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通牒游戏；公平理论；神经机制；成本价值说
摘 要： 在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名誉道德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成本价值说。该假说认为人们决策时会衡量理性和情感行为价值，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决定我们后续的行为。通过对最后通牒游戏中的影响因素和内在神经机制的总结，论证了成本价值说的合理性，并对成本价值说的后续研究提出展望。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1007407
new interpretation of ultimatum game theory: cost value theory
wang qiang, xuan bi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ultimatum game; fairness theory; neural mechanism; cost value theor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equity theory, expectancy theory and reputation and morality theory, the cost value theory was put forward, claiming that people will consider the cost of rational and emotional behaviors, and when one of them becomes the dominant role, our subsequent behaviors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factors and internal neural mechanisms in ultimatum game,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st value theory and propose the future outlook about continued research of the cost value theory.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总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WWW.11665.cOm1982年，güth等人为了验证其正确性，提出了最后通牒游戏（the ultimatum game，ug）。在游戏中，有两个玩家，通过掷硬币确定谁是分配者（proposer），谁是接受者（responder）。分配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分配方案。接受者对其分配方案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如果接受就按照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如果拒绝，两人一分钱都得不到［1］。这是标准的最后通牒游戏，随后，又发展为多人和多阶段的最后通牒游戏。自从最后通牒游戏被提出后，就受到了很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一方面它拒绝了理性人的假设，另一方面提出了公平的概念［1-2］。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在经济环境中人的行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因素也开始进入经济学家视野中。随后，心理学家开始对最后通牒游戏中人们的行为决策进行不同的理论阐述，包括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名誉道德理论等，而这些理论或许只能从一方面对人们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行为进行解释，本文在这些理论基础上，提出成本价值说，认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总是使得做出某种行为背后的成本价值最小，否则人们拒绝做出这种行为，也即不仅考虑到理性行为价值的影响，同时要考虑到情感行为价值，当二者中谁占住了主导地位，谁就决定了其后面的行为。接着，本文将从影响因素和内在的神经机制 ［3］等进行论证。最后再介绍其不足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一、理论解释
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利己主义是人们在经济决策中首要考虑的，人们总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有一笔钱，总数为m，假设分配者分配x给接受者（0≤x≤m），自己则获得m-x；对于分配者而言，如果他是理性的话，那么分配给接受者的x只要无限小且x＞0，此时他将获得最大利益；而对于接受者而言，如果他也是理性的，那么只要x＞0，他都选择接受，因为有总比没有的好。是否事实真的如理性人假设预期一样？是否传统经济学中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能够很好的预测人的实际行为？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预期。其中最广为接受的，同时也受到最多挑战的是公平理论。
