［4］59，然而事实上，《盲刺客》本身就不是一部正统的、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后现代的、充满元小说元素的女性书写史。
　　 根据阿特伍德的二元受害

理论，加拿大与美国的对立和女性与男性的对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加拿大是美国的受害者，而女性是男性的受害者。［11］那么加拿大女性就是双重受害者。所以说，作为双重受害者的加拿大女性发出的声音更为可贵。书写是自己生命存在的见证，是对易逝而脆弱的肉体的超越。人的存在不应该仅仅是易逝而脆弱的肉体，而是一种更为持久和永恒的形式——文本。
　　 我的胳膊旁是一堆稿纸：我月复一月辛勤积累起来的文稿。当我完成之后——当我写完最后一页——我将把自己拖出这张椅子，走到厨房，去翻寻一根橡皮筋，或一段绳子，或一条缎带。我将把这些文稿扎起来，然后拆开我的扁行李箱的盖子，把这捆文稿放在其它东西之上。它将在那里等待你旅行归来，如果你确实回来的话。［12］
　　这似乎是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生命转变仪式：艾丽丝结束了自己的肉体生命，开始以另一种文本的形式存在。这是一个犹如蛹化蝶的转变过程。从此以后，艾丽丝就在她自己的记录的文字中静静地等待她的读者。而后者所能了解到的只能是文本中的她，艾丽丝在最后一页写道：“当你读到这最后一页时，那里——如果我在什么地方的话——将是唯一我存在过的地方。”［5］637所以艾丽丝对自己想象中的读者、外孙女萨布里娜说“我将自己交给到你手中”［5］637——以文本的形式。
　　 可见，艾丽丝认为一个人如果能书写自己的故事，她就不会随着肉体生命的死亡而消失，而这记录她的文字将代替她本身而成为她存在。比如她在写到1934年自己结婚时，这样评价当时的自己：“如果那个女孩存在过，那只是存在我的记忆中。”［5］197过去只能在历史中存在，而历史就是一种讲述。再进一步讲，过去变成历史，它的存在形式改变了，而过去和逝者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存在。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真实性其实已并不那么重要，就像蛹化蝶以后，就没有必要再纠缠蛹与蝶两者的相似性。
　　 个人的历史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历史也是一样。既然书写是重建历史的过程，文本是过去的存在方式，那么，阿特伍德觉得，加拿大如果想改变自己与美国关系中的弱势局面，使加拿大的年青后代继承她的传统，想在世界民族之林发出属于加拿大自己的声音，就必须有人像阿特伍德一样去挖掘加拿大的历史，记录、讲述、传承。
　　 对于信奉“我说，故我在”［13］（suarez 230）的阿特伍德来说，讲述∕书写就是存在本身。即使肉体已经死亡，也应该继续用那只魔力之手书写自己的故事。如果能设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书写自己的故事，那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在《盲刺客》的结尾，艾丽丝随着充满了动荡和巨变的20世纪一起逝去了，但加拿大的历史进程还在继续，萨布里娜是蔡斯家族的继承人，也代表了加拿大的新一代。阿特伍德与读者一样相信，萨布里娜最后会选择回归蔡斯家族。在这场与理查德的妹妹威妮弗蕾德之间旷日持久的对后代的争夺战中，艾丽丝最终会在死后胜出。这无疑寄托了阿特伍德对现今崇尚美国时尚的加拿大青年人身份归属的希望。
　　 也许阿特伍德就是选择在20世纪结束时，借《盲刺客》将家族与国家的命运、个人与民族性格联系起来书写一段加拿大历史。豪威尔斯说：“加拿大和加拿大性生成于阿特伍德小说的文本空间里。作家植根于某个地方，而阿特伍德的地方是加拿大。”［8］20如果说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们是用正统的右手记下了他们的家族和社会的历史，那么阿特伍德这位后现代主义作家是用不同于现实主义作家的另一只手——左手书写了加拿大历史。她用左手书写加拿大的历史和现在。再扩大来看，阿特伍德自己的文学创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延续至今，而这段时间正是加拿大民族主义兴起和加拿大文学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阿特伍德通过自己的作品在国际文坛上发出了加拿大女性的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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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潘守文. 论《盲刺客》的不可靠叙述者［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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