1.公平理论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分配者将分配无限小的金额给接受者，使得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这样他的行为才是理性的；对于接受者而言，如果他也是理性的，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大于零的分配金额，他都应该选择接受，因为有总比没有的好，这样接受者也实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实验结果表明，接受者拒绝任何小的分配金额，甚至低于2美元（总金额10美元）的分配方案也很少接受，使得自己和分配者什么都获得不到［1-4］。针对这个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悖的结果，首先güth等人提出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公平的考虑影响着人们的决策。rabin认为，公平主导着自私，因为接受者通过拒绝行为而去惩罚不公平的
配，这样分配者就倾向于做出公平的分配。根据rabin的观点，如果行为背后的意图是善良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就被知觉为公平；相反，如果意图是敌意的，该行为就被知觉为不公平。而意图的善良与敌意又依赖的是对利益的分配平均。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当接受者面对分配者不公平的分配时，就会产生敌意的情绪，知觉到不公平，所以宁愿选择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金钱）也要去惩罚分配者的不公平行为。
自从güth等三个德国人提出了公平概念之后，随着fehr和schmidt的文章《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以及 bolton和 ockenfels的文章《a theory of equity, 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的刊登，开始掀起经济学中对于社会规范的思考，例如公平、合作、互惠、利他主义和不公平厌恶等因素，使得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人们在经济环境中的行为［5-6］。人们对于公平的追求，换个角度就是人们对于不公平的厌恶。由于人们厌恶不公平，那么他就会思考他人什么时候也会知觉到不公平，从而形成期望理论。
2.期望理论
研究者比较了分配者在最后通牒游戏和独裁者游戏（the dictator game，dg）中的分配行为，认为如果分配者考虑到公平的因素，那么分配者在最后通牒游戏和独裁者游戏中分配方案应该是一致的，近似50%，实验结果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2-7］。harrison和mccabe以及hoffman等人对公平解释表示强烈反对，为此提出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即分配者要考虑到对接受者的最小可接受值的期望［4］。根据期望理论，作为一个理性的分配者，并不能假定接受者也是理性的，所以一个不充足的分配仍然可能被拒绝。只有他相信，这个分配方案并没有低于接受者的最小可接受值，那么这种方案就是最佳的。hoffman等人（1994）的研究，通过强调分配者的财产所有权去操纵分配者的期望，虽然是成功的，但是没有考虑到分配者期望的控制和操纵的满意度。当然对期望的控制，令人信服的是来自harrison和mccabe的实验，通过让被试与自动程序策略地进行博弈，操纵被试的期望以及行为，其结果与博弈理论预测一致，从而否认了公平分享的假设。
设计了一个修改版最后通牒游戏（δ-ug），该游戏范式更好的实现了对期望的操作［8］。在δ-ug范式中，假定分配金额的总数还是m，分配者分配给接受者的金额是x，如果接受者同意，那么此时接受者获得x，而分配者获得金额为m-x；如果接受者拒绝，此时接受者获得δ*x，分配者获得δ*（m-x），其中(为折扣率（0≤δ≤1）。在δ-ug范式中，虽然接受者的拒绝导致两者绝对获得金额折扣了δ，但是此时的相对获得金额x／m-x却不受接受者拒绝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尽管接受者能够对分配金额的绝对大小有一定的控制，但是他们的反应不能够影响到相对金额大小。
在一次的δ-ug范式中，当δ=0时，修改版最后通牒游戏就变成了标准的最后通牒游戏；当δ=1时，变成了独裁者游戏。suleiman认为，游戏者的期望是δ的函数。具体来说，有理由假设在较小的δ条件下，分配者更加害怕作出较低的分配金额，正是由于这种惧怕从而引起分配金额的提高；因此，他假定接受者的效力是由δ决定的，正是接受者的效力影响了他对于最小可接受值的期望水平，因此决定了他接受或拒绝某一固定金额值的概率。其实验结果证明了分配者的分配金额与δ成反比关系；并部分证明了对于相同的分配金额，在较小的δ条件下，分配者更可能评价其被拒绝；决定效力更弱的接受者有着更多的满意感。该实验结果显示在最后通牒游戏中，除了公平因素，期望也起着重要作用。
3.其他理论
除了公平理论、期望理论之外，研究者们还提出其他的理论解释，包括风险规避理论（risk-aversion theory）、名誉道德理论(reputation and morality theory)等。风险规避理论强调，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当分配者作出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他可能面临着来自接受者拒绝的风险。对于那些不愿意冒风险的被试而言，他们更可能倾向于风险规避，采取的措施就是作出公平的分配方案。burnell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构建经济学函数公式［9］，不仅能很好的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佐证。而名誉道德理论是指，人们作出公平的决策可能并不能提高某人的声誉，但是如果表现出自私却有着强烈的负面影响。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名誉，表现出更加公平的行为。还有
就是来自道德的压力，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决策。
上述的理论解释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都有着一定的预测性。在最后通牒游戏的很多实证研究中，分配金额数值都很小。假如金额数值很大时，例如10万美元，此时人们是否还会选择拒绝行为，此时公平理论是否还具有预测性，就有待研究的深入。而名誉道德理论、期望理论只从分配者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并未考虑到接受者的行为。总之，这些理论只从某个角度进行阐述，例如期望理论，强调的是理性因素，而公平理论、誉道德理论突出的是情绪因素的考虑。而实际人们的行为或许考虑了理性和情绪因素两者的作用。为此我们提出了成本价值说。
在成本价值说中，我们认为，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需要考虑这种行为背后的成本价值，它包括两种成本价值，一是理性行为价值，另一种是情感行为价值。前者涉及到在获益情境下，选择接受这种决策行为的主观赋值。后者涉及到在获益情境下，为了满足情感需求，选择拒绝这种决策行为的主观赋值。如果行为成本过高时，我们就慎重作出这种行为，即我们总是做出成本价值最低的行为。例如在经典最后通牒游戏中，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8/2时，此时接受者的理性行为价值2美元，如果接受者主观赋予情感行为价值大于2美元，如果选择接受，即获得2元的理性价值收益，失去大于2美元的情感价值收益，结果行为成本损失最大，所以接受者选择拒绝。如果主观赋予情感行为价值小于2美元，如果选择接受，将获得2美元的理性价值收益，同时失去小于2美元的情感价值收益，结果还是盈利，所以接受者选择接受方案。如果选择拒绝，结果将是损失，这不符合行为决策的价值成本最小的原理，所以还是选择接受。当我们赋予情感行为价值过低，此时理性行为价值变高，那么理性占住主导地位，我们更多的会表现出理性行为，例如面对10万美元或者更大的分配金额时，如果分配者只分配给我们1万美元，此时理性行为价值为1万美元，而我们的情感行为价值主观赋值可能低于1万美元，如果为了满足情感上的公平感受，而选择拒绝接受，那么此时行为价值成本就相当的高，不符合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原则。而此时公平理论却无法进行合理解释。当我们赋予情感行为价值较高时，此时情感占住主导地位，人们或许宁可牺牲看起来很大的利益也要获得情感上的满足，此时人们更多的是选择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这就是成本价值理论的内容。
在一定条件下，根据成本价值学说，人们能够很好的理解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名誉道德理论等。例如，公平理论核心强调的是人们对于公平的追求，厌恶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他们赋予情感行为较高价值，为了实现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原则，所以就容易做出拒绝选择。而期望理论突出的观点是，分配者对于接受者可能接受的最小分配方案的期望。当分配者的分配方案低于这种最小期限时，被试就很可能拒绝。其实期望价值也能够很好的用成本价值进行预测。当分配者在进行分配时，他所考虑的成本价值就是这种期望。一方面分配者要使自己的行为成本价值达到最小，另一方面他也要使他人的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当分配金额值很小时，如果接受者接受，此时分配者的行为成本价值最小，而对于接受者，他选择拒绝时，此时他的行为成本价值最小。为了使两者都实现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原则，或许此时分配者提高分配金额。同样，对于名誉道德，当一个人赋予名誉道德很高的价值时，为了追求情感上的满足，或许此时的他表现出更多的非理性的行为，而不是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他面对更大的经济成本损失时，即此时的理性行为价值很高，那么他就会考虑作出这种非理性决策的意义了。于是，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时，不仅需要考虑到理性行为价值，同时也要考虑到心理情感的价值，并且需要权衡这种行为成本价值大小，而这正是成本价值说的核心。
二、影响因素
1.性别
根据成本价值说，能很好理解人们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性别差异，而现有的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和名誉道德理论等却不能很好的进行阐释。在儿童的最后通牒游戏研究中，murnighan和saxon研究发现，女孩子相对而言更加的慷慨。依据成本价值说，男女赋予理性和情感成本价值存在差异。而schmitt等人研究显示，在女性中，75.5%的女性存在感情判断；而在男性中，只有43.5%的男性感情判断。同时有研究显示，在抑郁、紧张研究中，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加倾向
集中于紧张压力情绪的体验 ［1112］，都说明了女性倾向于情感体验。这使得男性赋予其理性行为较高价值，而女性赋予其情感行为较高价值。所以女性为了追求情感上的满足，更加慷慨。不过也有研究显示，男女性别在分配金额和接受方案方面不存在系统的差异［13］，但对于性别差异的原因和内在机制，还有待于研究的深入。
2.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导致人们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不同的决策行为，其原因得不到公平理论、期望理论和名誉道德理论等很好的解释。而成本价值说却能促进人们理解文化差异导致人们决策不同的原因。roth等人最早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群体在经济行为上存在差异［14］。chuah等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结果显示：马来西亚籍华人的分配者更可能分配更多的金钱给自己国家的接受者，而英国分配者不受影响［15］，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国间的文化不同，马来西亚籍华人以集体文化为主，而英国更强调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的被试赋予情感行为较高的价值，维护的是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实现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原则，所以更容易作出更加公平的决策。而个人主义文化的被试，强调的是个人自己利益，赋予理性行为更高的价值，容易作出对自己有利选择。随后chuah等人于2009年又做了一个实验，实验被试仍然来源于马来西亚与英国，其结果表明，国内被试与国外间被试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其金额分配存在差异。通过事后统计分析，排除了人口统计学和实验条件导致的实验差异，推论相对于国籍因素，文化中的态度不同能更有力的预测人们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行为［16］。根据成本价值说，文化中的不同态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文化中，除了不同文化态度，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文化差异。在chuah等实验中，马来西亚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选择的被试来自首都吉隆坡城市，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家庭经济富裕。这样就排除了经济不同导致的区别，使研究结果的差异来自文化态度间的差异。文化中的态度有集体主义文化态度和个人主义文化态度。集体主义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强调集体价值和利益，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应。所以他们的文化态度就使得其赋予情感行为价值更高，追求的是公平的选择。而个人主义文化态度强调的是个人自身的利益与价值，与他人无关，这样使其赋予理性行为更高的价值，容易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
引力
通过成本价值说，或许能更好的理解外表吸引力对于人们决策的影响。有着美丽外表的人，拥有着更多的无形资源，更可能被用人单位接受，享受着更高的待遇，被称为“美丽贴水”（beauty premium）效应。solnick和schweitzer研究了外表吸引力和性别对最后通牒游戏中决策的影响，最后结果显示与“美丽贴水”效应一致，同时外表吸引的人被分配更多，但对其需求也很大。并且男性被提供更多的分配金额［17］。zaatari和trivers的研究结果与其一致，有着对称身体的男性，由于期望很少的合作，其作出的分配方案金额倾向更少，但女性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没有这种联系［18］。从成本价值理论角度出发，结合schmitt等人的研究结果，男性本来倾向于理性判断，再加上有吸引力的外表，此时期望很少的合作，表现出更加的理性，从而增加理性行为价值，就表现出更加理性的行为，分配给接受者更少的金额。而女性本来倾向于感性，有着吸引力外表的女性，希望得到更多的肯定与赞赏，寻求情感上的满足，结果赋予情感较高价值，表现出更加公平的决策。这一解释弥补了zaatari和trivers不能很好的解释性别差异的原因。
4.社会距离和匿名性
心理学的百科全书定义社会距离为在个体或团体之间所知觉到的距离［19］，表现出社会交往中人们之间的互惠程度［20］。hoffman等人通过设计双盲实验和单盲实验发现，在独裁者游戏中，社会距离影响分配者行为。随着社会距离的减少，分配者提供更低的分配金额［20］。charness和gneezy研究了变化着的社会距离和匿名性在最后通牒游戏和独裁者游戏中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距离和匿名性影响独裁者游戏，而最后通牒游戏却不受影响。社会距离和匿名性对最后通牒游戏的影响，可能与后面所提到的名誉道德因素有关。社会距离的远近和匿名性程度如何，涉及到其对分配者的名誉和道德危险程度，当社会距离较远、匿名性程度较大时，此时分配者的名誉危险和道德压力都很小，根据成本价值学说，此时，理性行为价
值较高，分配者可能表现出更加自私，作出较小的分配金额。当社会距离较近时，此时情感行为价值较高，分配者就可能容易提供较大的分配方案，以满足情感上的需要。
5.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
kagel等人的研究显示，当仅仅分配者知道自己有着较高的兑换率时，分配者此时相对公平，提供平均46.9（100）个筹码给接受者；当分配者有较高的兑换率却不知道，而接受者知道时，分配者提供平均45.7个筹码，而接受者有着34%的拒绝率。当两者都知道不同兑换率且分配者有着较高的兑换率时，分配者提供近63.7%的筹码，否则接受者有着更高的拒绝率。其实验结果很好的证明了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对于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人们行为的影响［21］。而repoport等人完善其实验设计，其结果显示，当接受者不知道分配金额大小时，随着分配金额大小的增加，分配者分配给自己的数额也在递增［22］ 。这些研究都表明了不完全信息对于最后通牒游戏的影响。根据成本价值说，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影响了背后的成本价值评估，如果接受者信息不完全，此时分配者即使作出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接受者也不知道，不担心接受者选择拒绝，使得分配者理性行为价值变高，选择接受后，减去情感行为价值，其结果仍然是正值，符合行为成本价值最小原则，所以就表现出提供更少的分配金额。当分配者信息不完全时，没有办法作出理性判断，此时分配者理性行为价值降低，导致其情感成本变高，容易作出更加公平的决策。同样，对于信息的不对称，如果分配者知道信息不对称并且对自己有利，如果再分配更少的给接受者，此时分配者觉得自己情感上都过意不去，于是主观上赋予情感行为较高的价值，做出看似公平的分配。如果接受者知道信息不对称并且对自己有利，面对分配者不公平方案，此时接受者赋予理性行为较高价值，仍然作出更多的接受选择。当两者都知道这种信息的不公平时，不管对于谁更有利，分配者和接受者都赋予情感行为较高价值，此时更容易产生公平分配。
上述的这些影响因素，可以通过成本价值说做出较好的解释。从一定的程度证明了该假说的合理性。在研究经济学领域中的人们决策和博弈行为时，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学因素和心理动机。
三、神经机制
成本价值说强调的是，人们做出某种行为，总是使得这种行为背后的成本价值达到最小。为此，人们会对理性行为价值和情感行为价值进行主观的赋值与比较。如果存在这种主观赋值与比较，或许能够从神经机制上得到验证。而sanfey等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发现，对于来自人类被试的不公平分配方案激活的脑区有双侧的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和前扣带回皮层（acc）［3］。一般双侧前脑岛的激活与负性情绪状态有关。而关于痛苦、饥饿干渴和自动唤醒的神经成像研究显示的也是该脑区的激活。在情绪的研究中，这个区域涉及到的是对于具体的负性情绪状态的评价和表征。所以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双侧前脑岛的激活可能与对不公平分配方案体验到的负性情绪有关。换句话说，如果情感行为价值较大，占住了主导地位，此时激活了双侧前脑岛区域，所以体验到强烈的不公平感，导致人们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这种不公平的行为。另一方面，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联系到目标的保持和执行控制等认知过程［23］，在sanfey等人的研究结果中发现了这个脑区的激活，由于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导致强烈不公平负性情绪，从认知的角度来讲，有很少的受益总比没有的好，所以为了克服这种强烈的负性情绪，人们就必须提高其认知需求，这样就导致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该结果提示当我们的理性行为价值的主观赋值变小时，此时情感行为价值变高，为了实现行为背后成本价值最小原则，人们有着异常高的拒绝率。同时，根据成本价值说，既然存在理性行为价值和情感行为价值间冲突，那么体现认知和情感冲突的大脑区域将得到激活。而sanfey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前扣带回皮层发生激活。前人研究显示前扣带回皮层的激活反应的是认知冲突［24］。具体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前扣带回皮层的激活可能反应的就是理性行为和情感行为二者间的冲突。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激活了双侧前脑岛、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揭示人们经济决策的内在脑机制。说明人们在做经济决策时涉及到认知和情绪两
方面，共同影响人们决策。这或许能够间接支持前面所提到的价值成本说。当理性价值成本很高时，此时或许激活了前额叶皮层，导致认知动机和理性占住主导地位，此时人们更多表现出选择接受行为。情感成本较高时激活脑岛，这时情绪动机占住主导地位，人们表现出非理性的拒绝行为，或者说是理性不足的行为。而yamagishi等人的研究也显示，单独的情绪也能够诱发人们对于不公平的厌恶情绪，表现出拒绝行为。该结果间接显示，或许情感行为价值很高时，人们会选择拒绝行为以满足最小行为成本的原则。而前扣带回的激活就涉及到这两者的冲突。
最后通牒游戏自从提出以后，就受到了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为了更好的理解其内部机制，我们提出了价值成本说，目的在于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行为背后的机制。目前，最后通牒游戏作为研究公平行为的实验范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国内有学者开始通过最后通牒游戏实验范式，来研究儿童公平行为的发展以及其经济决策行为。由于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努力追求的目标，所以对于公平的研究也将继续开展下去。未来可能将继续使用这个实验范式，来研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平行为，为有关部门献言献策。同时，由于最后通牒游戏本身实验范式的缺陷，缺乏真实性和金钱数额大小的刺激程度不同，导致其实验结果缺乏生态效度，有待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继续完善实验范式，使得更加的真实、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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